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她,这幅《宫娥》将不再是绝世之作

克拉克爵士分析《宫娥》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人物,没有这个人物,《宫娥》将不会有现在这么伟大,从这个意义上,也许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不亚于蒙娜丽莎。

第一部分:讲述视觉印象的全部真相。

第二部分:技术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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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拉斯开兹本人必定会拒绝这么夸张的诠释。他最多也就会说:准确记录事实,让他的皇家帝王满意,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他也许会继续说:年轻时,他就已经可以按照罗马式的风格准确描绘人的头部了,但在他看来,那些头部都没有生气。此后,他从威尼斯人那儿学会了如何赋予人物血肉,但是这样的人物好像都虚无缥缈。最后,他找到了一种方法避免这样的问题:用更宽阔的笔触;但到底是如何发现的,他也说不出来。

出色的画家谈到自己的作品,常常就是这样。然而,经过两个世纪的美学发展后,我们可不能听之任之。现在,有理性的人都不再把模仿看做艺术的终结。那么做,就等于把书写历史视为记录所有已知事实。人类所有的创造性活动,依赖于选择,而选择意味着心智感知关系的能力,还有发现业已存在的模式的能力。这种活动不仅限于艺术家、科学家或是历史学家。

我们每个人都会测量,我们每个人都会匹配颜色,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故事。每天从早到晚,我们都在致力于一些相对低层级的美学活动。当我们在放置自己的梳子时,我们就是抽象艺术家;突然被一片丁香花影打动,我们就是印象派艺术家;从下巴的形状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就是肖像画家。我们产生的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完全不可解的,而且彼此也毫无关联,直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它们融为一体,永世长存,让它们传递他自己的秩序感。

心中有了这些推测,又回到《宫娥》面前,我发现,委拉斯开兹在众多现实细节中做出的个人选择是多么不同寻常。他选择这些细节,作为正常的眼中印象加以表现,也许会误导他的同代人,但不应该误导我们。从头说起,他在空间中的安排布局,那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秩序感最有启发、最个人化的表现;然后,是人物之间的眼神互动,营造出不同的关系网络;最后,是这些人物本身。他们的性格,虽看上去那么自然,却是极其独特的。没错,小公主主导了整个场景,她的尊荣,体现在她已经拥有了让人惯于服从的气质,还有她精致华美的淡金色头发。但是看过她之后,我们的眼睛马上就会跳到她的侏儒——玛丽巴尔博拉——那闷闷不乐的方形面孔上,还有小公主的狗,沉郁、冷漠,像个阴郁的哲学家。这些位于画面现实的第一个平面。那么谁在最后一个平面中呢?国王和王后,退避为一面阴暗镜子中的映像。在画家的宫廷帝王看来,这只不过是记录了一个迎合他的喜好的场景。而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当委拉斯开兹如此彻底翻转广为接受的价值观时,他一定是无意而为之?

置身于普拉多博物馆巨大的委拉斯开兹展厅,他感知人类个性的神秘力量,几乎完全将我压到。我的感受就像灵媒,他们在抱怨“灵异的存在”叨扰了自己。玛丽巴尔博拉就是这样的叨扰因素。《宫娥》中的其他人物出于纯粹的礼貌,加入到这个“生动的场面”(tableau vivant)之中,而她在面对、挑战观者,如同裹住的拳头打出的一拳。我记起委拉斯开兹和他画过的侏儒和丑角之间的关系,奇异而又深刻。无疑,记录这些宫廷宠臣的面相,是他的分内之事。然而,在委拉斯开兹主展厅中,有多少宫廷丑角的肖像,就有多少皇家成员的肖像(各有九幅)。这当然超越了官方的指导意见,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偏好。他的某些原因也许纯属绘画层面。比起皇家成员,丑角可以听命多当会儿模特,而他也可以更认真地观察他们的头。然而,有没有可能糅合了这样的感受:他们遭受了身体上的侮辱,比起皇家模特,这让他们多了某种真实感?拿掉国王和皇后崇高地位形成保护壳,他们就变得那么粉嘟嘟的,面目不清,就像被剥了壳的虾。他们不可能像塞巴斯蒂安·德莫拉,或是怒目圆睁、沉郁而又自主的玛丽巴尔博拉那样,用如此深沉的质疑目光盯着我们。

《塞巴斯蒂安·德莫拉肖像》

要想更多了解这幅画,点击:塞巴斯蒂安·德莫拉,《权力的游戏》中“小恶魔”的原型

我开始反思,如果玛丽巴尔博拉从《宫娥》中移走,替换为一个优雅的年轻宫女,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会有那种现场感,颜色会更微妙,色调还是那么严谨、正确。但是整幅画的气场就完全掉下来了:我们也许会失去一整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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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流分析为什么委拉斯开兹的《宫娥》伟大

继续克拉克博士赏析《宫娥》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视觉印象的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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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绘画技术方面的问题。要想把一个不大的静物画得惟妙惟肖,不是很难。但是,如果画具体场景里面的某个人物,那就像德加说的:“哎呀,那可就!”(Oh alors!)要是在一幅大画中画上一组人物,还得做到没有哪个人特别突出,人与人之间都有直接联系,所有人还要处在同样的状态中,这就需要特别不一般的技巧了。

我们在观察周围时,眼睛会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只要它们停在某个地方,就会聚焦在一个色彩椭圆的中心,而这个椭圆向着周边逐渐长大而变得模糊、扭曲。每个焦点都会让我们进入一组新的关系。要想画一组复杂的人物,就像《宫娥》这样的,画家必须在脑海中有清楚的单一而且一致的系列关系,他从头至尾都要应用这组关系。他会借助各种手法帮助自己,透视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要想让完整的视觉印象表现根本的真相,取决于一样东西:真实的色调。描绘线条是概括性的,只有颜色又显得死气沉沉,如果色调的关系真实不虚,这幅画就能立得住。某些原因所致,画家要想实现真实的色调,不能借助试错过程达成,更有赖于直觉——甚至是天生的——禀赋,就像音乐中的绝对音高;当我们感受到它们时,就能产生纯粹而永恒的愉悦。

委拉斯开兹的这种禀赋高不可攀。每一次观看《宫娥》时,我总是察觉自己在喜悦中惊呼新的发现,发现某种绝对正确的过渡色调;站姿侍女的灰裙子,她那跪姿同伴的绿裙子,右边的窗框完全类似同时期维米尔的画作;

尤其是画家本人,处于低调、而又自信的半影之中。

让我不舒服的只有一个人物:玛丽巴尔博拉身后看似谦卑的侍从(称为 guardadamas ),他似乎是透明的。

不过,我想是早期的修复影响了他,站姿侍女伊莎贝尔·德贝拉斯科小姐(Isabel de Velasco)的头部也是,那里的阴影颜色有些过深。不然,一切都有条不紊,就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定理,不管我们看哪儿,整个复杂的关系都不会被破坏。

毫无疑问,这幅画应该让人们满意。但是没有谁能够长时间观看《宫娥》,而不会想要搞清楚它是如何完成的。我记得,在1939年,当它还挂在日内瓦的时候,我曾起得很早,在画廊还没有开放之前,试着偷偷溜进去看它,似乎它是活的一样。(这在普拉多是不可能的,悬挂它的展厅光线暗淡而安静,但从不会没有人。)我会从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视觉幻像形成后,我就逐渐走近,直到突然看到:原本的一只手、一条衣带、一片天鹅绒,溶解为一片混杂的美丽笔触,像沙拉一样。我当时以为,如果能抓到这种转变发生的时刻,自己还可以学到点什么,可事实证明那是难以捉摸的,就像清醒和睡着之间的时刻。

心智乏味的人们,从帕罗米诺(译注:西班牙画家,1653-1726)开始,一直强调:委拉斯开兹一定用了特别长的画笔,但是他在《宫娥》中的画笔长度正常,他还带着腕杖,由此说明他一定是从极近距离上完成最后微妙的几笔。其实,就像艺术中所有的转变一样,实现这种效果,不是靠绘画技巧——那是可以被发现和描述的,而是靠想象力和感知力的一闪念。当委拉斯开兹的画笔将外形转变为颜料时,他就是在实施一种基于信仰的行为,并且将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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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比亚:艺术家中的反骨,却创作出让人眩晕的幸福感

 

看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一件艺术品,因为有了观众,它才得以完成;因为有了众多观众的不同反应,它才得以成就。在林林总总的观众之中,有一类最有趣——另一个艺术家。身为同行,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有时惺惺相惜,有时恨如仇敌。阅读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的评论,让艺术君这个圈外人兴趣盎然。

前两天发了一幅画,马上收到回复,指出那是法国画家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的作品。

《暴雨之神埃洛》

第一眼看到那幅画,艺术君深深着迷,但不知道怎么形容,也说不清楚它的魅力来自何方。在阅读了下面这篇文章后,艺术君明白了,这位让人难以归类的画家,他的作品“让我有种头晕目眩的幸福感,它们在歌唱。它们的存在就是奇迹”。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法国艺术家,1879-1953。他画画,写诗,穿,表演,还拍电影。马塞尔·杜尚、弗朗西斯·皮卡比亚、曼·雷是纽约达达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题图照片即为曼·雷拍摄。虽然以达达主义者为人所知,但他的风格从印象派一直延伸到激进的抽象主义,主题从蔑视偶像的挑衅到准古典主义,创作手法从基于照片的绘画到无形式艺术。杜尚曾经这样描述皮卡比亚的艺术生涯:“如万花筒般的系列艺术体验。”纽约MoMA网站认为他“一直致力于跟人不一致,职业生涯持续挑战现代主义的传统叙事。”

下面的文章来自艺术家大卫·萨利,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之一,作品在英美各大美术馆都有收藏。他去年出版《如何看》(How to see)一书。

从艺术家的角度,讲述自己对于现当代一众艺术家的理解和感受。文章题为“Francis Picabia:C’est Moi”,法语,意思是“弗朗西斯·皮卡比亚: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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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展”(Westkunst)——卡斯帕·凯尼西(Kasper König)【译注1】策划的这个展览,杂乱无章、冷门迭出,而又威风八面。展出的画作从1930年代到80年代,我们也是在此时得以了解已经过世的皮卡比亚。展览举办于1981年的科隆,这里是西方艺术世界的首都,也是众多值得了解的德国艺术家和重要画廊的所在地。莱茵河正对岸,是科隆附庸风雅的双胞胎——杜塞尔多夫,约瑟夫·博伊斯在这里的艺术学院授课。但是是在科隆,这个混乱的城市,它在战争中夷为平地,又在50年代高速发展,这里才是真正的艺术重地。在庞大的展览大厅中,众多画作里,皮卡比亚的画多少让人感到抓狂。这些创作于30和40年代的作品里,有女性裸体、斗牛士、还有怪异的抽象画,它们接近局外人艺术(Outsider art,【译注2】),震惊了仅仅了解他早期立体主义画作的人,这就包括了几乎所有人。

《Edtaonisl》

《春天》

那时,我甚至不知道他20年代的“透明”画作(艺术君注:开头那幅就属于这个系列),我在70年代末创作的画,很多人以为是源于他的这些作品。皮卡比亚这个名字,如果学校里会讲到他,多半是先锋阶段历史的一个注脚,一个爱好运动的花花公子,达达主义的破坏分子,为青少年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提供谈资,但没人会把他看成一个严肃的“画家”。我记得,在一个巨大的房间中,卡斯帕布满了皮卡比亚3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的画,大部分是从照片直接描绘的现实场景:女性裸体、裸体与狗、裸体与有情色意味的花、混合性别的裸体(亚当和夏娃)、斗牛士和弗拉明戈舞者等。在风格上,它们都特别鲜艳,轮廓线很重,仿佛涂漆一般,即便是在创作它们的时期,这种风格也过时四十来年了。这些后期画作强调线条,在优雅和粗粝之间来回变换,这是皮卡比亚从劳特累克和毕加索那儿偷来的。弯弯一笔,就是一只眉毛,或一片圆润的嘴唇,抑或脸部其他部位。他的运笔类似于描绘标识牌的人,关注图像如何简化为一个标识。皮卡比亚和达达主义同伴一起,发现了图表、字母、品牌标识和其他标识的长久影响。他还写有形诗(concrete poetry,【译注3】),尤其喜欢在纸上把各种不同字体挪来换去。他的作品是图形化风格,受到广告和海报艺术影响,在他20年代最杰出的绘画作品中,比如创作于1923年的《西班牙之夜》和《无花果叶》,充满精致的、第一流的装饰元素,放在配备了让-米歇尔·弗兰克(Jean-Michel Frank【译注4】)家具的房间里,再合适不过。

《西班牙之夜》

《无花果叶》

原来,达达主义和装饰装潢还是蛮登对的。后来皮卡比亚转向了现实主义,这个体系中的形体造型主要是靠光影明暗对比完成的,而皮卡比亚坚持了自己对描绘轮廓的偏爱,以其作为某种图像刺激,而形体和轮廓的混合让他30和40年代的绘画给人以放肆、挑衅之感。当时,没人见过类似这样的作品。

皮卡比亚作品中复杂情绪,虽然是刚被人发现,但已经为人熟稔,这种熟悉很难表达清楚。戏剧化的、各种难得一见的并置,似乎有些笨手笨脚的描绘方式,其中是斧凿般的笔触,间或有小小的花体装饰,还有厚颜无耻的情色二手图像,以货真价实的兴趣和戏剧性表现,所有这些,在我都言而有意,却难以记录下来。他的画作引起了奇怪而刺耳的共鸣,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对于形式主义的忠实普通崩溃。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不受品味或目的限制的绘画。你搞不清楚如何看待它,甚至无法知道是不是该拿它当一回事。这些作品是如此不设防备,让人兴奋。

《女人和斗牛犬》

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这幅画创作于权威崩塌的时期。世界大战将先锋派撕成碎片,散落在风中,至少是吹到了美国。1941年,皮卡比亚突然启程,前往法国南部,并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熬过了纳粹占领期。钱快花光了,他母亲留下了的遗产差不多都花在了纸醉金迷之中,比如开布加迪跑车,收集非洲雕像。他需要卖出去一些画。皮卡比亚转而使用色情杂志作为素材,很多由此创作的画卖给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商人,他用这些画装饰自己在北非的妓院。难以想象。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或者动机,皮卡比亚在生命最后15年创作的作品,的的确确史无前例,也没几个人追随,直到1980年代。

在“西方艺术展”之后,皮卡比亚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作品开始到处出现,主要在德国的画廊中。我攒够了钱(那些画不贵),马上就从一个巴黎的私人画商处买了一幅,此人跟某个继承人有联系。有个故事,讲的是在银行金库里存放了多年的一批画,因为众多情妇和妻子们都在争夺,后来市面上的画那么少,就是这个原因。大概是真的吧。我的这幅是法国女演员薇薇安·萝曼丝(Viviane Romance,【译注4】)肖像画,1939年完成。它明显是根据照片创作的:一头看上去乱糟糟的红发,一个从肩头随意瞟向观者的眼神,大波浪发型,还有亮红色口红,她的眼中透着浓浓的荡妇的劲儿。这幅画画在便宜的板子上,还涂了厚厚的清漆,名副其实一团糟。

我当时一直不知道画的是谁,直到有一天,评论家罗伯特·平卡斯-威腾(Robert Pincus-Witten)看到我的阁楼里挂的这幅画。他年轻时住在巴黎的时候,看过薇薇安的电影。可惜,一次离婚让这幅画消失了,我也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儿。它曾经在我的起居室里悬挂多年,既是视觉定位点,又是在挑战我:我赌你肯定画不出这么扎眼、让人不舒服的画!

1983年,我参加了慕尼黑一个美术馆的小型双人展,和画廊里几幅皮卡比亚的画一起,我们的画有一样的主题。这大概是挺单薄的联系。我们都使用了斗牛的图像,在我的画里属于更大的构图,差不多相当于装饰性的雕带;而皮卡比亚直奔主题:像导游一样把你带到斗牛场和斗牛士中间,用最恰到好处的厚涂画法完成。深黑的轮廓,整个场面也很低调,很难看清什么,但是这种并置产生了让人惊叹的效果,而且恰如其分,它让两位画家(其中一个是我)活在当下,甚至还超前了一些,似乎观众都跟在后面。而这种感受实际上并不真实,因为要再过三十年大家才能跟上来。

《斗牛士》

2014年,巴黎的赛迪斯·洛派克画廊(Galerie Thaddaeus Ropac,【译注5】)又举办了一次双人展。这一次,我们试图找到某些特定的皮卡比亚作品,能够跟我的一些作品形成搭配。不一定仅限于主题,关键就在于不要弄成一一对应。我们想要深入挖掘我所谓的艺术“共享DNA”——几乎是细胞层面的某种关联。不同绘画得到用心配对,在它们之间,某种“流动”或“能量”在画与画之间来回跳动。似乎我们在一起创作祭坛双联画,一幅他的,一幅我的。似乎有些神奇,但是是可以感受到的。彼此分享的情绪,与艺术家如何做出选择有关:他愿意牺牲什么,他想重点表现什么,他有意让自己被引导,不,是被带领到什么地方;带领他的,是特定的绘画传统,而后他会使用无数细微信号抵消传统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风格可以称为:“英雄的虚无主义”。

我出道时的一些画家,对皮卡比亚出格的品味兴趣盎然。知道这个领域还有另一个反动分子,还是让人欣慰的。他似乎预示了西格玛尔·帕尔克(Sigmar Polke,【译注6】)的早期作品,在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马丁·基彭贝尔格(Martin Kippenberger)、阿尔伯特·厄伦(Albert Oehlen)、我、还有其他人身上都能看到他的影响。在1981、82年,喜欢皮卡比亚的画,简直相当于侮辱把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译注7】)的全白绘画捧上天的人。每一代人都有某种迫切感,想要纠正某些故事,把绘画从狭隘、局限的理论中解救出来,让线性进步的故事不再大行其道,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某种事情。我们想要创造自己的先驱。

现在,皮卡比亚的画最让我感受到的活力的,是他的具象作品,它们来自当时裸体杂志——比如《巴黎色情吸引力》这样的出版物——上的照片。有时候,一些画就是直接从照片转过来的,还有一些从不同姿势拼接而来。他还把自己画到某些作品中,比如一个有着飘舞的白发和白牙的森林之神萨梯。这些画的主要吸引力来自审美?讽刺?还是装模作样、忸怩作态?很难说,也许是三力合一。有些画又是那么漠然、简略,技法上让人觉得冷漠,感到空洞,似乎他的注意力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在《亚当和夏娃》、《两个女人和斗牛犬》、《女人和偶像》以及其他该时期的作品中,皮卡比亚发现了恰当表现自己直觉的途径。这些画让我有种头晕目眩的幸福感,它们在歌唱。它们的存在就是奇迹。

《亚当和夏娃》

《女人和偶像》

【译注1】卡斯帕·凯尼西(Kasper König,1943-),德国艺术教授,现当代重要策展人,2000-2012 担任德国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馆长。“西方艺术展”(Westkunst)是他策划的一个重要的现当代艺术展。

【译注2】局外人艺术,由自学成才、不属于任何现有艺术体制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

【译注3】有形诗(concrete poetry),又称为图像诗,是指诗的文字构成某个图像。

【译注4】让-米歇尔·弗兰克(Jean-Michel Frank,1895-1941),法国室内设计师,让他出名的,是他钟爱纯线条的极简主义内部风格,但搭配以昂贵材料制成的奢华家具,比如鲨革、云母,精细的麦秆镶嵌工艺。

【译注5】赛迪斯·洛派克画廊(Galerie Thaddaeus Ropac),巴黎画廊,由赛迪斯·洛派克在1983年创办,专注国际当代艺术,现在在多个欧洲城市开设。

【译注6】西格玛尔·帕尔克(Sigmar Polke,1941-2010),德国画家、摄影师。后面的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马丁·基彭贝尔格(Martin Kippenberger)、阿尔伯特·厄伦(Albert Oehlen)都是美国和德国80年代后重要的当代艺术家。

【译注7】罗伯特·赖曼(Robert Ryman,1930-),美国画家,单色画派、极简主义、概念艺术运动成员,成名于其抽象的、白色画布上画纯白色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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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的《基督下葬》,将拉斐尔甩在身后

放出肯尼思·克拉克爵士赏析卢浮宫提香《基督下葬》文章的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中,爵士讲到提香在这幅画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而现代人恐怕很难欣赏这种平衡了。艺术君想补充一下爵士说这句话的背景:当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正大行其道。无论是风格还是题材,当时的艺术家们追求的是极端、是激烈,这种平衡的古典美,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已经变得中庸、甚至过时了。而艺术的欣赏品味和评判标准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对于真诚的艺术作品,在当下做判断也许多少有些草率,时间会做出更公正的评判。同时,艺术君觉得,这种完美和平衡,有些人看不上,也许是因为自己做不到吧。

好了,这是该作品赏析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前面两部分,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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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和构图设计上,《圣母升天》都预示了反宗教改革的巴洛克风格。《基督下葬》至少在图像方面回归了古典主义。拉斐尔喜欢研究古代风物,在这方面,提香虽然不如他那么外露,但也对学习古代雕塑充满激情。《基督下葬》的构图,多少来自希腊化时期石棺雕塑上有关赫克托或者梅利埃格【译注1】之死的场景。我这么说,一是来自基督的姿势,看他无力下垂的胳膊,二是人物安排在同一个平面中的方式,他们正好充满整个空间,完全类似古代浮雕中的方式。大概十年前,拉斐尔曾选取此类主题的古代文物,从中得到灵感,为佩鲁贾的阿塔兰特·巴廖内(Atalanta Baglioni)画了一幅《基督下葬》。它的盛名提香一定有所耳闻,而且心有不忿。也许,争强好胜的提香心里一直有这幅杰作,而且想要超越它。如果真是如此,提香做到了,因为他的《基督下葬》不仅更丰富,而且情感更充沛、更激越,比起拉斐尔相对更具风格主义的杰作,提香这幅更接近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其中满溢的古典绘画风格,的的确确与巴洛克品味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它的拥有者之一,也许是查理一世,把它从曼图亚宫买过来之后,把画布拉大了。要想实现提香最初的创作意图,就必须得从画面上方裁去大概八英寸才能做得到。

《基督下葬》by 拉斐尔

提香从古代浮雕中学习构图,这个发现让我可以更清晰定义他的风格。提香既想要表达血肉的温度,又需要体现理想的原则,他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超越了其他所有画家。他的视野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取得平衡。《基督下葬》中耶稣的左臂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在构图中的位置,甚至包括它的轮廓,都受到理想化原型的制约;然而,真正的作品中表现出对于真实的灵敏感受,这一点无人超越。在提香的《神圣与世俗之爱》中,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过程,其中的女性裸体很像古代的维纳斯,但是又魔法般地转变成了活生生的胴体。

《神圣与世俗之爱》

提香同代人的评论标准来自弱化了的柏拉图主义,在他们眼中,提香的理想化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他赋予人物生命的能力,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点。现在的我们,眼睛已经适应了照相机,跟他们的感受可能完全相反。提香只有一些肖像画,能让我们首先惊叹于画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更常有的是,就像他的《维纳斯和管风琴演奏者》一样,提香表现出必要的形式感,让我们不再着迷于人物形象的可信程度。

《维纳斯和管风琴演奏者》

《基督下葬》让人信服,但其中仍保留了艺术的构成手法,某种意义上,就像歌剧的五重唱那么人为化。我发现自己做了不太虔诚的事,将五种声部——男低音、男中音、男高音、女高音和女低音——分配给五个画面中的主角。而他们又如此完美地符合,这证明歌剧的象征性人物要比普通人想象的更加全面,同时又是人类情感冲突体验多年简化之后的结果。而且,歌剧的类比暗示了某种展示的需要,而提香后来超越了这种需要。普拉多博物馆有提香后期的《基督下葬》,站在它的面前,人们不会想到五重唱,因为人物被一种情绪的飓风吹到一起,这样来看,它是更伟大的作品。

《基督下葬》·普拉多博物馆·西班牙马德里

也许我们说的这幅《基督下葬》是提香成熟时期风格的全面展现,绘画的手段和创作目的、技巧和真实都达到了平衡,这也使得他的一些杰作不符合现代的品味。它们太完美、太成功,让我们分裂的文明难以接受。我们更欣赏早期绘画中真诚而导致的僵硬的姿势,或是巴洛克时期激动不安的华丽。在提香自己的作品中,我们更喜欢晚期的画,比如威尼斯圣萨尔瓦多教堂的《受胎告知》,或是圣彼得堡修士博物馆的《圣塞巴斯蒂安》,这些画中的颜料在画面中炽热地流动,似乎要在闷烧之后,燃起火焰。

《受胎告知》

 

《圣塞巴斯蒂安》

提香可以实现风格上如此剧烈的转变。他像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遗产,让每一代人都能从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然而,我不相信,当这幅《基督下葬》完成之后,站在它面前,有哪个真诚热爱绘画的人会不受感动,也许不同时代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原因,解释自己的情感反应,然而这种情感的原初肇因不会改变。

【译注1】赫克托: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的哥哥,在决斗中被阿基里斯杀死。梅利埃格:又名梅列阿格罗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他是卡吕冬国王俄纽斯和阿尔泰亚的儿子,阿尔戈诸英雄之一。依据传说,梅利埃格出生时,命运三女神宣布他的生命将随着一块特殊原木在火中燃成灰烬而终止。他杀死了自己的舅舅们,激怒了母亲阿尔泰亚,后者找出原木,扔进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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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一只老虎,把模特控制于股掌之间

 

继续肯尼思·克拉克爵士对于提香《基督下葬》的分析,今天是第三部分,再有一篇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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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初,提香从卡多雷地区的山村来到威尼斯,下决心要功成名就。和很多伟大的画家一样,他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画家那样浪漫。提香的心机和城府几乎到了让人尴尬的程度。他最早的信件是写给威尼斯大议会(Grand Council of Venice)的,想让他们开除自己的师傅乔瓦尼·贝利尼,因为后者在装饰总督宫时磨磨蹭蹭,让人难以忍受,提香希望他们能让自己接手。接下来的通信,他主要写给朝中的王子或是他们的侍臣,信中充满最令人作呕的谄媚之词,这是学习他的朋友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译注1】。这样的事对于画家这个职业很正常(否则他们又何必要花时间写信?),一切都跟钱有关,而最精彩的是:这样做是有效的。提香确实得到了回报。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漫长——极其漫长——的成功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并没有他假装的那么长:1571年,为了打动菲利普二世,他声称自己是一个95岁的老人,现在几乎可以确定,他当时要小十岁。不过,他确实活过了90岁,而且绘画技术日臻完美,更加自由,直到生命终止。这种无与伦比的活力,从当时让人瞠目结舌的流言中可见端倪,无论真假与否,我们都能从中对他多些了解,而不仅是从他的绘画中加以推断。从他的肖像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对于人性有种陀思妥耶夫斯基般的好奇。看到一幅提香画的肖像之后,《提香传》的作者诺斯科特(James Northcote)【译注2】这么说:“这个老家伙,太爱打探、琢磨别人了。”在画中,提香就像老虎按住猎物一样,抓住自己的模特不放,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

《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维尼尔肖像》

让我们新教徒吃惊的是,这种现实世界中的自信,集合了对于基督教热情的、正统的信仰。提香最伟大的构图设计(现在只能借助木刻版画看到了),表现了“信仰的胜利”。终其一生,他倡导基督教义,在他看来,个人道德心的脆弱是多余而令人反感的。最后,他成为菲利普二世的朋友兼最钟爱的画家。我们经常听说,宗教感受是一种神经失调导致的疾病,是当我们得知基督的受难、或者圣母圣天这样的事情之后,极其灵敏的雄性动物思维方式从中产生的一种震惊之感,实际上类似事件要么让我们痛苦,要么令我们兴奋狂喜。而提香的宗教画让我们相信,就应该有这种痛苦或者狂喜的感受。它们就像他的非基督教画作一样充满力量,在创作时充满更坚定的信仰。

《圣母升天》

要是思量他的人生,那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他的作品中,对于提香一向如此,而我也准备用全新的喜悦来观看他的《基督下葬》。此时,我发现,如果我可以将一幅作品放在艺术家的发展过程中,就会提升愉悦感。虽然《基督下葬》没有标注日期,也无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它的创作时间。它不可能比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意大利语:Basilica di 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简称Frari)中巨大的《圣母升天》更早,后者从1518年开始创作。《基督下葬》里的圣约翰实在太像《圣母升天》中那个门徒了,他仰头望向正在飞升的圣母,所以两幅画不可能差得太远。《基督下葬》属于曼图亚公爵,提香从1521年开始接受他的委托,而且也许是最早的委托作品之一。

威尼斯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

【译注1】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意大利作家、剧作家、诗人、讽刺文学家、敲诈勒索者,对当时的艺术和政治有很大影响,他还发明了近现代的软色情文学。

【译注2】诺斯科特(James Northcote,1746-1831),英国画家,著有《提香传,以及同时代名人轶事》(The life of Titian : with anecdotes of the distinguished persons of 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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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如何让人接受?—— 提香《基督下葬》

 

有些朋友想要迫不及待看到克拉克爵士对于具体画作的分析了,今天就先带来关于提香《基督下葬》的第一部分。原作现存卢浮宫,点击【阅读原文】可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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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老远,我的情绪就被这幅画击中,难以自拔,就像弥尔顿最杰出的头几行诗句——“人类初次违反上帝禁令”(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e),或“复仇,主啊,为了你那被屠杀的圣徒”(Avenge, oh Lord, Thy salughter’d saints)。在这种崇高的情感中,我分辨不出哪些是主题的戏剧性引发的,哪些是提香笔下光影的戏剧性导致的,正是提香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他本来就是把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袭白布上,承受着基督惨白的身体,似乎是悬于一片黑暗之中,就像是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古老岩洞,岩洞上方有两条跳动的颜色构成的扶壁。尼哥底母的深红色长袍,圣母玛利亚的蓝色与之相平衡,它们与基督身体的颜色形成对比,更显出后者的珍贵,还为我们营造出和谐之感,让我们知道:藉此,悲剧亦可让人接受。

上面这些,我是在头几秒内感受的。因为提香的强劲有力足以发起正面攻击,从不让人长时间怀疑提香的主要意图。不过,当我靠近仔细观察构图后,就开始认识到,这显而易见的宏伟主旨,落实在具体描绘过程中,有多么细微的变化。比如,我注意到,基督身体的实际形体,虽然我们知道他就在那里,但在构图中没有太大作用。他的头和肩膀消失在阴影中,主要造型来自于他的膝盖、脚和腿上缠绕的白色亚麻布。它们构成了窄窄的、不规则的三角形,就像一张被撕坏的纸,它们从缠绕的布延伸到圣母的衣服,同时甚至扩展到了整组人物的构图。

画家能够有意识地把一个形状扩展到什么程度,总是很难搞清楚,就像很难知道音乐家如何将一段单一的旋律扩展到一整个乐章。绘画艺术的重点不在大脑,常常是手在起作用,强迫符合某个特定节奏,而不需要智识上有所意识。想到这些,我回忆起提香最值得信赖的学生帕尔玛·乔瓦尼(Palma Giovane)描述提香如何工作:他先粗略勾画出大致构图,再将画布固定在墙上;接下来,当创作欲望来临时,他就再次以同样的自由向作品发起进攻,然后又放在一边。因此,充满激情的渴望、还有第一笔画出时本能的节奏,他可以一直维持住。到最后,帕尔玛告诉我们,提香会更多地用手指而不是画笔作画。在《基督下葬》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早已在帕尔玛时期之前完成),有些局部,比如尼哥底母披风的衬里,提香可以借助画笔的运动直接与我们交流。

另外一些部分,我们会明确感受到,不是计算,是本能在起主导作用。而这些鲜活的颜料色彩,将这些衣服从装饰提升为信仰的宣告,只靠技术是不可能达成这种效果的。

当我的记忆还在跟绘画手法方面的问题纠缠时,思绪却被亚利马太的约瑟的胳膊吸引过去。

它无比强健,又活力四射,提香将这被太阳晒黑的臂膀与基督月亮般颜色的身体对比,让我不再沉思颜色、阴影和形状,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人物本身。我的眼睛转到圣约翰的头,位于金字塔构图的顶部。

我停下来,陶醉于他浪漫的美,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就像是提香年轻时的同伴、无与伦比的乔尔乔内,后者的自画像流传下来多个版本。

但是他的凝视,还有那积聚的情感,让我的眼睛离开中间的人物,转到圣母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担负重任的男人们构成的庄严戏剧,转而呈现出全新的紧迫之感。恐惧让抹大拉的玛利亚把头扭到一边,但却无法转开自己的眼。圣母十指紧扣,凝望儿子的尸体。

如此直白、传神、直接诉诸我们情感的手法,属于伟大的意大利人,从画家乔托到作曲家威尔第,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大师,那些体会不到的人实在是太悲哀了。有些艺术体验是人类同类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共享的,而这些人无法感应。

这种诉诸大众情感的力量,尽管常常被人无耻地滥用,但却需要伟大的艺术家具备某些特质。亨德尔和贝多芬,伦勃朗和勃鲁盖尔,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是其他具有几乎同等才华的艺术家所不具备的?这个问题开始在我的心中酝酿,它让我摆脱提香画作带来的强烈震撼,开始回想我所记得的他的生平和性格。

点击【阅读原文】可以查看原作卢浮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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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捏(虐)的不是猫,是自己……

前两天没头没脑发了两幅画,先说第一幅。

《少女和一只猫》,路西安·弗洛伊德,布面油画,50.9 x 40.4 厘米,1947-1951,泰特美术馆,伦敦

Girl with a Kitten, Lucian Freud, Oil on Canvas, 50.9*40.4cm, 1947-1951, Tate Museum

我会坐得特别近,然后盯着看,这让我们两个人都非常不舒服。

没错,又是弗洛伊德。艺术君跟对他不太熟悉的人一样,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他的作品。跟他后期看似恣意实则深思熟虑的肖像太不一样了。

但是要仔细看,特别是了解了一些背后的故事之后,就会明白:这时的弗洛伊德,已经给他未来的创作奠定了基调——反躬自问,探求人性亚里士多德式悲剧的本质。

画中少女叫 Kathleen Garman,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任妻子,常被称为Kitty,而Kitty又是猫的英文“Kitten”的简称。因此,一个爱称为“猫”的女子,手里攥着一只猫的脖子,猫在画中的状态——生死未卜。

少女看向别处,不知死活的猫直勾勾望着我们,表情严肃,身体顺从,也不挣扎。它的胡子、眉毛、耳朵里的毛画得一丝不苟,少女的头发也是。在这些毛发的后面、下面,是两个大脑,它们想的东西,有些时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的主人的终极命运,亦无差别。

这是弗洛伊德早期的代表作,背后是德国(别忘了他的祖父是在德国出生的心理分析门派开创者弗洛伊德)二十世纪早期“新客观主义”的传统——以敏锐、不带丝毫感情的技法、笔触处理艺术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做到了。

不过,到了195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放弃了精细控制的肖像绘画,转向貌似更松散、更浓烈的画法。就像艺术君之前介绍过的:

《帕丁顿大幅内景》,1968-1969

《最后的肖像》,1976-1977

《双肖像》,1985-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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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你看那个女人,她旁边有一只狗

 

看着这幅弗洛伊德的《双肖像》,艺术君不知道该说什么,原因很复杂,那就尝试自我分析一把吧。

首先,这幅画虽然叫《双肖像》(Double Portrait),可是狗才是主角,蒙眼女子只能算是配角。哦,这么说不准确。严格点说,那条狗、女子的两只手,还有她露出的下半张脸,是真正的主角,得到画家的垂青,一丝不苟地处理它们。

其次,从来没有见过画家会对狗投注这么多精力加以刻画。如果说,西方古典绘画中,也有那种描绘得毛发一根不乱的狗,而那样的画中,所有细节同样清晰准确。而这幅画不一样,狗明显是画得最仔细的,与快速处理的背景、女子的衣服、头发等相比,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看它背部的毛发和花纹,再看粉色的腹部、它的四根爪子、上面的指甲,它们翘起来的形状,还有反射的光影,狗的尾巴、睾丸,所有细微的变化、起伏,都被一一忠实记录下来。还有它的脸,眼睛微合,表情安详,可是好像又有点痛苦。黑黑的鼻吻放在女子手上,得到了一些安慰。而它脖子的线条跟自己左前爪的姿势呼应,又可以对照上女人左臂的姿态。或者说,女人的两只手臂和狗的四根爪子都是同样的动势。

女人跟狗是如此亲密,看多了,甚至产生某种幻觉,这两个生命是不是已经合二为一了?女人的魂魄已经附在狗的身上?所以,她们不需要四只眼睛,只要有一双、甚至是一只就够了,毕竟,狗可以跟人共享嗅觉,它的鼻子的感受力,可是比人眼厉害得多得多了。

女人为何要蒙眼?也许是看够了这个世界,也许是不再想跟画家对视,或者,女人只是疲累了,顺便打个盹,而狗跑过来跟人凑在一起,是要安慰她,让她安心。就像艺术君中午在午睡的时候,自家的喵星人总要卧在艺术君的两脚之间,我安心,它也能取暖。

毕竟,任何一个生命,在某些时刻总是孤独的。

孤独、以及由此而来的脆弱,是弗洛伊德一直关注的主题。

我们很难想象,为了避免孤独,人类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比如服膺强权,比如找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度过余生,比如 ~   ~  而弗洛伊德将这种脆弱展现出来,摆在我们眼前,他没有解决方案,只是摆出来,怎么办?你们自己看着办。

写到这里,回头看看艺术君的喵星人小毕君,裹在一床毯子里,它已经从下午三点一直睡到晚上七点半了,除了转个身,基本没动窝。

双肖像,弗洛伊德,1985-1986,布面油画,78.8×88.9厘米,私人收藏

Double Portrait, Lucian Freud, 1985-1986, Oil on Canvas, 78.8 x 88.9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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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画笔做魔杖,留下你的魂魄

百多年前,当照相术像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新鲜时,很多人就像我们现在畏惧AI一样,害怕那个会留下你的影像的大木头箱子。传说,那个箱子里面有个巫师,他用你几乎听不到的挥下魔杖——“除你魂魄!”你的三魂也飞出七窍,直上九霄了。

与一幅出色的肖像画比起来,照相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功效。看看下面这幅,似乎那女人的三魂是被留在里面。

魂魄这东西,本来跟它的主人是一体的,没有属于魂魄自己的生命。你像往常一样走在路上,突然从路边冲过来一个人,他的眼睛特别有神,能看穿你的皮肤、肌肉,深入骨髓。他说,你有一张迷人的脸,想把你画下来,希望征得你的同意。

第一反应,你是不想同意的,总觉得不好意思。再者,你已经认出这位画家了,想起来很多关于他的传言:当他的模特,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会持续几个月。自己还有孩子和家庭需要照顾,哪儿有那么多时间?何况他那双眼睛,被这样的眼睛盯上几个钟头,会不会折寿?

你又想起去年翻看过的他的画册。被他画过的人,每一笔都画出内心的一件心事、一桩秘密,一个只有自己舔舐的伤口。这样的审视,你能承受吗?不过,理性告诉你:他的画是可以传世的。因此,你的样子也将在他的画中被世人铭记,挂在博物馆里让世人审视。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带着各自的心事、秘密和伤痛,站在你的面前,站累了就坐在地上,默默无语,甚至可能有人黯然神伤。到那时,画中的你也就不再孤独了,你的人生会因此产生一些意义。

所以,接下来,你就已经坐在那张扶手椅上。

虽然画家的眼神还是那么凌厉,但你想,其实他还是挺好的,为了安抚你的情绪,他让自己的狗趴在旁边,这也好让你的目光有个焦点。这只狗叫普鲁托。看着它,你想到自己小时候养的那只金毛猎犬高菲。它跟你那么亲,你跟它一起长大,每天放学回家,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它,它欢呼雀跃,你手舞足蹈。那时候的你、你们,并不知道这样的时光是多么难得。

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微笑,而眼角的余光发现:画家的手的运动频率明显加快了。

“他是快了,我可不行。”

坐在那儿,你觉得:当个模特,得有做植物人的觉悟——不能像平常那样随意乱动。胳膊发麻了,大腿坐酸了,脖子撑不住了,动一动,你感觉到画家的眼神就像一根棍子,戳着你的身体,让你不要乱来。你有点赌气:当模特,看来只有死人最合适不过了!哦,死亡,我们每个人的最终目的地!十来年前的那一天,高菲突然没有出来迎接你了,你发现它恹恹的,没有精神,跟爸妈说,爸妈带它去了兽医那里,然后高菲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一念至此,你觉得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什么模特、什么画家、什么肖像,最终都难逃死亡的命运。就连地球、太阳系、宇宙都有完蛋的一天!甚至我们连自己的存在是否真实都难以判断!!!

你不想再坐下去了,也不再介意画家怎么看你,随他去吧……

女人走了,回到了现实世界。

虽然人走了,那幅画留了下来,带着女人的一部分魂魄,并非完全徒劳地抗拒时间。

后来,女人看到这幅画,觉得有些陌生,画中那个人,好像不是自己,看着她,就像当初产房里的自己,看到护士送到胸前刚生下来的孩子——犹疑、疲累、惊讶、喜悦,就像这画中人的表情。

你作为一个游客,站在这幅画前,心中决定:要多跟家人拍一些好的照片,因为,帮你留下记忆的、拍的好的照片,是抗拒时间、欺骗时间和自己的另一种方式。

Last Portrait, Lucian Freud, 1976-77, Oil on canvas. 61 x 61 cm,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Madrid

最后的肖像,卢西安·弗洛伊德,1976-1977,布面油画,61×61厘米,

以下文字,译自馆方介绍。

弗洛伊德认为:我至于肖像的理念,源于我对于这一点的不满——肖像应该像人。我期待自己画的肖像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像他们。他的坦诚,意味着某种哲学层面的痛苦,因为这意味着画家在描绘某个人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迫使对方接受某种现状。在他年轻时,弗洛伊德师从塞德里克·莫里斯(Cedric Morris),并从老师那儿认识到:肖像应该揭示内心,甚至很有可能以不正确的方式。从那时起,弗洛伊德就一直留意这一点。他以个人化的方式,描绘人不安的情绪。他那充满摧毁力的目光,将混乱覆盖在模特周身。因此,艺评家赫伯特·里德称他为“存在主义的英格尔”。如此赞赏而又透彻的结论,让英国评论界将他和法国的视觉文化、以及让-保罗·萨特暗淡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然后概括出一种两难困境,存在于他精微的绘画和他目光中令人晕眩欲吐的世界之间。

这幅画中的女子,第一眼看上去是沉迷于自我之中,似乎是在休息,头靠在扶手椅的背上。然而,再观察,就会看到她的姿势似乎是在压抑着什么痛苦,好像她重病缠身、大限将至。这幅画看上去没有完成,不过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它本来应该是如何完成的,构图是用铅笔先轻轻在白色画布上打底,然后从脸部和身体上半部分开始上油彩。

弗洛伊德早期的肖像画,笔触紧凑,用精细的貂毛画笔,类似于早期佛莱明地区画家或者丢勒的风格,不过这幅画的完成,表明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到了这个时期,他总是站着作画,用粗猪毛做的画笔,想要达到更加厚涂的、更生猛的质感。

诗人奥登有一句话:“在我,人类这种粘土,就是艺术的主题。”这句话似乎专为弗洛伊德写的,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成功揭示人类身体是多么脆弱。“我想让绘画像血肉一样,为我服务,”他曾这么告诉别人。这句箴言体现在他笔下人物的面孔和身体上,体现在那些真实得似乎可以触摸的肥胖之躯上,同样也体现在他描绘肌肤质感、肌理的技巧上,他把绘画的表面变成了人类这种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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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儿画成这样,画家你是跟自己的孩子有仇吗?

 

这是一幅看上去让人不知所以、有些尴尬的画。

首先,尴尬来自于画面的主要透视构图。

在斑驳、赭绿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半裸的小女孩,视角是从正上方看下去。在她旁边,有一盆垂蕾树(Zimmerlinde),在白色玻璃外的阳光照射下,主干部分虬曲茂盛,苍翠欲滴,而它的视角不是正上方,更像是有个角度。它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件灰黑色西装外套,视角似乎是观者平视过去的。三件主要的构成物,分开来看没什么问题。墙、地板、玻璃幕墙,也都没什么问题,透视上都很正常。然而,把西装、女孩、绿植还原到画面里面,透视视角就没那么“准确”了。如果以绿植的角度出发,西装似乎挂得很高,虽然它看上去离我们很近,应该是在前景里面,但按照画面的逻辑,应该是在远端的墙上的。难道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大的衣服吗?整个画面的已经完全突破了古典绘画的单一透视原则。站在这幅高达1米83、宽1米22的画前面,看多了,头一定会晕,不能马上转身离开,否则就会不适应我们自己身边的“正常”世界。

接下来不适应的,是西装、女孩和绿植的状态。

女孩的皮肤质感,完全不是古典绘画中吹弹可破的样子,而是如刀砍斧凿一般,特别是她的右手和腿,就像木偶匹诺曹,刚刚从木匠爷爷的刨子下面完工,还没来得及打磨。她的右手很怪异,粗短笨拙,大腿上,似乎有一丝血色,好像刨子太用力,划破了血管。

女孩的姿势很别扭,两个肩几乎平贴着地面,使得上下半身在腰部扭成了90度,大腿和上身形成90度,而她的两条腿也在膝盖弯成90度。身体掰成这样的姿势,一定很难受。这从她的面部表情也可以看出来,似乎是硬挺着,甚至有些狰狞了,头发也散在那里。不过也没办法,谁让你是画家的女儿? 作为画家的女儿,是要准备好以这种少见的、怪异的、甚至让人(因为不忍心、或者不好意思而)无法直视的半裸姿态接受世人审视的。

来看看这盆绿植吧。

生命力!脑海里先蹦出这个词。枝枝杈杈,茂密得让人产生热带雨林的感觉,完全抢了女孩的风头。

管你是不是画家的亲人呢,你又不是总在画室里待着。我可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52周陪着画家!甚至画家离开的时候,我还帮他看家来着!

就像任何一颗成熟的植物一样,它上面有刚发的芽、稍稍发育了一些只有正常叶子十分之一大的小绿叶,浅绿色的正值青春期,还有绿得喜人的、正当年的大片叶子。当然,有些叶片已过中年,发黄了,甚至在花盆旁边的地面上,还有七八片已经枯萎,恐怕要么被扔到垃圾桶,要么丢在花盆里做自己的后代的肥料,它们自己无法、也不能选择。

不同年龄阶段的叶子长在几根有老有少的枝杆上。它们交错在一起,如同一个人大脑皮层中的神经触突;有的又像家电大卖场门口的人形气球,挥舞着双手招徕顾客;有的两根偶然构成十字架,不知道会被哪个信徒看到之后心中暗祷。看似杂乱,实际上有它们的内在秩序。正因如此,看到它们,我们心中总会产生某种平静。

不过离女孩左臂最近的那一枝,怕是要萎了。

哦,那件西装。应该是经典款,但为什么它的右前臂开了两个大口子?是什么导致的?很难回答。

在领子那块,绿植伸过来一支,像衣帽架一样,但是西装没有挂上去。大口子上面,还有一支,这一支明显已经发芽,大概对自己的未来还挺有希望的,似乎是一个大家族里面不走寻常路的某个叛逆子弟。

这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写实主义画家路西安·弗洛伊德的《帕丁顿大幅内景》。评论家说:

除了毕加索和弗洛伊德的朋友弗朗西斯·培根之外,从未有人能够如此深入骨髓地表现人体,而且以这么让人赞叹的方式——他的笔法是任性而扭曲的,自有其美丽和丑陋, 有其力量和脆弱,吸引人,又让人嫌恶,从而永不停息地、苦涩地探索人性;这种风格,可以与过去最伟大的风格相提并论。

另一位评论家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的话,更适合这幅画:

弗洛伊德让我们产生难以企及的体验,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权利来到这里?

《帕丁顿大幅内景》,路西安·弗洛伊德,1968-1969, 布面油画,183 x 122 厘米,提森-博内米撒艺术博物馆,马德里,西班牙

Large Interior,  Paddington, Lucian Freud, 1968-69, Oil on canvas, 183 x 122 cm,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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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本弗洛伊德的画册,对这位大师兴趣盎然,接下来会慢慢介绍一些他的作品,包括他本人,就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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