德拉克洛瓦的“第三次大屠杀”

翻译肯尼思·克拉克爵士《观看绘画》赏析德拉克洛瓦《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PART 1>>

要想欣赏这幅画,必须要克服许多敌意。因为它的尺寸和戏剧张力,它似乎将沃特·斯科特【译注1】的记忆画在纸面,又满溢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无聊恭维。严肃点儿说,画中有种喧嚣,让眼睛无处休息,难以享受感官上的宁静,而这种宁静来自一块又一块色调,以及它们之间和谐相连的关系。想在卢浮宫里观看德拉克洛瓦的杰作,需要意志的努力。疲惫的游客们,在维米尔的《蕾丝女工》面前震惊不已,我能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我停两分钟,欣赏这幅巨大的、烟雾缭绕的画作,还有它气焰飞扬的邻居《萨达那帕拉之死》,就能慢慢意识到:我正在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相遇,他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凭借自己无上的技艺,落实于颜色和线条之间。

当然,我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判断。正如透纳激发了拉斯金毫无保留、热情洋溢的赞美,德拉克洛瓦也激发了波德莱尔,而这两位文笔华美的仰慕者写下的一些艺术评论,现在仍可以当做文学作品阅读。而且,德拉克洛瓦自己就是出色的作家,亦是达芬奇以降最杰出的解说者。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生气勃勃又智识超人的人物,如同司汤达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要不是他的超群心智让我着迷,也许我不会这么热爱他的画作(我也承认,对于它们,自己有种波德莱尔式的迷恋)。公平起见,在更仔细地观看《十字军》之前,我要先说说他的人生。

他生于1798年,也许是法国政治家塔列朗【译注2】的儿子,成年后,他们两人相貌酷似。他在卢浮宫中的自画像作于37岁,尽管像很多自画像一样,画中人表现出最可亲的一面,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某种能量、某种意志、某种不屑,它们几乎直接暴露于这位出入于上流社会之人的精致外表之下。我们能看出,他那野兽般的表情,用强有力的下颚和狭长的眼睛,抨击他所有的同代人。

《自画像》
“老虎的注意力都在猎物身上,眼中收起光芒,肌肉焦躁地颤抖,而我们伟大的画家却视而不见,他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一个想法上,或者他就想做个美梦。”

老虎。这个词在有关德拉克洛瓦的研究中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也是应有之义。几乎他所有的伟大作品中,都有洒落的鲜血,很多描绘的都是难以名状的屠杀场景。巴黎动物园的喂食时间,他很少错过,而且告诉我们,他感到“幸福感穿透全身”。

《嬉戏中的母虎与幼虎》
【译注1】:沃特·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 1st Baronet,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被视为历史小说的发明人和最伟大实践者。

【译注2】:查理-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以其高超的政治生存能力闻名,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治下,以及波旁王朝复辟、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皆能身居高位。

<<PART 2>>

但是,他的本性中还有另外一面,让老虎有着不寻常的价值。斯宾格勒【译注1】有种说法,叫“浮士德型人”,德拉克洛瓦就是极为适当的典型。也许比《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还要典型。歌德偶然看到德拉克洛瓦为他的长诗巨制所作的插图,认为这些作品“大大拓展了诗作的意义”。

 

 

 

 

在德拉克洛瓦一间相当早期的作品中,他让自己穿上了哈姆雷特的衣服,当然不是表现心志不坚的王子,而是要展示一个年轻的学者,智识的重担让他不堪重负。

随着德拉克洛瓦年纪不断变大,他就越来越不像哈姆雷特了,我想哈姆雷特也会是这样。他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慢慢造就了坚忍恬淡的性格。出于对社会习俗的讽刺和蔑视,他保留了“风流的宝镜”【译注2】。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他是“浪荡子”【译注3】最高级的化身。然而,当他脱下英式剪裁的外衣(他属于最早一批将该式样引入巴黎的人),穿上阿拉伯式的服装,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伟大的悲观主义如何从世界抽身而去,置身于19世纪兴旺、粗俗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之上。他就像布克哈特【译注4】一样,几乎唯一能让他公开鄙视的,就是谈论进步。他知道,我们此前能活下来,实在是侥幸,而他也找不到让人信服的原因,能让我们这么再来一次。

自己在1840年之前创作的三幅杰出作品,他称之为自己的“三次大屠杀”。的确,它们展现出画家对暴力一贯的兴趣,不过其中也体现出他的心理发展。第一幅,《希阿岛的屠杀》(1824),属于极少数画作,这些画仍旧有感动我们的力量,虽然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样,它们描绘的是刚刚发生的事件。

有人记得,这幅作品与安格尔最成功的无聊画作《路易十三世的誓言》挂在同一个沙龙里,我们可以想象,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德拉克洛瓦对于暴君统治的愤慨和憎恶是真诚的,而这些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沿袭了传统。他的第二幅屠杀画作,《萨达那帕拉之死》(1827),更为个人化。波德莱尔说过:“是他灵魂中野蛮的那一部分,完全用来创作他梦中的画作。”不过,这些梦也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因为在暴力和自愿赴死之中,肉体的疯狂不断积累构成的图景,一直是浪漫神话的一部分,从萨德侯爵到艾克赛尔【译注5】都是如此。

他的第三幅屠杀画作就是《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这是前无古人的作品。《萨达那帕拉之死》之后,十年过去了。德拉克洛瓦对于人类命运的看法,改变很多。他已经去过摩洛哥,在那儿,他发现的不是自己梦中的感官狂野,而是远古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他立刻意识到,比起沙龙中装模作样的东西,这要古典得多。他与同时代最典雅的灵魂相交甚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乔治·桑【译注6】,还有他最爱的肖邦,后者的音乐于他,“就像一只羽毛绚丽的鸟儿,在深渊上方振翅”。

《肖邦肖像》by 德拉克洛瓦

然后,他发展出一种历史观,与尼采和布克哈特有着奇异的相似。在法国下议院图书馆中,存放着他此类作品中最杰作的画作,1838到1845年,他负责装饰这里。其中最完整、最为人接受的,就是《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译注1: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德语: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年5月29日-1936年5月8日),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其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声称,世界上曾存在、尚存在九大文化类型,它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心灵。古典文化的灵魂称为阿波罗精神,西方文化的灵魂是浮士德精神。作为西方文化灵魂的浮士德精神,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灵魂。它要超越感觉,在无穷的追求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具有一种坚毅的意志,要征服并粉碎一切可见的阻力。显然,浮士德精神标志着西方人已经突破纯粹的现在的限制,而冲向无穷的未来。”(引号中选自《西方的没落》导读《关于西方文化命运的大预言》,北京出版社2008年颁布,韩炯译。)

译注2:“风流的宝镜”,出自《哈姆雷特》第三场第一幕,奥菲利亚认为:哈姆雷特“有廷臣的仪表,有学者的舌锋,有勇士的剑芒;全国属望的后起之秀,风流的宝镜,礼貌的典型,群伦瞻仰的对象”(梁实秋译)(The courtier‘s, soldier’s, scholar‘s, eye, tongue, sword, the expectation and rose of the fair state, the glass of fashion and the mould of form, the observed of all observers.)

译注3: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点出一个“浪荡子(flaneur)”的形象,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漫游,将自己置身于景象、声音之中,特别是围绕着他的无穷无尽的生命:

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观察者是一位处处得享微行之便的君王。……因此,一个喜欢各种生活的人进入人群就像是进入一个巨大的电源。也可以把他比作和人群一样的一面大镜子,比作一台具有意识的万花筒,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生活的所有成分所具有的运动的魅力。这是非我的一个永不满足的我,它每时每刻都用比永远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更为生动的形象反映和表达着非我。 【注:以上来自《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先生译本】

译注4:雅各·布克哈特(德文: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生于瑞士巴塞尔,并在出生地终老,杰出的文化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布克哈特受到歌德、温克尔曼等人的影响,逐渐偏离了当时历史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过分重视,逐渐形成了以美学、人类学作为观察人类历史和思想的出发点。尼采是他的学生。

译注5:萨德侯爵(此萨德非彼萨德),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法语: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Sade, Marquis de Sade,1740年6月2日-1814年12月2日)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他尤其以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Sadism)”是性虐恋的另一个称呼。

艾克赛尔,Axël,是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一出剧目,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Adam,1838年11月7日-1889年8月19日)法国象征主义的作家、诗人与剧作家。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受到歌德和维克多·雨果的影响,作品中经常有神秘与恐怖的元素,并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著有小说《未来夏娃》(L’Ève future)等书。“Android”(机器人)一词即出自该小说。在《艾克赛尔》中,英雄与公主在神秘的城堡中相遇,两人不打不相识,陷入爱河,畅想未来可以一起经历的宏伟旅程,后来却认识到:生活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满足他们的梦想;于是一起自杀身亡。

译注6: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法语:Alfred de Musset,全名:Alfred Louis Charles de Musset-Pathay,1810年12月11日-1857年5月2日)是法国贵族、剧作家、诗人、小说作家。

乔治·桑(George Sand),原名露西·奥罗尔·杜邦(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1804-1876),法国著名小说家,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具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雨果曾称颂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伟大的女性”。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肖邦曾为她作曲。

<<PART 3>>

德拉克洛瓦这幅画,是受法兰西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梯也尔【译注1】委托,为凡尔赛宫所作,要挂在画家格罗男爵与贺拉斯·韦尔内【译注2】的巨幅作品旁边,表现拿破仑的胜利。德拉克洛瓦选择这样的主题,似乎没有人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虽然他已经十分明显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告诉我们,他总是煞费苦心,用颜色和色调表达画面的意义,在人们解读内容之前,直接影响人的心灵。《十字军》的颜色黯淡、阴郁。城市燃烧的烟染黑了天空,几个十字军在烟云的阴影中,如同一大坨紫色色块。唯一能让眼睛放松下来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浅蓝色,几点红帆点缀其中,就像远方争斗中的号角声。

《十字军》与其他屠杀作品的不同在于,德拉克洛瓦不再从暴力中得到愉悦。野蛮人已经让他失去信心。在他诸多“岌岌可危”的画作中,人们会感到,在诸多层面上,比起油尽灯枯的文明剩余的碎片,破坏者的生命力更有价值。但是在这里,征服者自己就已经筋疲力尽,下议院图书馆中,德拉克洛瓦笔下阿提拉的鲁莽能量再也无法鼓舞他们。

他们望着自己的受害者,眼神悲哀、困惑。他们已经征服了文明的世界,可不知道接下来拿它怎么办。他们要摧毁它,而那是出于完全的尴尬。

“可是你已经将其作为文学称赞了,”读者会说。“作为绘画,有什么好讲的吗?”在法国,这不成其为问题。德拉克洛瓦仰慕培养了莎士比亚、拜伦和沃特·斯科特的国家,可是他的仰慕却没有得到回报。一位巴黎的女主人,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客人从聚会中偷偷溜走,据说是这么说的:“德拉克洛瓦先生真是个迷人的男人,而他画的东西真是让人遗憾。”英国人一直是这个态度,而他的画在这个国家少之又少,我也不觉得情况会发生变化。而且,自从照相术更注重色彩而不是色调之后,他的画拍出的照片都很糟。即便是他的敌人,也认为他是出色的,极为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他将补色并置,从而产生特别的效果,这最终为修拉所发现。有时,别人会误判他的颜色,他们期待它们要么接近鲁本斯,或是威尼斯画派。当然,鲁本斯和提香是他的老师,但是他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不会为了和谐而营造和谐,而是将颜色作为营造戏剧张力的表现手法;再者,他的很多作品主题是悲剧或者恐怖的,因此颜色常有不祥之感。他喜欢将险恶天空表现为青灰色和紫色,尤其钟爱噩梦般的深绿色,因为它是血红色的补色,因此能让我们警醒。波德莱尔写下《灯塔》时,他的心中无疑牢记这一点:“赤血染碧湖,邪魔频发难,密林浓荫罩,绿松常相伴,”【译注3】所有这些,都会在照片中失去,同样不见的,还有他对于颜料的出色把控。德拉克洛瓦的“手书”活力迸发,极富特色,体现在他的每一笔之中,照片中就看不出来了。我喜欢特别近地观看一幅他的作品,享受其中野性的能量,即便是平和的颜色也能体现出来。但在《十字军》中,我能凝视的高度也就是马脖子那么高,因此就能共情那些业余爱好者们,他们喜欢他的小幅作品或是速写,同时还抗拒伟大的机器【译注4】。

德拉克洛瓦本人知道自己的速写是多么生动,然而他写道:“你总得搞坏点什么东西,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他殚精竭虑,要让自己的画面更有活力。如果可以将《十字军》中的细部截取出来展出,比如左侧将要死去的女人,或是巨大的风景中任何一块,它们就会得到更多赞叹。

有一个细节常常从整体构图中拿出来:右侧前景中,趴在伙伴身上的半裸女子。她就是那为人熟知的浪漫主义象征,是脚下的花朵,难怪出色的浪漫主义画家一直对她怀有感激之情。

她的头发和后背,就像越过石头的流水,或者是断开的波浪,启发了罗丹创作《达那厄》的灵感。她同伴扭过来的脸,可能引发毕加索创作了一系列素描。

《十字军》将“戏剧性”一词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毋庸置疑的。当它第一次展出时,就得到了证实,而且波德莱尔用这样的言辞加以赞叹:“在生命的重大时刻,人物姿态展现出无可辩驳的真相。”的确如此,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面对前进的骑兵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有两个女人摆出如此优雅的姿势,而德拉克洛瓦也不是真得要让我们相信她们会这么做。他持有另一种信念:艺术必须在想象力之光的照耀下,重新创造事件,从而展现出诗意。也许,他是最后一位追随贺拉斯【译注5】的建议——“诗如画”——的画家,而这句话让很多二流画家误入歧途。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十字军》,认为它只是表现了诗意化的戏剧,有人不喜欢古典表演风格,也就是基恩和夏里亚宾【译注】那样的风格,他们就会抗拒画中两个拜占庭老人过于夸张的姿势。但是,看到那些十字军,没有人会不受触动,这些人迷茫不解,困在满是愁思的漩涡中,构成漩涡的,是他们胯下坐骑的脖子,他们的旗帜和华丽头盔的轮廓,就像西藏某些仪式中的木偶,而整个漩涡的背景,就是古代世界末日将至的首都。

译注1: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首相,在第二帝国灭亡后,再度掌权,因镇压巴黎公社而知名。

译注2: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1771-1835),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代表作《拿破伦视察贾法的黑死病人》、《拿破伦在阿尔科拉桥头》。

 

埃米尔·让-贺拉斯·韦尔内(Émile Jean-Horace Vernet,1789-1863),法国画家,善于描画战争、肖像,以及东方主义式的阿拉伯主题。

译注3:此处波德莱尔的译文选自刘楠祺译本。

译注4:“伟大的机器”应为照相机。

译注5: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拉丁语: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 公元前8年),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诗艺》,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之一。

译注6:基恩,应为艾德蒙得·基恩(Edmund Kean,1787-1833),英国著名莎士比亚戏剧演员。

夏里亚宾,应为菲奥多·夏里亚宾(Feodor Chaliapin,1873-1938),俄罗斯歌剧演员,有深沉而富有表现力的男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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