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站在时代趣味对立面的艺术

艺术君拿到了前两天介绍给大家的书《这些绘画革了艺术史的命》(The Paintings That Revolutionized Art)原版,用了一点时间,把序言翻译出来,让大家了解这些绘画的意义。以后会慢慢给大家进一步介绍其中的作品。

艺术是人性的普遍表达,它又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之中,并同时展现出它们的意义。艺术像人类一样,不断变化,又冲动于全新的、之前不曾发现的领域,想要发现新的形式和视角。一幅绘画总是可以直截了当诉诸于我们的心灵,任何书写文本都达不到这种效果。它在我们面前展开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或者就是某种感情,别无其他。我们可以与其中的故事、人物或是感情建立联系,探访超越我们当前的时代和理念。

这本书中集合了100幅绘画,它们都是革命性的作品,在艺术史中脱颖而出。它们都超越了固有的边界,并为全新的、前所未见的艺术发展奠定基础。阿雷纳礼拜堂中乔托的壁画就是例证,在这里,他第一次摆脱传统再现性绘画的桎梏,解放了人物的固有形象,为其赋予生命。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绘画《印象三号》同样如此,音乐和绘画在这里融为一体。大胆的技术创新,是其他很多作品令人着迷的原因。比如扬·凡·艾克在《阿诺芬尼夫妇肖像》中使用的油画颜料,或是保罗·乌切罗在《圣乔治屠龙》中的高超透视表现手法。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绘画成为人类文化共同的图像记忆,但直至今日,它们仍然有我们不能解读的秘密,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维米尔神秘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爱德华·蒙克的《呐喊》,还有爱德华·霍珀的《夜鹰》。

【《印象三号》by 康定斯基】

【《圣乔治屠龙》by 保罗·乌切罗】

还有很多绘画,虽然除了专家之外没有多少人讨论,它们同样具备革命性:比如晚期哥特画家孔拉德·威茨大胆创作了《日内瓦湖上的捕鱼神迹》,他在史上首次描绘了有明确指向的地理风貌。夏尔丹直面自己所处时代那种奢华而轻浮的洛可可风格,选择刻画洗衣女工的谦卑工作。而早在安迪·沃霍和贾斯培·琼斯之前,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就用一幅小小的拼贴——《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奉献出波普艺术最早期的作品。

【《日内瓦湖上的捕鱼神迹》by 孔拉德·威茨】

【《洗衣女工》by 夏尔丹】

【《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 by 理查德·汉密尔顿】

编选出100幅革命性的经典绘画,即便按照客观标准,得出的结果也还是比较主观的。人类的艺术创作如此密集,如此多样,对于原创性和创造力的讨论又是如此复杂。本书的选择以艺术史时间发展为序,从中世纪早期,直到晚近为止,以来自欧美的西方艺术为重点,葛饰北斋的《神奈川沖浪里》是个例外。书中没有选择雕刻、手工艺、以及现代的新媒体艺术,而是严格限于绘画媒介(包括木刻)。保罗·克利认识到一个事实:“艺术不会复制可见之物,而是创造可见之物。”这句话精妙总结了艺术作品和复制品之间的差别。与之同理,书中的选择不仅提供了艺术史上一系列重要作品,更体现出艺术家们诸多世纪以来的努力,他们追随自己的远见卓识,大胆尝试,勇于站在所处时代趣味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时代中,他们向全新的疆域迈出英勇的步伐,面对重重困难,他们总是可以表达出言辞所不能抵达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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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首都的欲望挽歌

冬日的黄昏很快降临,波茨坦广场上的噪音震耳欲聋,这是欧洲最繁忙的广场,在人们眼前纵横交错的不仅是城市的交通干道,还有传统和现代的千丝万缕:从地铁里走上来,踩在融雪的泥泞中,还能看到地面上运输木桶的马车,旁边紧挨着第一批高贵的汽车和四轮机动出租车,正努力绕过马粪。好几辆有轨电车同时穿越宽阔的广场,拐弯的时候,拖曳的金属声充填了广袤的空间。车辆中间:人,人,人,所有人都在奔跑,仿佛追赶不上飞跑的时间,他们头顶上是一幅幅兜售香肠、古龙水和啤酒的广告牌。拱廊下聚集着衣着华美的荡妇、妓女,这广场上唯一极少移动的群体,好似网边的蜘蛛。她们脸上蒙着寡妇的黑面纱以躲避警察的监管,不过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她们硕大的帽子,古怪的塔状结构上镶嵌着羽毛。初冬的夜幕降临,路边的煤气灯亮起了绿色的光。

这映照在波茨坦广场妓女脸上的惨淡绿光和她们身后的大城市喧嚣的噪音,正是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想变成艺术的东西。

……

在这个月,希特勒在美泉宫花园散步时遇见斯大林,托马斯·曼差点儿被迫出柜,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为爱疯狂。一只猫爬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长沙发。天很冷,脚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描画波茨坦广场上的妓女。

——《1913 :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by (德)弗洛里安·伊利斯

这就是基尔希纳的《波茨坦广场》。

想要真正体会这幅画,必须了解它的体量。画高两米,宽一米五,也就是说:画中前景两位女子有真人大小。

她们站在波茨坦广场的一个小小交通岛上,灰色的水泥面与水平面至少形成30度角,几乎要将两位风尘女子从这个世界中倾倒出去。右边的女子看上去不到20岁,一身蓝裙,面对观者,面无表情。左边的女人年纪明显更大,一袭黑衣中隐约可见普鲁士蓝。头上戴的黑色面纱,是基尔希纳在一年之后——1914年八月——加上的,此时,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现代全面战争已经露出狰狞的面孔,绞肉机开始启动,吞噬一群又一群年轻的生命,那黑色面纱就是为他们而戴。面纱下,似乎是女人对残酷的战争表现出的厌恶之情。

不过,她厌恶的也许是身后那些男人们。

比起这两个高大的女子,背景里的男人们都没多大个头,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表情,只有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个:一脸讪笑,似乎在评判什么。男人们大都叉着腿,两手揣在兜里,注意力都放在两位风尘女身上。虽然这些男人们都带着礼帽,但有人说:每个公民的头上都还戴着各自的帽子,但恐怕没多久,他会连帽子和脑袋一起丢掉。

画面中还有另外几个女人,衣服都是艳粉色,她们的身份不问可知。背景正中央的建筑也是发橙的艳粉色,这是波茨坦火车站,上面的大钟刚过午夜十二点。火车站旁边,是波茨坦大宅(Haus Potsdam),当时还是办公楼,后来却和德国一起,经历着诡谲难测的命运。

夜深了,虽然看上去正是享乐开始的时光,但是画中却感受不到酒酣耳热,就像直指右下方的锋利街角一样,某种躁动不安、甚至是不详的凶兆,戳着我们的眼睛,扎向我们的心灵。

这凶兆还源于男人们撇开的腿、火车站锐利的檐、灰白的墙、女人们黑色的高跟鞋尖和鞋跟,就连她们头上的羽毛,也变成了一根根枪刺。

街道和画中人物的脸一样,都是绿色的。《头脑特工队》看了吗?绿色是厌恶的感情,绿色代表死亡,代表腐烂,那街道就如同流动不畅而又养分过足的河流,河面上漂浮着不知道有多厚的腐殖物。河上没有桥,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河里游泳。

你希望像那个男子一样,把脚伸进去试探一下吗?耽溺于欲望的人,祝你好运。

现代城市的光线,与街道中的运动一起,带给我全新的灵感。它们让世界中流动着一种全新的美,是任何单独客体中都无法找到的美。

这是基尔希纳曾经说过的话,也是他描绘一系列大型街景作品的肇始。先于他人,对城市表象和深藏欲望的关注,让他在艺术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基尔希纳生于1880年,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群体“桥社”的创始成员。“桥社”解散之后,1913-1915年之间,基尔希纳绘制了一系列大型街景主题画作,风尘女子是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也像这幅《波茨坦广场》中的男人们一样,沉溺在欲望之中。这幅画中的年轻蓝衣女子,以他的女友艾尔娜·席琳(Erna Schilling)为模特,旁边的年长女人是席琳的姐姐格尔妲(Gerda)。基尔希纳在柏林的时候,传说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一战开始后,基尔希纳自愿参军,却在战争中精神崩溃,被送到瑞士的精神病院。到1918年,他定居瑞士,但仍然频频回乡。1931年,他成为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教师,却在1933年被驱逐。纳粹和希特勒上台之后,他的艺术同样被希特勒斥为“堕落的艺术”,将近700件作品被没收、转卖、乃至销毁。

1938年,身处瑞士的达沃斯,基尔希纳对德国的形势忧心忡忡。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他担心瑞士被德国入侵。6月15日,在如今世界各国人士汇聚一堂召开年会的达沃斯,基尔希纳吞枪身亡。

也许,基尔希纳开始创作《波茨坦广场》的时候,只是要表现欲望横流的都市场景,却完全没想到命运之神在其中隐含的战争阴霾。当他发现的时候,战争的恐怖已经深入他的骨髓,直至夺去他的生命。

波茨坦广场,一开始不在柏林市区,原来是五条乡村道路的汇聚点,历史可以追溯到1685年。从那时开始,这里一直都在野蛮生长。缺乏规划,也就意味着没有限制,它和成为新帝国首都的柏林一起,高速发展,狂放不羁。

最辉煌的日子,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时,波茨坦广场成为欧洲最繁忙的交通中心,也是柏林夜生活的心脏。基尔希纳画中的波茨坦大宅,几经转手,到此时已经更名“祖国大宅(Haus Vaterland)”,变为纸醉金迷的游乐宫殿。里面有容纳1196个座位的电影院,有世界上最大的咖啡馆,还有数不胜数的主题餐厅。这座销金窟和波茨坦广场一起,成为柏林的象征,与纽约的时代广场共同举世闻名,成为传奇。

然而,在传奇背后,人们似乎对潜在的、乃至已经付出水面的危险置若罔闻。大概越是危险,人们就对未来越是绝望,干脆就用更多的欲望来麻醉自己吧。抗战时期,上海的租界天天马照跑,舞照跳,不就是这样?

二十年代末的柏林,在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眼中,是这样的:

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间、游艺场、小酒馆如而后春笋般地出现。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自己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年人;每个中学生都想挣点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纵然斯韦东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性爱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

于是,纳粹来了,二战来了,开始时节节胜利的闪电战,慢慢变成了一天天的败退,变成了一颗颗掉在波茨坦广场上的盟军炸弹,因为这里是纳粹影响最典型的地点,“祖国大宅”也就被炸得只剩下几面墙。

盟军占领之后,美英和苏军各自占领区在波茨坦广场接壤。战后物资的匮乏,让这个交通汇聚点成为黑市的大本营,可是,人们只要从这个占领区走上几步,进入另一部分占领区,就能摆脱无奈的警察的纠缠。同在分界线上的“祖国大宅”,成为间谍的温床,东柏林人向西柏林逃难的路径,也成为货币和商品的地下通道。

1961年4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横在波茨坦广场当中,这里逐渐荒无人烟,只剩下铁丝网、防爆墙,间或还能听到枪声,那是东德塔楼上的哨兵在射杀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这些场景,在斯皮尔伯格的新片《间谍之桥》中有重点表现。好电影,推荐。)

波茨坦广场和德国一样,不情愿地成为冷战的牺牲品。1970年代,“祖国大宅”也被拆除。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合并。

两德合并之后,波茨坦广场重新焕发生机,这里成为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现在的波茨坦广场,高楼林立,写字楼、住宅区、商业区此起彼伏,在这些或雄伟、或新奇的建筑中间,是一大片草坪,这里原本树立的,就是基尔希纳画中的火车站。

只是不知道草地上的年轻男女们,是否了解这片广场的历史和命运?或许当他们看到草坪里这道柏林墙的痕迹,还能想起课堂上讲述的过往。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基尔希纳的《波茨坦广场》中,虽然有十来个人,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完全隔膜,没有任何互动,即便是小小安全岛上的两个女人,两双高跟鞋似乎绞在一起,主人却丝毫没有眼神、语言和动作的交流。 在日本“剧画”祖师爷辰巳嘉裕(日语:辰巳 ヨシヒロ,英语:Yoshihiro Tatsumi,1935年6月10日-2015年3月7日)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场景,他喜欢描绘主角在攘攘人流中行进时的情形,构成人流的个体,每一个与其他人都没什么关系,同样是彼此淡漠、忽视,毫不关心,下面是典型的一张截图:

更有兴味的是,辰巳嘉裕画笔下的众多主角,同样被欲望所困,然而最终同样难逃悲剧的命运,就像《波茨坦广场》中的那些男子,不知有多少要成为战壕里、泥泞中飘荡的幽灵。

人是难以摆脱欲望的。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都在跟自己的欲望做斗争,有的胜了,欲望升华成艺术品,有的败了,欲望沉淀成艺术品;实际上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人构成的城市,更是难以摆脱欲望的。每个时代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波茨坦广场,都有男男女女在广场上唱着欲望的挽歌。

这挽歌,献给与基尔希纳同时代诗人格奥尔格·海姆的《城市之神》:

一片楼房之上,他盘踞而坐,

风将所有的黑尘吹满他的眉梢。

怒气冲冲,他独自凝视远方

最后几栋房子消失在大地尽头。

傍晚时,魔王巴尔的腹部红光闪闪,

大城市们如唱诗班跪在他面前。

教堂的钟垒成巨大而荒诞的一摞,

向他顶起,来自黑暗的尖顶之海。

乐声隆隆,人们跳起女神侍从的舞蹈,

这百万之众在街上曼舞又大声喧哗。

烟囱吐烟,工厂吐云,

贴在他身上,就是那焚香般甜味的蓝雾。

风雨郁结在他的双眉之间,

黑夜沉压于昏暗的傍晚之上,

暴雨之风开始振翼,仿佛巨型秃鹫在高空俯瞰,

从他巨大的头发中、带着他恐怖的狂怒俯瞰。

他将自己的屠夫之拳冲向黑暗,

用力挥动。一片火海

在一条街道中蔓延。炙热的烟在街道中咆哮

将其吞噬,直到清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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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艺术君对于颠覆艺术史的画作《波茨坦广场》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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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14幅画中有何种颠覆性的力量?

那些革了艺术史的性命的画,你认识多少?

有一位朋友在评论中认出了10幅,很厉害!

接下来艺术君告诉大家它们都是谁的、是什么作品,其中不少艺术君都曾经介绍过,在作品下面会列出以前的相关内容,没有介绍过的,艺术君以后会加以说明。

1、《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by 透纳

透纳作品中,光线在其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主宰,一切都融于一片光辉之中。在他这些作品里,浪漫派的诗性也在此第一次找到了它完美的形象。

2、《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by 克里姆特

3、《尘世乐园》by 博施

关于地狱的恐惧,曾经萦绕于中世纪人们心灵之中。一个艺术家成功地将这么多种恐惧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形象,这还是第一次,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这一项成就大概只能恰恰出现在那一时刻,那时旧的观念仍然强大,而近代精神已经为艺术家提供了把他们所看见的事物表现出来的方法。

4、《X 夫人》(又名《皮埃尔·戈特雷奥夫人》)by 约翰·辛格·萨金特

5、《戴珍珠耳环的少女》by 维米尔

维米尔的画可以将所有与自身冲突的事物放在一起。互相冲突的行为,常常会让我们之中有些人感到分裂或是瞻前顾后;现在,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幅真实的画面,却与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截然相反。黑色背景,常常用在宗教作品中,现在表现出画面的永恒。以肩部为界线,这模特姑娘要与世界摆脱任何联系,接下来她会完全忽视世界的存在。

6、《阿尔诺菲尼夫妇肖像》by 扬·凡·艾克

凡·艾克对油画材质的掌控无可比拟,这让他可以再现光、反射和造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这种技法被后来大量热情的尼德兰跟随者学习、采纳,并影响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最著名的就是乔瓦尼·贝里尼的艺术作品。

7、《犹滴杀死荷罗孚尼》by 阿尔特密西娅·真蒂莱斯基

三个人,六只手,一把剑,一个头颅一腔血。光影的对比强烈,更强烈的,是这暴力场景的血腥,还有三个人动作中的激情。

8、《草地上的午餐》by 马奈

9、《创造亚当》by 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是一个极致的人,他的极致,就是将自己笔下、凿下的人表现到极致。他就是自己笔下的上帝,这上帝点醒的,就是广义上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意识,是人以自己为主体、是“以人为本”这一永远应被称颂、传唱下去的理念,是亚当代表的整个人类。

10、《尖叫》by 蒙克

蒙克的构图力求简洁,吝于使用元素,而且只保留少数几种形状,这些形状充满流动感,令观者难以找到凝固之感。这正是蒙克选择它们的原因。现实像海潮一样退去。剩下的只有焦虑感,存在他两手之间的空洞之中。

11、《有大松树的圣维克多山》by 塞尚

塞尚不再纠缠于他所绘制的对象的具体细节,而是转而用色块表达形体和图像结构,去深入探索和发掘自然事物的几何图形本质。他希望找回印象派已经失去的秩序感和平衡感,印象主义者因为专心于飞逝的瞬间,使得他们忽视自然的坚实和持久的形状。

12、《逮捕基督(阿雷纳礼拜堂壁画局部)》 by 乔托

13、《蒙娜丽莎》by 达·芬奇

我们试图从她的眼睛寻找答案。它们执著地盯着我们,深不可测,目不转睛。和他的嘴角一样,那眼角也融合在柔和的阴影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模特被人画像时,都应是稍微避开被人的眼神,而这里的蒙娜丽莎,却并不回避,大但面对,仿佛不是我们在看她,而倒是她在仔细地端详着欣赏着我们!

14、《波茨坦广场》by 基希纳

先到这里,敬请期待艺术君的后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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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价值在于解决人性的问题,那么科学的价值呢?

 

很多人都问艺术君:你以前是做 IT 的,为什么要转而做艺术普及的事情呢?简略的回答是:艺术有可能解决人性的问题,而技术不能。(想看长篇大论,请看艺术君的自白。)

科学技术的价值,古往今来是众多哲人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欧洲诸国借助科学的发展,结合国内的帝国主义,掠夺世界上其他落后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从那时起,很多古老的文化和宗教就开始将科学技术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个怪物必将亡国灭种,使自己的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真是这样吗? 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一定是互斥的吗?难道不能共存吗?

在科学面前,人类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么孜孜不倦地研究科技发展,真的是在飞蛾扑火、自掘坟墓吗?

科学技术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上述问题,当你读过下面这篇《科学的价值》之后,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这篇文章是艺术君昨天推荐的《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后记,是费曼先生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相信有不少艺友是真正在做艺术的,艺术君希望大家能注意其中这样一段话:

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科学和艺术,也许可以离得更近一些,甚至互相融合,这,就要靠大家了。

突然想起来,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十九世纪的艺术中,科学一直是绘画中的重要主题,从地球仪到地图,从三角板到六分仪,从霍尔拜因笔下的大使,到意大利主教的书房,这些科学器具都象征着作品主人公的博学多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主题在艺术中慢慢消失了?

文章有点长,建议大家多花一点耐心读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费曼是人类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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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这种享受在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及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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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摘录文字内容,版权归《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出版社所有】

 

为什么NASA 曾是“小而美”的反面典型?

 

如今,我们国家事故频发,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密集,深究背后的原因,管理失职乃至失控恐怕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叠床架屋的组织结构,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导致信息在一次次传递中,不断丧失其准确性。艺术君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津港那样的事故,但是,魔鬼却在一个个细节中向我们走来。

艺术君曾经做过项目经理,当时算过一道算术题:如果信息传递三次,每次准确率为90%,到最后一次的信息,只能保证 72%的准确率了。这还没有考虑故意漏报瞒报的情况。

如果艺术君告诉你:NASA 曾经也是这样,你可不要惊讶。(现在是不是?不好说吧。)

费曼的自传性书籍有两本,一本是前两天推荐的《别闹了,费曼先生》,另一本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第二本着重讲两件事:他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的经过。

很多人大概已经不记得这次事故了。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由于发射时右侧的航天飞机固体助推器的O型环碎裂,在发射后第73秒时解体并导致所有7名成员罹难。该事故中遇难的宇航员克丽斯塔·麦考利夫是太空教学计划的第一名成员。她原本准备在太空中向学生授课,也因此有许多学生也观看了挑战者号的发射直播。一项民意调查的研究报告显示有85%的美国人在事故发生后一个小时内,就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的新闻。

这次灾难性事故导致美国的航天飞机飞行计划被冻结了长达32个月之久。

事故发生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下令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罗杰斯委员会,负责此次事故的调查工作。罗杰斯委员会发现:这次事件的关键因素,在于NASA的组织文化与决策过程中的缺陷与错误。自1977年开始,NASA的管理层事前已经知道:承包商设计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在O型环处存在着潜在缺陷,但NASA却未曾提出过改进意见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更为过分的是:他们忽视了在当天清晨时,工程师对于低温下进行发射的危险性发出的警告,且未能充分地将这些技术隐患报告给他们的上级。

在《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一书中,费曼在调查中发现:工程师认为本次发射的失败风险为百分之一,而 NASA 高层的风险概率为十万分之一,相当于每天发射一次,连续发射300年不会出错!为什么会这样?

费曼在书中专门分析了他观察的现象,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看看这段摘录,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也许能够重新思考自己的组织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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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NASA会有这么严重的信息阻滞?

当NASA一开始要登月时,这个宏伟的目标使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极度兴奋。他们并不知道这目标能否达到,但每个人都全力投入,大家通力合作。

我在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里有过同样的经历。紧张和压力使得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比如,引爆装置出了毛病,每个人都知道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没了它,原子弹不可能爆炸。于是,大伙想出各种点子。当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时,大家都欢欣鼓舞。

NASA初建立的时候,一定也是那样——每个人都关心周围人的工作,因为任何疏忽都会导致登月计划的失败。

可是,登月成功之后,NASA突然发现自己早已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在刚刚有了登月这样的辉煌业绩后,怎么可能解散NASA,把这些有功之臣遣散回家呢?于是,就有了一个大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NASA必须让国会相信,有一个巨大的工程,必须而且只有NASA才能完成。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夸大其词(现在看来他们的确那样做了):他们夸大说航天飞机能省多少多少钱,能重复起飞多少次;他们夸大飞行的安全性;他们也夸大这样的飞行能带来多少重大的科学发现。他们说,“只要花这点钱,我们一定能办到!”

同时,下面的工程师们却在叫,“不!我们办不到!用这么点经费是不可能保证那么多次飞行的安全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卡掉许多必要的检验。”

不过,去国会打交道的人根本不想知道这些。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些而还要按原计划向国会报告,那他们就犯了蒙骗国会的大罪!于是,最好的出路就是压根儿对问题不知不晓。用不了多久,这种“对下面的问题最好不知道“的态度蔓延开来,层层报喜不报忧。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报告,“密封圈的问题不解决,飞行就应该停止”的时候,主管人员会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我不想知道这些问题”,“飞行可以继续,否则影响不好”。

他们大概不会明明白白地申明,“别向我汇报问题。”但他们可以不鼓励对话,这样的结果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条文规定上写的什么,而在于当一个人向他的上级反映问题时,得到的是鼓励赞许还是冷冰冰的面孔。如果他得到的是“快告诉我更多的情况”或“能不能试这些……那些……”,他会积极性上升;相反,如果回答是“你自己看着办吧”,用不了几次,他就会泄气地想,“见鬼去吧,关我什么事!”

这便是我的推论;上层的夸张不实与基层的实际状况无法调和,信息交流受到阻碍甚至中断,最终导致高层的管理人员对下边的情况极不熟悉。

另外一种可能是高层人员实际上心里明白,只不过扯谎而已。

我曾经试图找一位NASA的前官员。他现在任加州一家公司的主管。我回加州看望家人时,想找他聊聊。我想问他,“他们都说不了解情况,你觉得这可能吗?这种事怎么调查呢?

他一直没回我的电话。不知他是不愿意理会调查委员呢,还是在NASA受够了,不愿意再牵扯上,或是其他原因。我呢,也忙于其他事,所以没有追踪下去。

好多事最后都没查清楚,比如,NASA前任主任伯格斯因其他的事受审查,职务也被暂时撤销了,由格雷姆替代。但是,在发射“挑战者”之前,伯格斯每天都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许多人找他汇报工作,而他却从不和格雷姆交流情况。我要问,他在那儿究竟做什么,是否还在操纵部下?

我几次提请罗杰斯调查这类可疑的事,我说,“咱们委员会里有律师,有经理,有各种背景经历的人。他们知道如何让一个不愿合作的人讲出真情,我就对此一窍不通。比如,他们告诉我失事的机会是十万分之一,我明白这一定是胡扯,却没想到这类问题在官僚机构中屡见不鲜。我们应该把最大的家伙找来查一查,就像我们审查中层经理似的。”

罗杰斯说, “我同意。”过了一阵,他告诉我,他给那些大头目们发了信,但他们都说没什么可谈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白宫是否对NASA施加了压力。

让中学教师麦考利夫在“挑战者号”上当宇航员是里根总统的主意,意图是要象征国家对教育的重视。里根是在“挑战者”失事前一年的国会讲演上提出它的,如果在第二年的国会讲演时,麦考利夫能从航天飞机上打招呼,那该是多么地给里根长情绪!所以,看上去很有可能白宫从中做了什么手脚。

我调查了很多人,问了很多问题,最终结论是白宫是清白的。

当时,压着摩腾公司同意起飞的穆勒只是个中层经理。假如白宫要告诉NASA“总统要你们保证明天起飞”的话,那么这道命令必须层层下传,直到至少与穆勒同级的人都知道。这样,就会有许多人知道它。但我的调查结果并非如此。

经过这几个月,我慢慢明白了华盛顿和NASA这种机构的风格。我从亲身经历中学到,他们不用明白的指令就能默契地知道该做什么。

在航天飞机这件事上,NASA一直就面对着巨大的压力,要不断地证明NASA的能力和成就。至于里根总统要在国会讲演的时限,应该说是次要的问题了。NASA总是要拚命让航天飞机按时升空的。【是不是想起了我们的成语: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最近我和不少朋友谈了我在调查委员会的情况,也明白了一些以前不懂的事,其中一件是当初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把科尔惹恼了。这是因为我向一个在华盛顿工作很久的朋友问了同样的问题,现在我意识到,这种问法很容易被误解成有意侮辱别人。

在我熟悉的科学研究领域,成功的惟一办法是抛开所有个人的主观臆断,客观地非常严谨细致地看待一切。如果你有个理论,那你必须同时讲清楚它的成功和不足。因此,科学研究有一种内在的诚实。

在其他领域,情况就不同了。比如经商吧,你看见的所有商业广告都或多或少地被加工伪饰以引诱顾客上钩:或夸大其词,或用含混不清的词藻,或把重要的,但他们不愿意你知道的东西用极小的字号印在某个难以阅读的角落。谁都明白广告讲的绝不会是老实公正的话。所以,在推销业,总的来说是没有诚实可言的。

我的父亲有科学家的严谨和诚实,他却是个推销员。我有一次问他,“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做推销员呢?”

他说, “老实讲,我这行里大多数人是不诚实的,他们觉得那是推销的诀窍。但我试图保持诚实,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的。而且,诚实有时也有好处。一些顾客最终会意识到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行骗,他们很看重这条,于是和我建立了长期的业务联系。”

我父亲是个中等大小的制服公司的经理,做得不错,但算不上极其成功。

每次我看到国会议员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我总禁不住怀疑那是他的真实想法呢,还是经过剪裁以讨好选民的。这似乎对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个问题。所以,我常常好奇地想,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在华盛顿做事呢?

那天,科尔自我介绍说他是物理学的博士。我当然以为物理领域的人都是诚实的(大概又是太幼稚了),所以我马上问他我常想的那个问题:“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在华盛顿做事呢?”

这问题很容易被误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你在华盛顿做事,所以你一定是个不诚实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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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界的毕加索”都说了什么?

罗伯特·修斯(Robert Hughes,1938-2012),有“艺术评论界的毕加索”之称,是艺术君十分尊敬的一位艺评家。

他的评论文辞优美,意境深远,又充满隐喻,锋芒毕露。

上世纪70年代,他受 BBC 之邀,制作关于现、当代艺术的纪录片《新的冲击》(The Shock of The New),好评如潮,后又出版同名书籍,洛阳纸贵。此书国内已经有中文版,可惜翻译得实在读不下去。

不过,看好中国艺术市场的人恐怕不会欢迎他。上世纪70年代之后,艺术和金钱资本的联姻,让他十分光火,并对此一直持批评态度,艺术君接下来会介绍他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

今天,带来他最经典的20句话,先开开大家的胃口,有些对于我们的艺术圈现状当有所启示。

关于艺术家:

一个意志坚定的灵魂,就算只给一把锈迹斑驳的扳手;一个浪荡哥儿,给他一间配齐所有工具的修理店;两相比较,前者的成就一定超过后者。

(卡拉瓦乔)在我们的时代大受欢迎,在他的时代无人问津。被拒绝的天才,这样的刻板印象就此流传。

库尔贝笔下一条鲑鱼,其中的死亡意味,要超出鲁本斯画的一整幅基督上十字架。

怀疑也可以充满英雄气质,只要将其放入一个宏大的架构中,比如塞尚那幅老人的画像;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华,是现代性的试金石。

关于艺术趋势:

艺术中没有“进步”之说,只有张力的起伏变化。

你喜欢哪一种?是努力挣扎,试图改变社会规则却最后失败的艺术?还是寻求愉悦和享乐而且成功的艺术?

精湛的技术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今天,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笨拙无能产生的无聊景象。

我们的文化在1980年代丧失的东西,正是先锋派在1890年代获得的东西——热情洋溢、理想主义、自信,相信有很多领域可以探索,最重要的是 :艺术以其最公正、最高贵的方式,能够找出必要的隐喻,正在剧烈变动的文化可以把这样的隐喻解释给它的居民们。

关于展览:

一次理想的博物馆展览,应该是《故园风雨后》这样的小说和《家居与园艺》之类杂志的结合,引发人们强烈而又愉悦的怀旧之情,所念之旧,观众中无人经历过。

《故园风雨后》改编自著名作家伊夫林·沃的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搬上荧屏后大获成功。故事描写了伦敦近郊布赖兹赫德庄园一个天主教家庭的生活和命运,感情细腻真挚,如梦似幻。

关于艺术创作、主题、技巧和形式:

风景之于美国绘画的作用,就像性和心理分析在美国小说中的作用。

描绘鲜花的艺术家是不是起步就比较落后?十有八九。很多人以为:植物之类的主题看上去不那么严肃,只能算是某种放松的画儿,比起风景或是人物来说,只是小儿科。

素描从未死去,它坚持得很辛苦,因为它能满足一种热望,这种热望渴求与我们看到的、而且是想要了解的事物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一种积极的、入木三分的、用手完成的,而且是栩栩如生的联系;而这种热望明显永不过时。

关于新艺术:

艺术的新职能,是坐在墙头上,然后变得更贵。

我从来都不反对新艺术,有些很好,不少都是垃圾,而大部分都处于两者之间。

他们设计的任何东西,都不会阻挡艺术的道路。

关于艺术市场:

任何人都知道,拍卖大厅是维持虚构价格水平的绝佳媒介,因为在公众印象中,拍卖价格就是真实的价值。

露天开采对于自然界的影响,就是艺术市场对于文化的影响。

最后这句,是他老人家对于艺术评论的看法:

在这样的文化中,艺术评论的角色已经令人生厌了:它就像是妓院里弹钢琴的人,对于楼上发生的事情,你根本毫无控制。

怎么样?读完后各位艺友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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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中文文字内容,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如果你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穷尽一生,想要认识世界之美的天才兼滑稽演员

 

穷尽一生,想要认识世界之美的天才兼滑稽演员

2015-10-17

一天一件艺术品

先来看几张速写:

是不是颇有些艺术大师的风范?

然而这都来自于一个半路出家、40多岁才开始学画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

理查德·费曼(英语: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年5月11日-1988年2月15日),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提出了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整化的计算方法,这些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的重要工具。英国杂志物理世界在1999年的民意调查130全球领先的物理学家,他被评为有史以来十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出色的家庭教育,让费曼从小就对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贯穿了费曼的一生。小时候,这种好奇让他读遍了手边所有能够找到的谜题,以至于别人只要一说谜题的开头,他马上就能给出答案;好奇心让他在高中就已经掌握了大学程度的微积分课程,并令他受益终生;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使他越来越想要搞清楚世界运转的秘密,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物理学。在麻省理工完成学士学位后,他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入学考试中获得满分(而历史和英语文学却相当差;无独有偶,1929年,钱钟书报告清华,百分制数学只考了15分,而国文和英文都是满分)。

此后,费曼受邀参加了曼哈顿计划,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费米、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世界一流科学家一起工作,与纳粹展开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科学竞赛。与他合作的科学家汉斯·贝特说:“费曼能做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奥本海默写道:“他是这里最才华横溢的年轻物理学家,……他有着非常吸引人的性格与个性,……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对物理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热烈的感情。”

二战结束后,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讲述物理,幽默风趣、别具一格。他总是能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中发现背后深刻的科学渊源,并用通俗的语言讲述高深的科学道理,他编写的教材也影响了无数人。1986年费曼受委托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在国会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证明出事原因。

至于他的性格,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初识费曼,他的印象是:“半是天才,半是滑稽演员。”后来,戴森对费曼非常了解之后,他把原来的评价修改为:“完全是天才,完全是滑稽演员。”

然而,“天才”二字,绝不是他有如此多成就的理由,如果费曼听到“成就”这两字,恐怕又要摇头了,因为他更看重的是好奇心,是发自内心的兴趣,而不是对社会的什么贡献或者个人的什么“成就”。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曾对费曼说:“你不必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有了这个“社会不负责任感”,费曼从此快乐逍遥自在,连续五次拒绝接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因为他讨厌繁琐的行政事务。(咦,怎么又让艺术君想起了获得诺贝尔奖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某些人要是看到他们这样的言论,恐怕又要口诛笔伐了,然而,正是这两位充满“社会不负责任感”的科学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他们想要满足自己兴趣和好奇心的渴望,让自己成为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文艺复兴人”。

作为艺术相关的微信号,为什么要介绍费曼呢?他亲口说过:

我很想表达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感受很难形容清楚,因为那是一种情感,这很类似一个人对宗教的感觉。在宗教里,有个上帝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只要想到世间外形迥异、各行其是的万物却都被“幕后”同样的组织体、同样的物理定律所管辖,你会觉得这世界一定有种运行的通则。

这是种对大自然数字之美的感情,对于她内在运作方式之妙的赞叹;了解到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都是源自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有感于大自然的美妙和奇幻。这是一种敬畏的感觉——对科学的敬畏。我觉得,透过绘画,我可以和有同感的人沟通这份情感,也许在刹那间,就能提醒他去感受宇宙的荣耀。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要讲述费曼如何接触、学习绘画、最终得以开办个展的过程,其中还夹杂了他如何在无上装俱乐部中研究物理问题、给姑娘们画素描、在法庭为无上装俱乐部辩护、将自己画的裸体画卖给当地气象局等劲爆情节,看似戏谑的情节中,渗透了费曼对于当今科学教育弊病一针见血的理解,对于艺术与科学关系的深入探究——说句陈词滥调,让你能在开怀大笑之余掩卷沉思。

这些故事都摘自费曼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当时,费曼从巴西返回,在巴西时,他还学习了当地的桑巴鼓,与一个乐队一起获得了巴西狂欢节的奖项。

关于费曼的精彩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艺术君特别要推荐书中关于他和另一个锁匠“斗智斗勇”的部分,看到那个故事时,艺术君觉得:如果费曼生活在现在,一定是一个世界一流的黑客!

如果看完这本《别闹了,费曼先生》,别忘了还有另一本自传《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点击【阅读原文】,前往《别闹了,费曼先生》的豆瓣页面。

好了,下面进入节选,有点长,但这一定是一个充满欢笑的阅读过程,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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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就是艺术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 是个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之美。

拜师学画

有一次我到左赐恩家为他庆祝生日,我们又开始了类似的愚蠢辩论,一直辩到凌晨3点。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听着,我们所以争论不休,却毫无结论,是因为你对科学一窍不通,而我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所以,以后星期天我们轮流上阵,我教你科学,你给我上艺术课。”

“好,”他说,“我教你素描。”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在中学的时候,我唯一会画的图就只有沙漠里的金字塔,因为金字塔的构图主要是由直线组成,偶尔我会试试加上棕榈树和太阳。我是丝毫没有艺术天分的。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呢,和我一样差劲,每次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他都会画两团扁扁的、椭圆形的东西,好像两个轮胎叠在一起,然后有一根树干从上面伸出来,顶上是个绿色的三角形——这就叫做一棵树。所以,我跟左赐恩打赌,他一定没办法教我画画。

“当然你得用功学!”他说。

我答应一定会用功,但是还是打赌他没办法教会我。

其实我很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表达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感受很难形容清楚,因为那是一种情感,这很类似一个人对宗教的感觉。在宗教里,有个上帝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只要想到世间外形迥异、各行其是的万物却都被“幕后”同样的组织体、同样的物理定律所管辖,你会觉得这世界一定有种运行的通则。

这是种对大自然数字之美的感情,对于她内在运作方式之妙的赞叹;了解到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都是源自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有感于大自然的美妙和奇幻。这是一种敬畏的感觉——对科学的敬畏。我觉得,透过绘画,我可以和有同感的人沟通这份情感,也许在刹那间,就能提醒他去感受宇宙的荣耀。

事实上,左赐恩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叫我先回家随便画点什么。我试着画了一只鞋,又画了插在花瓶里的一朵花,但都画得一塌胡涂。

我们再碰面时,我给他看我的习作。“噢,看!”他说,“你看,在后方这里,花瓶的线条没有碰到叶片。”

其实我的本意是要让这条线一直画到叶片的位置。“很好,这是一种表现景深的手法,很聪明呢。”

“还有,你没有把所有的线条都画得一样粗细(这也不是我刻意营造的),也很好。假如一张画上所有线条都一样粗细,看起来会很呆板。”课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每次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他却用一种正面的看法教会我其他的东西。他从来不说我错,也不让我难堪。所以我不断尝试,渐渐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我从不满足。

为了有更多练习作画的机会,我还参加国际函授学院的课程。我得承认他们的课还真不赖。一开头,他们先要我画三角锥和圆柱体,练习加上阴影等,课程涵盖了好几种绘画的领域:素描、蜡笔画、水彩画、油画等,课程快结束时,我的兴致却逐渐冷却下来。我画了幅油画,但是一直没寄去给他们。学校不停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学下去,他们真的很不错。

另一方面,我不断练习素描,对素描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假如我在会议上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比方有一次,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到我们学校来, 跟我们讨论加州理工学院是不是应该设立心理系,我就开始画其他在场的人物。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练习画画。所以,我跟左赐恩上课时,确实是很用功的。

可是,左赐恩却没有学到多少物理,他太容易分心了。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课就此结束。

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争论:到底是他教得比我好呢,还是因为我是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我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教一个艺术家了解我对大自然的感受,以便他能描绘出这种感觉。现在我得加倍努力学画,让自己来画出心中的感觉。这是个很具野心的尝试,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别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开始学画画不久,有位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

“你应该到帕沙迪纳美术馆看看。他们开了素描班,有模特儿——裸体模特儿——让学生画。”

“不行,”我说,“我画得还不够好,我会觉得很尴尬。”

“你画得够好了,你应该看看有些人画的那副模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美术馆去。第一堂课,他们只告诉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白报纸以及各种铅笔和炭笔。第二堂课,模特儿来了,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作模特儿的素描,但是一条腿还没画好,十分钟就已经到了。我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已经画好整幅图画,连她背后的阴影也画了。我明白我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慢慢地,模特儿终于在课堂上摆足半小时的姿势了。我很努力地、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画好她整个身体的轮廓。这次还算有点希望,所以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画盖起来,不敢让别人看。

我们要互相观摩其他人画的画,我这才发现他们真的能画:不只画了模特儿,还把所有细节和阴影都画出来,包括她坐的椅子及上面放的一本小书、讲台等等,巨细靡遗!他们每个人的炭笔都“沙!沙!”的,就什么都画好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指望。

我走回去,打算把我的画盖起来。我的画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条线挤在白报纸的左上角,因为之前我都只在笔记本大小的纸上画画,有点成为习惯了。但这时恰好有几个班上同学站在我的画旁边看,其中有个人说:“噢,看看这幅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我不知道他话中确实的意义,但是我深受鼓舞,下一堂课才敢继续上。另一方面,左赐恩不停地告诉我,把画布填得太满的画不是什么佳作。他的任务是,教我不要担心其他人怎么画,他说其他人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不逼你往特定方向走

我注意到老师话并不多,他告诉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画在纸上显得太小了。他反而鼓励我们尝试各种新的画画方式。这让我想到我们教物理的方式:我们有太多的技巧,太多的数学方程式,所以当教授的不停地告诉学生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但绘画老师却很害怕告诉你任何事情。如果你的线条画得太重,老师不能说:“你的线条太重了。”因为有些艺术家正是以厚重的线条画出伟大的杰作。绘画老师不愿意逼迫你往特定的方向走,所以他们碰到的沟通问题是,怎么让学生慢慢领悟出绘画的技巧,而不是单靠传授;但物理教师却老在传授解物理习题的技巧,而不是从物理的精神层面来启发学生。

他们总是不断叫我画画时,要更放松一点。但是,我觉得叫一个刚学开车的人放松驾驶盘,是不大说得通的,也不可能成功。只有当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小心地把事情做好时,才有可能开始放松。所以,我很反对这种不停的叫人放松的说法。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让我们放松的练习,就是画画时不看画纸——目光绝不要从模特儿身上移开,手则在画纸上描绘出线条,却不要低头看自己画成什么样子。

有位同学说:“我没办法不看,我只好作弊,我打赌班上每个人都作弊。”

“我没有作弊!”我说。

“噢,胡说!”他们说。

我做完我的练习,他们都过来看看我画了些什么。他们发现我真的没有作弊:我的笔尖从一开始就断了,因此画纸上除了秃笔的印痕外,什么都没有。

当我终于削好铅笔之后,我又试了一次,我发现我的画别有一股力量,有点滑稽,有点像毕加索的特色,我很喜欢。我很满意这幅画的原因是,我知道以这种方式不可能画得多好,所以这幅画画得差一点也不足为奇。其实所谓“放松”,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本来我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乱画一通”,其实放松真的就是放轻松,不要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

我在绘画班有很大的进步,感觉也很不错。一向以来,课堂上的模特儿都是属于粗线条、没什么身材的那种,不过画起来也蛮有趣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堂课,来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身材的比例恰到好处。而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还是不懂得怎么画画:我根本画不出任何近似这个漂亮女孩的形貌!画其他模特儿时,画得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没什么差别,反正他们的身材都不怎么样。但当你要画一个外貌、身材都这么匀称的女孩时,你骗不了自己——每一笔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行!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很能画的家伙问她,愿不愿意充当私人模特儿,她答应了。“好极了,但我还没有工作室,我得先解决这问题。”他说。

他的画画得实在好,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学到很多;而且我估量绝不再有机会画这样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所以我说:“我家楼下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充当工作室。”

他们两人都同意了。我拿了一些那家伙画的画给左赐恩看,他吓了一跳,“画得没有多好嘛!”他说。他解释不好的原因给我听,但我一直没真正听懂。

在美术馆流连忘返

学画画前,我对于看画从来都兴趣缺乏,对艺术品不怎么会欣赏;只除了一两次,像有次在日本的一家美术馆,看到一幅褐色的纸上画着竹子。对我来说,这幅画的美就在于画家几笔挥毫下,竹子就浑然天成,我可以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流连忘返。

上完绘画课以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意大利参加科学会议,顺便到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参观。我一大早就到那儿,第一个买到票,门一开就跑上楼去。因此,我得以在别人都还没有进来以前,趁着这短短的空档,在寂静肃穆中,独享大教堂的难得乐趣。

很快地,游客全涌进来,人潮闹哄哄地到处流窜,说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我四处逛,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然后稍稍往下看,看到几幅很大的裱框的画。我想:

“哗!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画!”

不幸,我把旅游指南遗留在旅馆了,但是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画没有什么名气了,因为这些都画得不够好。”接着我看到另一幅画,心想:“哇!这幅画得倒很好。”再看另外一些画。“这幅很好,那幅也不错,可是那幅很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觉得除了其中两幅之外,其余的都很不错。

走进一间叫拉斐尔(Sala de Raphael)的展览室,发现同样的现象。我作结论:“拉斐尔的作品水准很不稳定,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有时画得很好,有时却画出一堆垃圾。”

回到旅馆以后,我翻阅旅游指南,在有关西斯廷教堂这部分上写着:“在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下方,有十四幅由波蒂些尼(Bottiecelli)、波路芝奴(Perugino)的画,”

他们都是伟大的画家;“另外两幅则是由不著名的某某及某某所画。”我兴奋莫名,虽然我说不出这些画的名称和作者,我却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佳作,哪些不是!科学家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当艺术家说:“这幅画是杰作”,或“这幅画很差”,而没法解释理由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怀疑他们的说法。我拿画给左赐恩看的时候,情形正是如此。但是,现在我也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拉斐尔的秘密呢?原来在于那里的画,只有少数真正出自这位大师的手笔,其余都是他学生的作品。而我喜欢的几幅,正好都是拉斐尔的作品。我对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信心大增。

后来,我那绘画班的同学和漂亮模特儿来过我家几次,我努力描画,并跟我的同学学习。练习了好几次之后,我终于画了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画——是模特儿的人头像——我为这初次的成功兴奋不已。

卖画的乐趣

我终于有足够自信以后,便开口问老朋友德米屈亚迪斯(Steve Demitriades), 可不可以请他美丽的妻子充当我的模特儿,我会以这幅画像回报他。他笑起来了:“如果她肯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没什么意见,哈哈!”

我很努力地画这幅画,而当他看到这幅画时,他反过来完全站在我这边了:“画得真好!”他赞叹,“你能不能找个摄影师把它拍下来,多弄几份?我想寄回希腊去给我妈妈看!”他母亲还没见过这个媳妇。这真是令我非常振奋,因为我已进步到有人想要我的画的地步了。

另外也发生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有一次,加州理工学院有人办了个画展,我也提供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说:“我们应该替这个画订个价码。”

我想:“别傻了!我不想卖掉这些画。”

“这样画展会更有趣。假如你不会舍不得这些画的话,就订个价钱吧!”

画展结束后,他告诉我有个女孩子买了一幅我的画,而且她想和我谈谈,以对这幅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幅画的名字叫“太阳的磁场”。为了画这幅画,我特地跟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借了一张很漂亮的太阳日冕(solarprominence)照片。由于我了解太阳的磁场如何影响太阳的火焰,所以我想到了描绘磁场线条的技巧(有点像女孩飘动的头发),我希望画些其他艺术家不会想到要画的美丽东西:太阳磁场复杂、扭曲、时疏时密的线条。

我向她解释所有的想法,并且把激发我灵感的那张照片给她看。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参观画展,两个人都很喜欢这幅画。她提议,“我们何不干脆买下这幅画?”

但是,她先生是那种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的人,“再考虑一下吧!”他说。

她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她先生的生日,所以当天就回到展览会场,买下了这幅画,决定在她先生生日那天,给他来个意外惊喜。

那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垂头丧气;最后发现,他后来想买下那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去画展一看,却发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我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很新鲜的启示: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我终于了解到艺术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艺术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而喜,失而沮丧!科学却是普遍性的、宏观的,你不大会跟那些欣赏科学的人有个别而直接的认识。

我更了解到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的人能拥有这幅画,真是有趣极了。

所以,我决定开始卖画。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买画的原因,只是因为“物理教授通常不会画画,这多有趣啊!”

所以我要取个笔名。我的朋友瑞特(Dudley Wright)建议我叫“欧飞”(Au Fait), 在法文里是“完成”的意思。我用英文音译为Ofey,刚好就是黑人拿来称呼白人的字眼。当然,反正我是白人,所以无所谓。

尝试裸体素描

有个模特儿想让我替她画一张素描,但是她没有钱。

模特儿通常都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会来做这一行了。

她说如果我替她画一幅画,她愿意免费当3次模特儿。

“恰好相反,”我说:“只要你免费当一次模特儿,我就送你3张画。”

后来,她把我送她的其中一幅画挂在房间的墙上,她的男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十分喜欢。他甚至愿意出60美元跟我订一幅她的画像(我的行情愈来愈见俏了)。

然后,这女孩还想到要当我的经纪人,四处告诉别人“阿塔迪纳有位新画家……”兜售我的画作,她可以多赚点外快。这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真是有趣呢!她帮我安排在帕沙迪纳最高级的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出我的画,她和百货公司艺术品部门的职员一起挑了一些画——我早些时候画的一些植物(我并不很喜欢的画)——全部裱框。布洛克百货给我一张签好名的文件,上面说我有某张、某张画在那里托售。当然,最后连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那真是我的一大成就:我的画居然在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售!不谈别的,单单是我可以因此而告诉别人,我在艺术领域里也曾经达到颠峰时期,就够有意思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透过左赐恩找模特儿,但偶尔我也会自己想办法。每当我碰到看起来对画画会有兴趣的年轻女人,我就请她们当我的模特儿。但通常我都只画了她们的脸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请她们裸体供我作画。

有一次我去左赐恩家,跟他太太提到:“我从来没有办法让这些女孩裸体摆姿势,我不知道左赐恩是怎么办到的!”

“你问过她们吗?”

“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

下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我问她愿不愿意裸体摆姿势。“当然可以!”她说,就这样了,原来并不那么困难。我想是自己想太多了,老觉得问这种问题有些不对劲。

到那时为止,我已画过很多素描;而在那个阶段,我比较喜欢画裸体像。我想那也不完全是艺术,而是一种混合体,但艺术究竟占多大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左赐恩介绍的一位模特儿,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玩伴女郎,长得既高又漂亮,任何一个女孩看到她,都会十分嫉妒。但是,她却觉得自己太高了,进房间时都半弯着腰。她摆姿势的时候,我试着教她“站直一点”,因为她实在是优雅、引人注目。她听了我的话。

然后她又担心其他事情了:她的腹股沟有凹痕。我要拿出一本解剖学的书来解释给她听,之所以会出现凹痕,乃是由于肌肉附着在髂骨上;而且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凹痕,只有像她这样身材匀称得恰到好处的人才会有。

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是,不管长得多美,每个女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外貌。

我想替她画一幅彩色的蜡笔画,作为一种实验。我想先以炭笔素描,再着上颜色。我以轻松的心情画好炭笔素描,画的时候丝毫不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这是我所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我打消了着色的念头,就让这幅画保持原貌。

我的“经纪人”看到这幅画,决定把它拿去兜售。

“你不能就这样拿去卖,”我说:“这只是用白报纸画的。”

“噢,甭管它,”她说。

几个礼拜后,她带着那幅画回来,画已经裱上了美丽的木框,镶着红条和金边。一幅画裱框后竟然可以美化这许多,真是一件有趣、但会令艺术家为之气结的事。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很欣赏这幅画,她们就去找裱画商。裱画商说有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裱白报纸:先把它浸在塑胶里,然后这样、再那样。这位女士不厌其烦地把画裱好,然后叫我的经纪人把画带回来给我看看!那位女士还说:“我想画家本人会很高兴看到,这画裱好之后是多可爱。”

我当然很高兴。这显示又有人能直接从我的画作中得到快乐,这才是卖画的真正乐趣。

为按摩院作画

有一段时间,城里有几家上空餐厅——你可以在那儿吃中餐或晚餐,跳舞的女孩起先只是上空,过一会就一丝不挂。其中有一家上空餐厅离我家只有一英里半,所以我常常前往光顾。我通常坐在那里,在画有花边的桌垫纸上推演一些物理问题;有时候也会画画跳舞女郎或者是其他顾客,稍微练习一下。

我的太太温妮丝(第三任太太)是个英国人,她倒是很能接受我光顾这家餐厅。她说:“英国男人也常常去俱乐部。”所以,这就有点像我的俱乐部。

餐厅里到处挂着画,但是我都不太喜欢。它们都是用萤光颜料在黑色天鹅绒上画的画,看起来蛮丑的,题材都是女孩脱掉毛线衫之类。我有一幅画,画的是我的模特儿凯丝,画得很不错。我就把这幅画送了给餐厅老板,让他挂在墙上;他很高兴。

结果,送画给他为我带来许多好处——餐厅老板变得十分友善,每次都请我喝东西。现在,每次我到那里,女服务生就会送来免费的七喜汽水。我就坐在那里看看跳舞,做一点物理,准备一下功课,或信手涂鸦。如果累了,我就观赏一下节目,再继续工作。餐厅老板知道我不想被打扰,所以如果有个醉鬼过来跟我搭讪,女服务生会立刻过来把他支开。如果来的是女孩子,他就不会做什么。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他叫吉安奴尼(Gianonni)。

餐厅挂我的画带来的另一效应,是很多人会问起这幅画。有一天,有个家伙过来对我说:“吉安奴尼说,那幅画是你画的。”

“是啊。”

“好,我想跟你订一幅画。”

“可以,你喜欢画什么?”

“我想画一个裸体的西班牙斗牛女郎,被一头人面公牛攻击。”

“嗯,呃,如果你能告诉我你订这画的用途,会对我有点帮助。”

“我想挂在我的店里。”

“什么样的店?”

“按摩院。你晓得,就是一个个小房间,有按摩女郎——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我不想画这个题材,因此我极力劝阻他:“你的客人看到这幅画会怎么想?还有这些按摩女郎感觉又如何?这些男人进到你的按摩院,看过画以后兴奋起来——难道你想让他们这样对待你手下的女孩子吗?”

他不为所动。

“假如警察进来看到这张画,你还能口口声声说你开的只是按摩院吗?”

“好啦,好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得改变主意。

我想要的画是,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们会觉得这家按摩院没有问题;但当顾客看到以后,他会明白。”

“好吧,”我说。我们谈妥了60块钱的价码,然后我开始在这幅画上下工夫。首先,我得想清楚要怎么画。我想了又想,常常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他的主意,画那个裸体的西班牙女郎。

最后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画一个假想的罗马女奴隶,正在为一个罗马的大人物按摩,这也许是个参议员之类。因为她是个奴隶,所以她脸上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情,对未来带着点认命的态度。

我为这幅画下了很多苦功。我以凯丝为模特儿,后来又找了一位男模特儿。我做了很多研究,很快地,我付模特儿的钱已经有80块了,但我不在乎钱,我喜欢有人委托我作画的挑战。最后,我画了个雄壮魁梧的男人躺在长台上,有个女奴隶在为他按摩,女孩穿的袍子遮了一半胸部,另一半裸露着,我把她脸上那种认命的表情画得恰到好处。

我正要把我的杰作拿去按摩院交货的时候,吉安奴尼告诉我那家伙已经被抓了,而且关在牢里。于是我问上空餐厅的女孩子,帕沙迪纳还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按摩院,会愿意把我的画挂在会客厅内。

她们给了我一串名字和地址,还告诉我“如果你去某某按摩院时,找弗兰克,他是个好人。他不在的话就别进去。”或者“不要跟艾迪谈,他对画一窍不通。”

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放在我的旅行车后座。温妮丝祝我好运之后,我就出发往访帕沙迪纳的妓院,卖我的画。

裸画卖给气象局

在前往名单上的第一家按摩院之前,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先去问问原先那家按摩院。也许他们还照常营业,而且说不定接手的人愿意买我的画。”到了那儿敲门,门开了一点点缝,看到一个女孩的眼睛。“我们认识吗?”

她问。

“不,不认识,但是你想不想买一幅很适合挂在进门处的画?”

“对不起,”她说:“但我们已经和一位画家签好约,他正在替我们画画。”

“我就是那个画家,”我说:“你们的画已经画好了!”

原来那个家伙入狱前,已把这幅画的事情告诉了他太太,于是我进去把画摊开来给她们看。按摩院现在是由那家伙的太太和他妹妹在经营,她们对我的画不太满意,想找其他女孩来看看。我把画挂在会客厅的墙上,所有的女孩都从后面各个房间走出来,开始发表评论。

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奴隶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快乐,”她说:“她应该带着笑脸。”

我问她:“告诉我,你在替男人按摩、而他没在看你的时候,你会笑吗?”

“噢,不!”她说:“我的感觉就像她脸上表情显现的一样!但你不应该把它展现在画上。”

我把画留给她们,但是过了一星期的反复质疑之后,她们终于决定不要这幅画。而原来她们不要这幅画的真正原因,是那个裸露的乳房。我解释我已经把那家伙的最初构想淡化了许多,但是她们说,大家对这幅画的想法跟他的不同。讽刺的是,这样一家按摩院的经营者对一个裸露的乳房,竟然会如此矜持,实在很有趣。最后我把画带回家。

我的朋友瑞特是个生意人,他看到这幅画,我便告诉他事情的始末。他说:“你应该把价钱提高3倍。没有人能真正确定艺术品的价值,所以通常他们会想,‘价钱愈高,一定愈有价值!’”我说:“你疯了!”但是,纯粹出于好玩,我买了个20美元的框把画裱好,等待下一个顾客。

有个在气象局工作的人,看到了我给吉安奴尼的画,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画。我请他和他太太到我家楼下的工作室来,他们问起我那刚裱好的画。“这幅要两百美元。”

我把60美元乘以3,再加上画框的20美元。 第二天,他们回来买下这幅画。于是,原本替按摩院画的画,后来就高挂在气象局的办公室内。

上法庭作证

有一天,警察突击检查吉安奴尼的餐厅,逮捕了几个跳舞女郎。有人曾经想叫吉安奴尼停止上空秀的表演,他不愿意。最后整件事闹上法庭,地方报纸都登了这条新闻。

吉安奴尼到处向老主顾求助,希望有人为他作证支持他,每个人都有借口:“我在经营夏令营,如果家长知道我到这种地方来,他们就不会把小孩送来参加我办的夏令营……”或者是“我在做某种生意。如果报上登出来我去过这种地方,顾客会不再上门了。”

我跟自己说:“我是唯一无牵无挂的人,我没理由不去作证。我喜欢他的店,希望它能经营下去。我更不觉得上空舞蹈有什么不对。”于是我告诉吉安奴尼:“好,我很乐意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最大的争议是,上空舞蹈是不是能为这个社区所接受?社区标准容不容许上空舞蹈存在?辩方律师想让我代表社区标准的专家意见。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其他酒吧?

“有的。”

“那么,你通常每星期去吉安奴尼的餐厅几次?”

“每星期五六次。”(报纸上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每周看五六次上空秀。)、“吉安奴尼的顾客涵盖了社区里的那些阶层?”

“几乎什么阶层都涵盖了:有做房地产的、有人在市政府做事,也有加油站工人、工程师、还有一位物理教授……”

“既然社区里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都看上空秀,而且很喜欢上空秀,你是不是说上空秀应该可以为社区所接受?”

“我必须知道你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是什么意思。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被每个人接受,所以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社区居民接受这件事?”

律师提出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律师反对。法官宣布暂停,他们到里面的房间讨论了15分钟,决定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意思,是50%的社区居民都能接受。

尽管我逼着他们想得更精确,但是我也没有实际数字作为依据,所以我说:“我相信有超过50%的社区居民能接受上空秀,因此上空秀应该是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

吉安奴尼暂时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他的案子和另一桩类似的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在这段期间,他的餐厅照常营业,而我依旧有免费的七喜汽水可喝。

举办“欧飞”个展

大概在同一期间,有些人试图在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一点艺术气息。有人捐钱把一幢旧的科学大楼改建成美术工作室,设备和材料全都替学生准备好了,而且还从南非聘请了一位艺术家来推动学校的艺术活动。很多不同的教师都被请来授课,我安排左赐恩来教素描,还有人教版画;我也试着学版画。

有一天,那南非艺术家到我家来看我的画。他提到为我办个展,说不定还蛮好玩的。这回我是在作弊了:如果我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绝不会认为值得为我的画办个展。

“我有些比较好的画已经卖掉了,要我打电话给这些人把画借回来,我会觉得很尴尬,”我说。

“不用担心,费曼先生,我保证你不需要打任何电话,我们会安排一切,把画展办得专业而且没有瑕疵。”

我给了他一张向我买过画的人的名单。我的顾客很快就接到他的电话:“听说你有一幅欧飞画的画。”

“噢,没错!”

“我们计划办一个欧飞的画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画借给我们展览。”当然他们都乐意出借。

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员俱乐部的地下室举行。一切都有模有样,每幅画都有标题,而且借来展出的画都有适当的说明,例如“吉安奴尼先生提供”等等。

有一幅画,画的是绘画班的那位漂亮金发模特儿,我原本想用这张画作为阴影的研究。我把一盏灯放到她腿的高度,往旁边及上方投射灯光。她坐着的时候,我把实际的阴影画出——她的鼻梁在脸部投射出一个颇不自然的阴影,看起来还不太差。我也画了她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及胸部投射的阴影。我把这幅画和其他画一起展出,并且把标题定为“居礼夫人观察镭的辐射”。我想要传达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居礼夫人当成一个有美丽头发、裸露胸部的女人,他们只会想到跟镭有关的部分。

有位名叫德瑞弗斯(Henry Dreyfuss)的知名工业设计家,在画展结束之后,请了很多人到他家作客,包括出钱赞助艺术的女士、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夫妇等等。其中一位艺术爱好者走过来和我攀谈:“费曼先生,请告诉我你是临摹照片还是画真的模特儿?”

“我都是直接画模特儿。”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居礼夫人替你摆姿势作画的?”

艺术家学科学

那时候,洛杉矶美术馆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认为艺术家一点都不了解科学。我的想法是,艺术家不了解大自然的基本通则以及大自然之美,因此也无法在绘画中把大自然的这一面表现出来。美术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对科技多一点认识,应该更熟悉机械及科学的其他应用层面。

所以,美术馆拟定了一个计划,在企业的赞助下,邀请当时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去一些公司参观。艺术家可以随意在这些公司四处走动观察,直到他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作为绘画的素材,美术馆认为,如果有一个懂科技的人可以在艺术家参观企业的同时,居间协调,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很擅于向别人解释事情,而且我对艺术也不完全是外行(事实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学画)。

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从旁协助,我答应了。

跟艺术家一起参观企业,非常有趣。典型的情况是,有人拿个真空管给我们看,里面闪烁着蓝色、扭动的美丽光芒。艺术家兴奋极了,问我他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东西用在展览上,怎样才能让这种现象发挥作用?

艺术家都是些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他们声称自己是艺术家,别人也认为他们是艺术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有个家伙是个特大号冒牌货,总是穿着奇装异服,戴顶大大的黑色圆顶高帽。他老是不清不楚地回答你的问题,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他话中含意或问他刚刚用过的几个字眼,他又把话题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最后,他对这次艺术与科学展览会的唯一贡献,是他的自画像。

其他有些艺术家的谈话,初听起来好像没多大意义,但是他们会尽力说明他们的意念。有一次,我陪厄文(RobertIrwin)一起去某个地方。那是个为时两天的旅程。我们反复讨论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他想解释给我听的是什么,而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有趣而奇妙。

还有些艺术家对现实世界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以为科学家是某种伟大的魔术师,能制造任何东西,他们会说些像“我想画一张三度空间的画,画中的东西全悬浮在空中,发出闪光”。他们想像出自己想要的世界,完全不晓得这样想合不合理。

最后,他们办了一个画展,并请我担任评审委员。尽管其中有些还算不错的作品,是艺术家在参观企业界时激发出来的灵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佳作,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在绝望中赶着交出来的作品,和科技扯不上什么关系。其他评审委员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艰难。我并不擅于评画,我发觉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加入评审委员会。

美术馆里有个人叫塔克曼(Maurice Tuchman), 他真的懂艺术,他也知道我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办过个展。

他说:“知道吗,你以后都不会再画画了。”

“什么?这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不会再……”

“因为你已经办过个展了,而且你只不过是个业余画家。”

往后,虽然我继续画画,但是我已不像从前那么投入和认真,也不曾再卖出任何一幅画。塔克曼是个聪明的家伙,我跟他学了很多。而如果我不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应该可以学到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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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除《别闹了,费曼先生》摘录之外的文字内容,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如果你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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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应该多花时间生活和学习,少花时间工作?

 

一直以来,艺术君有个“妄想”: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为了填补人生几十年的时光,人们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工作,而其中某些工作本来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是为了完成某些工作而在其基础上发明的工作,甚至有些工作完全没有存在的基础。地球上几十亿人,为了这些工作忙忙碌碌,为了所谓的“生存”,却忘记了生活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走得太急,忘记了为何要出发”。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人天生喜欢工作,喜欢成为“工作狂”,可也有不喜欢自己在做的事情的人,不喜欢思考一封邮件该抄送谁不该抄送谁这样的问题的人。那为什么不能让少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以工作为人生意义和追求的人努力工作,然后用他们产生的价值去支持、养活其他人呢?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

“痴人说梦!”你一定会这么想。

然而,二十世纪有两个大师也有类似的想法:伯特兰·罗素和巴克敏斯特·富勒。

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他曾因为自己的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西欧思想,言论自由最勇敢的君子,卓越的活力,勇气,智慧与感受性,代表了诺贝尔奖的原意和精神”。

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1895年7月12日-1983年7月1日),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及发明家 。他最著名的建筑设计是球型屋顶,富勒烯也是其形状类似富勒的球型屋顶而得名。1965年至1975年,设计科学开始得到世人重视,发展迅速,这要感谢富勒的开创。他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实践科学真理,解决人类问题。”所以,他的名字也许翻译成“福乐”更为准确,因为他的一生都在为了人类的幸福快乐而努力。

下面艺术君花了四个小时节译的文章,来自OpenCulture 网站,名为:《伯特兰·罗素和巴克敏斯特·富勒谈“为什么我们应该少花时间工作,多花时间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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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有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观念,他们是:伯特兰·罗素和巴克敏斯特·富勒。两个人都在挑战这样的想法: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有能领薪水的工作,而且我们不能放纵自己的热情和兴趣,除非是为了金钱利益,或是已经有了足以独立生存的财富。罗素在1932年写了一篇文章《闲暇颂》,美国哲学家加里·古廷(Gary Gutting)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有薪水的工作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大量失业的人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我们绝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将工作视为通向其他事物的途径:工作可以谋生,但工作不是生命的意义。”

实际上,无数事实证明,我们为了生存必须做的工作,夺去了我们享受生命的能力,工作破坏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宝贵时间,还破坏我们的环境。罗素的文章指出:“这个世界上完成的工作太多了,工作是一种美德,这样的信条却造成了大量的伤害;在现代工业国家中需要提倡的东西,与一直以来在提倡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所提到的“为懒惰辩护”,从我们对于“工作”一词的定义开始,其特点是首先区分体力劳动和管理行为。

工作是什么?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在地面或是接近地面的地方,改变某种物质相对其他物质的位置;第二种,告诉其他人这么做。第一种令人苦闷,收入低;第二种令人愉悦,收入高。

罗素进一步将第二种分为“下命令的人”和“提供建议应该如何下命令的人”。他认为,后一类工作“称为政治”,不需要了解“建议具体内容针对的领域”,而只是有操控他人的能力,掌握“用语言和文字说服他人的艺术,比如广告”。罗素接下来讨论了社会顶层的“第三类人”——英国地主,他们“比其他工作人士更受尊敬”,“可以让其他人为这些人自己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工作而付出代价”。他写道:地主的闲暇“只是因为他人的勤劳才成为可能。实际上,纵观历史,他们对舒适的闲暇的渴望,正是所谓‘工作之福音’的来源。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以他们为榜样。”【艺术君注:想想《唐顿庄园》,里面的爵爷一家,虽然已经相当开明,但要是没有佃农养着他们,没有厨娘、侍女、男仆、管家服侍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也许会培养出另一个罗素?因为罗素自己就是第三代伯爵。】

罗素强调了“工作之福音”,他指出:“奴役之国的道德”,以及这样的国度统治之下发展出来的种种谋人性命的辛苦劳作,包括奴隶私人财产化、在糟糕的工作环境中每天工作15小时、童工等等,全都“糟糕至极”。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然跟罗素的时代有了很大分别,但即便在如今,当劳工运动终于在社会福利和闲暇时间上有了一些不稳定的成果之后,强加在我们绝大部分人身上的工作仍然与人类的福祉无关,实际上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的,这都是目前仍占据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宣传的成果:如果我们不努力挣钱,不以此去增加他人的利润,我们就会变成懒虫,沦为恶人,无法养活自己——这样的逻辑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撒旦借懒人之手做坏事”,这句新教徒的谚语,罗素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而他在文尾给出了相反的结论:

我们需要这样的世界:一个人每天最多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每个拥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迷其中;每一个画家,不管 ta 的画作水平如何,都可以尽情画画,不需要担心饿肚子。年轻的作家不需要借助耸人听闻或是煽情的情节来吸引大众注意,不必必须用那样的手法完成重要的作品以获得经济的独立,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品味和能力。

我们被迫所做的劳力越少,我们在闲暇时能产生的有益工作就越多,而且我们整体上需要付出的劳力也会减少;这是罗素的看法,因为“现代的生产方法,已经赋予我们所有人享受轻松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为某些人劳累过度,而让其他人挨饿”。

几十年之后,富有远见的建筑师、发明家和理论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同样观点,说了类似的话,反对“每个人都要谋生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富勒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在努力探讨工作与非工作(non-work)的理念。1970年代的《纽约》杂志,有一期以“环境讨论会”为主题,他在其中简要总结:

实际上,如今,一万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能做出技术突破,就足以支持所有人的生活。我们不断发明工作,因为这样的错误理念:每个人必须从事某种苦活累活,因为根据马尔萨斯-达尔文理论,他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

很多人干着脏活累活,挣的钱却少得可怜,另外一些人赚到盆满钵满,干的活却确确实实。创造出过剩的工作,导致冗余、低效、官僚主义的浪费,我们听到太多政治家的抱怨:“我们有检查员,然后人们制造机制,让检查员检查检查员。”这都是为了满足某种值得怀疑的道德必要性,同时让一小部分富人变得更富。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继续教育自己,做让我们高兴的事,富勒指出:“人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是回到学校,去思考他们以前思考过的东西,去思考别人告诉他们‘你必须工作以谋生’之前思考过的东西。”换言之,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自己工作,去做为了得到高质量的生活、实现社会角色而值得做的工作,而不是政府、地主和企业高管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富勒觉得:我们都可以这么做,而且都将因此而同样繁荣兴旺。技术演化出来的进步,让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富勒称这样的进步为“瞬息之变”。《关键之路》(Critical Path)是富勒关于人类发展的一本高瞻远瞩之作,他在书中说:“现在,地球上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孩子,他们的生活标准都有可能像当今的亿万富翁一般。”【艺术君注:“瞬息之变”,原文为“ephemeralization”,是指技术的进步有可能用越来越少的资源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最终,你可以几乎不耗费任何资源,完成任何事情。听起来不靠谱是吗?二十年前,你能想象得到:一本小人书那么大的设备,可以连通世界,帮你查遍百科全书,订好机票,买到油盐酱醋,还能有人给你送上门吗?】

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也许吧。但是,富勒那似乎遥不可及的发展途径,不依靠化石产生的石油、而是走可持续之路的未来发展途径,似乎从未得以尝试;原因有些显而易见而且令人灰心,有些就不那么明显。不管是罗素还是富勒,他们都不打算废除资本主义,或是强调其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他们也没有指明工人阶级的天堂即将降临。(罗素放弃了早期对于共产主义的热情。)圣母大学的哲学教授加里·古廷也没这么想,他在《纽约时报》评论罗素的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这本身不是罪过。”相反,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追求利润绝不会有好结果。但在国家共产主义以及奉供给经济学为圭臬的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之间,有很多中间路线,比如健全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是为人们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反对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的人们,他们共识是:教育应该培养出更多理性思考者和能自我引导的个人,就像古廷说的,教育不应该“以训练工作者或是消费者为主要目的”;同时,出于我们的个人实现,去做我们喜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是某些有钱有闲阶级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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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二代到玩儿鹰的圣人

 

在比利时的根特(Ghent)、列日(Liège)、布拉班特(Brabant),还有荷兰的哈勒姆(Haarlem)地区,有一个圣人,名字是:圣巴夫(Saint Bavon),还有人叫他“根特的巴夫(Bavo of Ghent)”,西文中又被称为 Bavon, Allowin, Bavonius 以及 Baaf。他生于622年,死于659年,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人。

在少数以他为主题的绘画中,有两个特征可以很容易地把他辨识出来:右手的剑和左手的鹰,他是训鹰术的守护圣。

下面这张是十五世纪超现实主义大师博施画的圣巴夫。

不过,从玩儿鹰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他的出身不一般。提笼架鸟儿,那可不是贫苦百姓泥腿子能玩儿得起的。

年轻时的巴夫,是布拉班特的一个贵族二代,放荡不羁。他有一段政治婚姻,育有一女。后来妻子去世,巴夫听到当地名主教阿曼达斯(Saint Amandus)的布道,突然醒悟到财富的空虚,于是散尽万贯家财,扶贫济困,然后就跟着阿曼达斯去他的修道院皈依了基督教,并追随他在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到处巡游传教。

有一天,巴夫在一个小镇上看到一个人,似曾相识,突然,他想起来:这人曾经被我卖为农奴。怀着深重的负罪感,他让那人用锁链拷上自己,带到了当地的牢狱中。

人生的最后时光里,巴夫选择树洞和动物的巢穴作为自己的居所,37岁时离开人世。

回想一下,在各个宗教中,像巴夫这样,前半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半生传教赎罪的人还真不少。

基督教里还有阿西西的圣方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曾贵为王子,高僧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天竺贵族,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

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的《复活》中,主角聂赫留朵夫曾为贵族,后来心中充满道德挣扎;更不要说我们红楼一梦中的贾宝玉了。

也许,只有见过什么叫大富大贵,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空幻虚无?

在人生末年之时,伦勃朗曾经画过一幅圣巴夫的肖像。

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和圣巴夫一样,伦勃朗年轻时的生活同样优渥富足,可谓“新丰美酒斗十千”。那时的他,一定愿意与巴夫“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可惜命运无常,两人同样经历丧妻之痛。到后来,伦勃朗家徒四壁,而他的画却进入更高的境界,更深入挖掘人性的深度和尊严。

这样一幅圣巴夫的画像,人物表情的凝重深沉,以及它的内涵与成就,岂不是可与伦勃朗的一系列自画像等量齐观吗?

(有点儿暗,要想看清那只鹰,请您调亮屏幕。)

时至今日,圣巴夫这个名字最为人熟知,是因为有一幅艺术史上可位列 top 10 的作品,存放在比利时根特的圣巴夫大教堂中,那就是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如果你看过好莱坞电影《盟军夺宝队》,一开头那些教士们保护的作品,就是这幅画。我们改天再说这幅作品。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在东正教中,纪念圣巴夫的日子是每年的十月一号。中世纪时,根特地区人民交税都是在十月一号,所以当时圣巴夫的很多画像中,他还会拎着一个钱袋子。

看看博施画的巴夫,右手伸到哪儿去了?

至于为什么他的左手会架着一只鹰,已不可考,大概又是什么历史的误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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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画另一位浴女拔示巴的故事

创下艺术君单篇文章阅读记录的《西方绘画最常出现的两个老色狼》中,有一个洗澡的女子苏珊娜,以前还讲过洗澡的女神戴安娜,然而还有另一个凡间女子,也常以浴女兼欲女的形象出现,这就是拔示巴。

不过,拔示巴的故事,还要从大卫讲起。

米神雕刻的大卫,英气逼人,崇高雄健,不愧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帝王的胚子。当大卫成为犹太人的王之后,这位英明神武、才华横溢的王,不仅在沙场上战功赫赫,内政事务同样公正而高效,又更是一位文采飞扬的诗人和音乐家。

然而,也许他称得上“一代明君”,但绝达不到儒家“内圣外王”的标准。因为他犯下了一桩罪行,这是连香港古惑仔都不敢违抗的帮规之一,否则五雷轰顶。

话说大卫有一天在耶路撒冷自己的宫殿屋顶上散心,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洗澡的妇人,甚是貌美,向身边下人打听得知:这是佣兵队长乌利亚的妻子,名叫“拔示巴(Bathsheba)”,而且此时乌利亚正在前线苦战。一代明君大卫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传令将妇人拔示巴征召进宫,二人共赴巫山,拔示巴怀上身孕。

洪门有三十六誓,第九誓:不得奸淫兄弟妻女,及兄弟姊妹,犯者五雷诛灭。 人家乌利亚在前线给你卖命,你却在后方如此这般?这兄弟还有的做么?

别忙,大卫的花招还有的是。

大卫听说拔示巴怀孕之后,怕事情败露,下令将乌利亚唤回,并令其回家“洗脚”。

这个“洗脚”是什么回事?看看下面这张图:

《屌丝男士》里面的足浴男神乔杉,心里念想的一直不是足浴,是啥?就是大卫想让乌利亚和拔示巴做的事情。

可惜乌利亚不愿意让大卫管自家闺房的隐私,不过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卫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乌利亚返回前线,并给前线主帅约押带去一封密信。约押展信一看:

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使他被杀。

乌利亚因此战死沙场,拔示巴因此成为大卫的宠妃,并生下犹太人又一个未来的君王:所罗门。

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拔示巴成为西方艺术的常见主题。因为委托人既可以用她来高台教化,警示妇女守贞,自己又可以藉此堂而皇之地将一个裸女挂在家中,时时欣赏。

众多描绘拔示巴的作品中,背景常有一座高塔,上面有一个人影,那就是大卫王;拔示巴常常处于室外空间, 袒胸露怀。如何完美表现裸女,是该主题为众多画家们提出的一大挑战,比如题图中这张Jean-Leon Gerome 的拔示巴。

不过不同画家会刻画她不同的感受。

有的面带笑容,因为明君要宠幸自己而欣喜非凡,比如下面这张:

有的表情淡然,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比如这张阿尔特米希亚·真蒂莱斯基的:

有的略带惊骇,尚未完全领会大卫的意图,比如肉店老板鲁本斯:

今天要重点介绍的,是伦勃朗笔下的拔示巴。

在伦勃朗笔下,这个无辜的女子坐在室内,高光打在她洁白如玉的身体上。这身体温润而有肉感,因她刚沐浴完。这是一个少妇真实而美丽的身体,不是今天从韩国归来的锥子脸娇娃。她坐在那儿,任由老侍女给自己修整脚趾。

左手为了保持平衡,扶在凳子上,

可大概更是要掩饰内心的惶恐,这惶恐来自于她右手中的信笺。

信上的红漆火印,证明它的来处。拔示巴读完了信,似乎要落下泪来,又像在沉思着什么。

是忠于丈夫,还是服从圣王?丈夫只是个佣兵队长,恐怕总有一天有去无回。大卫是我们以色列人英明神武的王,不过现在看来,恐怕也不是那么“伟大光荣正确”吧?但如果不遵从他,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拔示巴在思考的问题,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迫使女性要回答的问题,是选择在宝马车后座哭,还是选择在自行车后座笑的问题。

然而社会发展到现在,真的只有这两种选择吗?

当然不是。

可是伦勃朗的拔示巴却没有那么多选择,实际上,她恐怕根本没有选择——背景中那张大床,上面有绣满装饰的金黄色华丽被褥,已经预示了拔示巴的命运。

在著名的艺术史学者肯尼思·克拉克看来:伟大的伦勃朗,用自己最伟大的女性裸体作品,揭示出拔示巴的道德困境,这是西方绘画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拔示巴(Bathsheba)”这个名字,是“誓言之女”的意思,不知这是《圣经》作者们的无意为之,还是有意反讽?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幅画中并没有推动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大卫,他在哪里?

站在画前,是谁在观看、欣赏、窥视拔示巴的裸体?是你,是我,是他。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拔示巴头上的珊瑚项链,血一般红,这是常见的象征,象征耶稣为人类的救赎而洒下的血。而耶稣,是拔示巴和大卫不伦之恋生下的所罗门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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