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艺术是美好的,可是艺术君以为,不表现真实的艺术,称不上是一流的艺术。不管是真实的感情、世界,还是真实的人,展现真相的艺术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大家。比如卡拉瓦乔,他扯下了宗教艺术愈加虚幻的外衣,用街头真实的引车卖浆之流,让高高在上的教廷们看到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为谁的,是怎样的。比如伦勃朗,他用真实的自画像,告诉我们年老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老人仍然可以有一颗真实而坚强的灵魂。

正像艺术君之前讲过的:艺术,是真实的谎言。

这篇《朋友》,讲述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残酷真相,作者马修·提格(Matthew Teague)是英国《卫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疾患重病,多年的朋友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 搬过来,跟他们一起面对这段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死亡、残酷、真相,这三个词听上去很简单,可在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鼓足极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

关于翻译:本文翻译自 Esquire 杂志的英文网站,点击【阅读原文】即可阅读英文版本。由于没有拿到版权,所以就不再放有关打赏的二维码了。

之所以要翻译,艺术君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读到它,传播它,因为力量往往来自于真相之中。翻译得有不准确、不流畅、不到位的地方,责任都在艺术君身上。如果你觉得翻译得还可以,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给艺术君留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更欢迎你说说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后想起来什么自己的故事。

当然,如果你是《Esquire》的编辑,希望能撤下这篇稿子的话,艺术君仍然会照做的。

文章很长,希望你能腾出15-20分钟来,读完这也许能给你一些启示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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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恩和作者已经去世的妻子妮可尔】

2012年9月17日,这一天的大部分印象已经从我心里蒸发了。我还保留着一些记忆。我记得医生说话声音的颤抖。我记得我的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当时镇静剂的药效还在她身上发作。我还记得医院地板的样子,近在眼前。我记得白色的瓷砖,还有一个希望:也许我永远不必爬起来,也许他们会让我就死在这儿。

妮可尔 34 岁,医生非常直接:“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了,”他说。“就像有人把画笔在癌症细胞里面蘸了蘸,然后在她腹部抹了一遍。”我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向外周,然后就崩溃了。我记得那块地砖,就在眼前,然后看着它越来越远,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他叫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然后,即便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还是意识到:丹恩比我以为的要强壮得多。

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在那儿待了很久。作为人,我们不会告诉彼此关于死亡的真相。毕竟都还没到死的时候。真得要死了,普通而又平庸的死亡,是如此困难而又丑陋,成为了最糟糕的事情:它怪诞荒唐,它尴尬难堪。没人曾经告诉过我它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当它在我的爱人身上发生,我在很多事情上迷失了方向。生活原本平整的地面——精神状态、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变得摇晃起来,成为相对的东西。我偷运药物,撒谎,藏钱,不让国税局发现。

我想我一直没有摆脱医院地板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被它带着走,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切尽在它的掌控之中。生命之有限带来的震惊,一个男人的崩溃,还有另一个人的拒绝,拒绝让崩溃发生。

【丹恩】

在2013年圣诞节前后,丹恩决定搬进来,那天晚上我们的狗死了。

几乎那一整年我都失去了记忆。妮可尔得了卵巢癌,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胃。她承受了一系列身体上的折磨,分开来看,每一件都让人痛苦不堪:只要去一趟化疗病房,在护士给我奶酪饼干的时候,看着像防冻液一样的东西流入她的血管,这就足以永远改变我的生活。不过,放在一起,那些手术和化疗就都凝结成了一块污渍,无法去除,无法细看。

我的确还有一些那年的记忆,丹恩在其中都有出现。比如,当妮可尔开始在枕头上发现自己的头发时,我准备迎接她的痛苦,因为她是如此年轻、漂亮。但是,她让我拿着毛巾、剪刀和我的剃须刀,去起居室跟她碰头。

她把一把椅子拖到房间正中,然后拉起头发,又长又黑如瀑布般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来吧,”她说。

我用剪刀使劲儿剪,直到完全落在我手里。她抬头望着我,两眼泪水,然后微笑。

【作者】

“我应该试着摇滚一点儿,”她说。“给我来个莫西干头型。”

后来,我们走到洗手间里,这样她可以照镜子。她就是一个小溪边的印第安人,我从未见过她把颧骨挺得如此骄傲,从未见过她的双眼如此肆无忌惮。

我给丹恩发了一张她的照片,几分钟后,他回复了一张。他自己也剃了一个莫西干头,跟她的搭配。

妮可尔笑了。十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丹恩,当时我们都住在新奥尔良,他们在一起上大学。男人们总是跟着妮可尔到处跑,在杂货店里,男人们会从奶制品旁边跟着她,尾随她出来到停车场。当她微笑的时候,男人们会幻想她需要他们,她很爱微笑。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动机,我当时已经有种充满同情的怀疑。但即便丹恩不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目光从妮可尔身上移开,他接受她的微笑,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小礼物,别无他意。他把自己的友谊奉献给我们,如此谦恭,对我们的婚姻极其尊重,让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他。我不知道妮可尔能否原谅我们都这么男人,因为年复一年,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种方式是妮可尔永远无法达到的。

他那令人喜爱的表情,对于妮可尔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所以,当她举起丹恩的莫西干头照片,然后大笑起来——“看啊!哈哈!”——我知道她是以最好斗、最得意洋洋的方式在表达。

在一个充满残酷、灾难和挫败的季节里,她获胜了。我后来问过丹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不明白这个问题。“要比起来把我的脑袋剃光,这么做有趣多了,”他说。他从未想过什么也不做。

那年晚些时候,我记得他站在医院里面,像个哨兵。他是从新奥尔良开车过来的,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小城费尔霍普【译注1】。过来之后,他在妮可尔的房间外面走廊里站着守卫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让她睡觉。一天下午,一伙儿教堂的女士来了。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比一帮浸礼会的中年女教友更强大了。我们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丹恩在和善意展开战斗。

“他们现在正在休息,”他说。“我很抱歉。”

“哎,我们是来给他们祈祷的,”一位女士说到。

“我知道,夫人,”他说。“不过我很确定,就算在这走廊里,上帝也能听到你们。”

圣诞,我们是在医院过的。朋友们来探访,还装点了房间,我们的两个小女儿蜷在妮可尔旁边,在她医院病房的床上,她正在读诗《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译注2】。过滤管正从她的肠道和鼻子里排出排泄物,我们都试着对此视而不见。

从感恩节开始,丹恩就来了,然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已经用尽了自己几周的假期,白天来医院,每个晚上都在我家过夜。

圣诞节前一天,我们养的八哥犬格雷西,呕出一些黑色和腐烂的东西,就在他脚边的地板上。他把格雷西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毯子,开上车,到处寻找还开着的动物诊所。找到一所之后,他向兽医解释我们当时的状况。兽医做了一些检查,然后脱口而出:“我很抱歉,但是这只狗得了癌症,我想她马上要死了。实际上,我知道她马上要死了。”接着,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丹恩给我打电话。我坐在病房里,红色和绿色的彩灯闪烁不停,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好吧”。

格雷西的死没有触动我。这个消息让我生气。它强迫我要跟女儿们谈话,说出癌症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丹恩来到医院,带着一瓶葡萄酒。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起来,周围是女孩儿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纸。

“我想也许我应该搬过来,跟你们在一起,”他说。“就是多个帮手,几个月而已。”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公寓,他的生活。

“好吧,”我说。

死亡带给身体上的恐怖,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妮可尔对此尤其现实。她对我们说:“别让我身上有味道就行。”

她的体重下降很多,不过我们都预期到了。丹恩和我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不离开她。有人来看她时,从他们的脸上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是当她的衬衫滑到一边,露出锁骨的时候。这看上去很不正常,就像某个外星人被移植到她的身体里。

除了体重下降,她的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伤口。每次手术过后,她的皮肤都更难痊愈。最后,一个外科医生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包扎伤口。

“不知道,”我说。

“你需要学习一下,”他答道。

每天晚上 ,妮可尔都会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会用镊子从她腹部的伤口中取下一条绷带,有时候有几尺长,它在空气中展开,就像布满脓的绦虫。然后,我会重新往伤口中放进新的绷带,折叠起来,旋着放在她体内,而她一边哭,一边恳求我不要这么做,求你了,就这一次。

求你了,马特,求你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少女,我那时就已经全身心爱上了她。现在,我才可以会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当时,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次完成一个伤口,一个不到两公分宽的洞,我要往里放进去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我当时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情了。那只是我要做的某个事情。完成之后,我会躺在她旁边,用消毒棉球吸干她的眼泪。当她最终入睡之后,我会偷偷从床上趴下了,钻到壁橱里,这是房间里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里面,我会把毯子裹在头上,塞到嘴里,躺下之后,把头埋到一堆脏衣服里面,然后大喊。

某些深夜,肠胃的绞痛会让妮可尔醒来,一边嚎叫,一边汗如雨下。我会呼叫丹恩,叫醒他,然后他会打开、扶着后门,让我搀扶妮可尔到车上。接着,他会跟我们的女儿坐在一起,等我们回家。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周。

最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少量消化了一半的食物从妮可尔的伤口中涌出来。我给她的肿瘤医生打电话,医生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瘘(fistulas)。体内存在感染或者外部异物时,身体就会努力排斥它,形成通向体表的通道。她的身体不再能识别食物了,现在开始直接从她的腹部伤口往外排斥,就像排除某种异物。

妮可尔试着抬头看自己的肚子。“你闻起来是不是像便便?”

“不,这很难说……”

“是不是便便从我的前面出来了?告诉我。”

一连几个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肠瘘带、专用纱布、布制尿布,但是胃酸会溶解任何附着物,最终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无法抑制,只有用更多麻醉剂止疼。

然而,这些身体上的恐怖,仍旧比不上将会到来的事情。

我告诉我们的家庭咨询师朱莉娅,我知道事情会越来越糟。“如果我必须把她放在背包里,然后背着她去化疗病房,只要这意味着能让她多活一天,我也愿意。”

朱莉娅是个和善的女人,但是很坦诚。“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她说,“你会盼着它早点结束的。”

绝对不可能,我说。

丹恩搬进来已经几个月了,妮可尔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所以我会用静脉滴注给她喂食。我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但这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有人维持无菌环境,保持清醒。

看着医院或者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一般人很难有感觉,除非你自己试着在家来这么一下。2014年头几个月,丹恩和我一刻不停地搞清洁——房子、孩子、我、医疗设备、妮可尔自己。煮沸、擦抹、过滤。可人体是抗拒无菌环境的,比如我们身上的洞眼、脱落的皮屑、我们的指甲,还有潮湿的环境。

将液体泵入到妮可尔血管的是一台机器,只要出了问题,它就会尖叫。比如某根管子扭结了,或是她压住了什么,要么是液体用光了,要么是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每隔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这几个月里,妮可尔一直在用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意识,我清醒地躺着,听着输液泵的声音。我会把它琥珀色的显示屏转到墙那边,但也没啥帮助;我躺在那儿,做算术,计算妮可尔还需要输入多少毫升液体,然后再输入更多。在那几个月里,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小时整觉。

有一天,丹恩碰碰我的胳膊,我叫了出来,不知道他是谁。“你得睡觉,”他说。

他开始背着我谋划什么,或者我怀疑他在这么做。从卧室房间门外,我能偷听到他跟妮可尔的谈话,讨论我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妮可尔的状况,这么做似乎很荒唐。他开始背着我,给朱莉娅,那个咨询师,打电话。他还和我其他的朋友安排了某些秘密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他拉着我坐下来。“我们要离开几天,”他说。“你和我。”

“什么?不行。”

我们要开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起徒步几天。妮可尔另外的一个朋友已经同意来陪她,他说。

“不行。”

朱莉娅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选择。

“坚决不行。”

这不是为了我,他说。这是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关心妮可尔。“也为了你的孩子,”他说。

我让步了。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在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度过,走了无尽的林间小道,穿越溪流,攀爬岩层,不知道走了多少英里。在一条小道尽头,我们发现一个瀑布,然后坐在它底部凉爽的池塘中,向上望着倾泻而下的奔流。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平衡在左右摇摆,就像还在徒步一样。但是,虽然身体已经消耗殆尽,可我发现丹恩过去一直明白的事情:我的心智更加敏锐了,比起前几个月,现在充满更多希望。

过了几分钟,我们发现瀑布顶上有些迹象。瀑布顶上有些突出的岩石,六七个大学年纪的女子开始往上爬。我们在看着的时候,她们开始脱衣服。我朝丹恩眨眨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哥们儿,怎么回事?”

“别问了,马特。你需要这个。”

女孩儿们开始从岩石上往下跳,跳入底部最深的水潭,然后又往上爬,再往下跳。她们看上去就像天使,不断落入尘世。她们看上去有着难以相信的快乐和健康,在水声之上,我们可以听到她们的欢笑。最后,丹恩说:“咱们也来!”然后开始脱他的衬衫。

“我不行,兄弟。”

“为什么?”

我没有答案,而答案又是很明显的。我是已婚人士。我的妻子快死了。我知道:在这森林中,我每一分钟的快乐,都会在后面变成内疚啃噬我。而且跟丹恩不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没人想看到我的身体。于是我说:“咱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我看着丹恩爬上去,跟女孩儿们在岩石上聊天,都迎着一阵凉爽的风。妮可尔的病也消耗了丹恩:在三十六岁,他放弃了新奥尔良的管理职位,还有一个女朋友。她无法理解丹恩对妮可尔和我的奉献——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从她的角度看,丹恩一定背叛了什么。他走到岩石边上,跳了下来,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鼓掌、欢呼,然后希望太阳不要落山,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永远不要变老,不要生病,不要死去。丹恩就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留下一幅准备就绪的、有同情心的肖像。

妮可尔恢复了。她又能吃东西了。她已经睡过了静脉喂食的几个月,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穿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小号衣服,而且很合适。她开始娱乐来访的人。人们会来看她,她就会坐起来,满面笑容,聊上几句,为自己的衣帽不整抱歉,或是为房子、或者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她会讲述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人们——善良、好心的人们——会点头,鼓励她,称赞她的勇敢。

2014一整年,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会出神,沉默,睡觉,在强有力的药物作用下维持,然后她会醒来,在自己的待办事项列表上再加一条:她要最后一次前往纽约,她要成为新奥尔良肥美星期二大游行的大元帅,她要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跳入市区下城的喷泉里。这些我们都一起做了。她的生命缺少长度,不过得以弥补以高度。

每当她状态下滑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给出可怕的时间线。还有几个月存活时间。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每一次,她都挣扎过来了。从旁观看真是令人赞叹。但这一切都有隐含的代价。

每当妮可尔变弱的时候,丹恩就会承担很多家务——洗衣服、做清洁、购物、做饭。我干剩下的活。我会叫女儿们起床,给她们穿衣服,吃饭。茉莉(Molly)和伊文捷琳(Evangeline),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我帮她们完成作业。我会安排药物剂量,预订耗材供应,检查邮件,付账单。我在钱上变些小戏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交税,没人会死,所以医院和医生优先。

在这些时间里,妮可尔漂浮在鸦片之海上。我们在房子里存的液体吗啡实在太多,以至于医生警告我们,要小心入室抢劫。然后,她转向了二氢吗啡酮【译注3】,药效比吗啡还要强七倍,而且要日以继夜地在不停断的泵中滴落,还要跟另一种极其强有力的止痛药——芬太尼——一起用。这些药干扰了她的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传递信号,还有她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她的幻觉让丹恩和我无法安心,而且会吓到女儿们。所以我们必须让她不碰这些药。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她要上洗手间。我试着帮她坐起来,但是她说:“不,我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次只能移动一条肢体。”于是,我抬起她的头,然后是她的后背,让她的头摆直,在把一条腿挪到床下,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让她站起来。我挪动她的左脚,接下来是她的右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直到今天,她的首席护士,一位名叫菲丝(Faith)的女士,还存着一张照片,是妮可尔的二氢吗啡酮药泵,她会给其他护士看。那个泵上显示:有超过两万毫克的药进入妮可尔体内。“这么大量的二氢吗啡酮,比我和其他所有共事过的护士用过的都多,”她说,“而且是加起来。”

当她进入比较好的状态时,她会醒过来,惊骇于我运作这个家的方式。有天早上,她踉踉跄跄走进厨房,我们都吃了一惊,然后她宣布:要给女儿们做鸡蛋。我把下厨用的抹刀放哪儿了?为什么冰箱里的牛奶这么少?它煮沸了吗?尝起来味道不对。没有什么尝起来没问题。“我怎么能放心走呢?”她问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每次起起伏伏,她就变得更加神经质。去年夏天一天早上,我发现她站在炉子旁边,煤气大开,她试着教茉莉怎么点着煤气。她已经不记得该怎么做了。我走过去,关上煤气,妮可尔怒视我。她眼中充满仇恨,几乎认不出来了。

茉莉看到了,然后畏缩到一边。

“不是你的错,孩子,”妮可尔告诉她,带她走开了。“不是你的错,爸爸需要修炉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那即将到来的死亡,剥夺了任何外人对于公平的标准。我不能有任何评论,不会说“那很危险”或是“请不要用孩子来对付我。”

我什么也求助不了,因为没有什么能战胜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科技开始以一种新的可怕方式慢慢逼近。

丹恩发现,我们的门廊中不断有包裹到达——其中包着最平常的东西,比如厕纸或是学校的笔记本,他以为是我订的。然后,医疗材料开始到达,接下来是衣服 、食物。我们发现,是妮可尔偷偷在网上订东西,坚守自己作为购物者的职责。

“我还是一个正当的人,”当我问她这些包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我纵容了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原因,因为她总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她会给丹恩和我打电话,叫到她床边,怒气冲天,指控我们偷了她的手机,实际上就在她头边的枕头上。最后,当她试图给伊拉克的某个人送钱的时候,我改变了我们的账户,没有告诉她。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战役中,对手是不断增加的电子设备。当我不让妮可尔碰某样东西的时候,比如我拿走了她的车钥匙,或是访问我们账户的权力,或是某些拜访时间,她就会去在线癌症论坛发帖子,讲述我的做法。这些论坛中充斥着经历类似糟糕情况的人,他们会上线寻求认可,因为所处的世界突然对他们说“不”。这些人——这些面部不清的大量线上操纵者们——总是在鼓励妮可尔要坚持战斗,鼓励她说可以战胜这些事情,无视我的负面做法。

死亡是隐形的,你无法咒骂它、无视它,或是诋毁它。不过,每个晚上,当我躺在她旁边,她会冲我落泪几个小时,来自于愤怒、恐惧和二氢吗啡酮。

我开始避免上床的时间。现在我看到,15年婚姻之后,这是我走上远离她之路的第一步:她的路通向死亡,我的路通向之后的生活。

丹恩和我会整夜看电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开始迷上了僵尸电影、电视剧。我们每个晚上,一整个夏天的每个晚上,看着那些活死人拖着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然后就被某个英雄送入阴曹地府。

然后,我们会在黑暗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默默无语,不过常常会讨论白天跟妮可尔的某些交流。有天晚上,我跟他坦白自己的某个黑暗幻想,这幻想之前一直在我心中闪烁,跟勺子和蛋黄酱有关。

他笑了。妮可尔现在什么不爱吃,除了蛋黄酱。她特别能吃蛋黄酱,以至于丹恩跟我日常购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一次买两罐。她养成了一天吃一罐的习惯。这一天,她让我给她做一个火鸡三明治,做好后,我给她拿进卧室。她咬了一口,然后递还给我。

“少放火鸡,多放蛋黄酱,”她说。

我重新做了下,用勺子放进去双倍蛋黄酱。

“不行,”她又说,面带厌恶之情。“更多蛋黄酱。”

这次,我直接往上倒,倒了一大堆。

递给她的时候,她摇头。“所以你想饿死我,”她说。“我想我死得还不够快吧。”

自从她的诊断结果出来,我生活的一切就都围绕着面前这个脆弱的人。决定和郁结,希望和伤心。现在,有那么一下下,我想象自己撬开她的嘴,把一整罐蛋黄酱都倒进她的喉咙。

有人来访的时候,妮可尔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魅力和无畏的典范,就像她在线上论坛和 Facebook 中的形象。这些情感是真实的,她自己的确有勇气、爱心和镇定,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她伤我伤得毫不留情。

只用一句话,丹恩就拯救了我。

他说:“她朝你发作,是因为她知道你会留下来。”

妮可尔还有另一个妄想:当卫生间永远成为她出行最远的目的地时,她想去不一样的地方。当我要拒绝这个妄想时,丹恩有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永远丢掉了这种能力。

“直接告诉她没问题,”他说。

某种错乱开始出现了。

丹恩已经跟我们一起住了将近一年,住在死亡的阴影中,他和我都发现:我们自己开始讲特别黑暗的笑话,十分变态,以至于无法解释。

我们约定:如果他某一天结婚了,或是如果我再婚了,要是我们某个人的妻子诊断患有癌症,另一个人就会出现在医院,把一把刀刺入对方肋骨之间。这是怜悯的杀害。我们大笑,想象着现场旁观者们的疑惑:“这个家伙就这么走进来,然后杀了他。奇怪的是什么?是死者还对他说‘谢谢你’。”

我们讲述某一天我们都老了,留着口水,大小便失禁,然而妮可尔会拖着脚走过来,要一个蛋黄酱三明治。

我们笑话自己不熟练的偷运药物水平。我曾经听说,大麻可以帮助缓解化疗带来的恶心,但是医用大麻在阿拉巴马州是非法的。所以,一些朋友提出要给我们一些。我告诉他们,直接放在他们的邮箱里就行,我会过去拿。“只要确定在中午之前拿走,”我的朋友说。“邮递员在那时候来。”第二天商务,我发现一块大麻砖就放在那儿,裹着透明的塑料袋,在它上面,是当天的邮件。

后来,我们必须拿走妮可尔的手机——这也许是整个苦难日子中最难的决定,她开始给我们手写恶毒的、因为药物而混乱的纸条。这些纸条令人心碎。但是她一定要完成它们,其中的创造力和决心已经上升到了艺术层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枕头上看到这个,”某晚丹恩说。是用蜡笔潦草完成的。

我给他看我的,一篇愚蠢而又冗长的文字,要自己的手机。“我是在卫生间发现的,”我告诉他。“贴在马桶对面的墙上,坐下来正好看到。”

在心痛和心力交瘁之中,我们同时开始窃笑。“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对吗?”丹恩说。

“什么?”

“她在给我们发信息。”

后来发展到我开始躲着妮可尔,无法面对她的怒火。我太胆小,无法坐下来承受。我会蜷缩在门廊的秋千里,像个婴儿,这样她就找不到我。或者,我会撤退到楼上女儿们的卧室中,她就没法跟上来。我开始不吃不喝。

某个晚上,丹恩出现了,拿着一盘食物,还有一瓶水。他用极大的同情劝诫我。“你这个样子,我还能允许再来一天,”他说。“一天之后,你必须起来。”

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完自己的观点。“为了你的女儿们,”他说。

即便是在我不断坠落的螺旋中,我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女儿已经爱上了丹恩。她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我已经失去的力量,她们信任他。

每个晚上,当妮可尔和我入睡之后,他都会独自坐在门廊上。他会读书,或者给他新奥尔良的朋友打电话,或者数数有多少只浣熊穿过街灯下面。有几次,茉莉会爬起来,出来和他一起。

我在窗内望着他们。他会坐在茉莉旁边,摇动秋千,聆听她讲述自己的噩梦。

妮可尔腹部伤口的敷料变成了巨大而复杂的东西,需要多位专业护士前来,作为一个团队把它组合起来。现在,这些敷料的目的,就是保证她的腹部不要四分五裂。

有一天,护士们刚走,妮可尔开始扯掉绷带。“我想,我得给自己冲个澡,”她说。

她扯掉最后一块纱布,走向淋浴间,一边走,粪便和胃酸滴落在地板上。我看着,没说话,只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躺在我旁边。她要胶带和纱布。

“让我叫护士来,”我说。

“不用,我自己能行。”

当她开始解开胶带时,胶带粘在她手上,自己粘在一起,粘在她肚子上。她的肠胃喷出一股黄色的屎,流过她身体一侧,流到床上。她的手停下了,我望向她的脸,她已经晕过去了。

我碰碰她的面颊,她的眼睁开了,朝我微笑,似乎很疑惑,发现自己身上布满温热的排泄物,还试着要用手去拢起来。它涂满她的躯体,直到她的胳膊和肘部,满床都是。我伸手去帮她,她推开了我。

我心中某些东西破碎了。那让我不至崩溃的最后一条绳索的最后一丝纤维上的最后一根线,刚刚断了。我滚下床,不想让她看见,我爬进洗手间,蜷在马桶底座旁边,颤抖,哭泣。

她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我能听到,“丹恩……”她的声音绵软无力,就像是从蚕丝传过来的。我听到丹恩来到门口,妮可尔告诉他我需要帮助。她是为我才叫的丹恩。

丹恩打开卫生间门,我喊出声来:“到处都是屎啊,丹恩。”他十分小心,这次没有试着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他只是关上门。

护士们来了,为妮可尔换了药。我不记得自己在洗手间待了多久,但是当我出来的时候,窗口透进来的光已经换了位置。

后来,妮可尔的首席护士菲丝拉着我坐下来。“我现在看出来了,”她说。“她需要精神抑制类药物。”

1950年代,氟哌啶醇(Haldol)用作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当时美国的精神诊疗机构正是爆发期。那是一种让人昏迷不醒的药。“大猎狗”,护士们这么称呼它。

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有执照的执业护士,也就是现在待在我家、全天看护妮可尔的人们,不允使用这种药物。注册的护士可以,但是他们每天只能来一次。

不过,法律中有个漏洞,他们说:其他人可以使用。

我。

所以,当有护士看着而且给我建议时,我开始给我的妻子注射这种药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结她生命的药物。氟哌啶醇的药效让她神游大海,用毫升度量的大海,她不再要食物或水了,这也就意味着她胃里的火山不再爆发。她的脸放松了,下巴也松弛了。

她的呼吸放缓,接下来几天,呼吸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响到整个房子里都能听到。听上去,就像某个人在自己的声带上慢慢拉着一把大提琴弓。然后我意识到:最后一个诚实描述死亡的人,可能是说出“croaking”这个词的人。【译注4】

死亡的场景,或者我期望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一小群朋友和家人聚在病人旁边,看着她吸进、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握着手,交换眼神,标明彼此都很清楚这个时刻是多么重要,然后一名医生进来,检查一下脉搏,随后宣布:“结束了。”

真实发生的场景是这样的:有些医疗设备挡住了我们通向卫生间的路,所以,在2014年9月9日早上,我上楼去冲澡。我当时满头洗发水,听到丹恩在楼梯下面叫我。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赶紧冲一下,走出淋浴间。几秒后,我努力用毛巾擦干,他又喊我:“赶快。”

我试着把牛仔裤套在湿漉漉的腿上,一边还要冲下楼,就在我冲进卧室之前,我听到妮可尔刺耳的呼吸。我想我尽力了,至少;我还在努力在进入房间之前拉上裤子拉链,丹恩和两个护士站在那儿。他们站着,看着妮可尔。

“怎么了?”我问。

“那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呼吸了,”菲丝说。“也许,它们来得很慢。”

妮可尔的脉搏几天前就开始变弱了,直到再没人能感觉到。所以我们站在那儿,望了她几分钟。她就是不再呼吸了。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放松,没有肤色的变化,没有面部五官的变形。她的生命就这么终止了。

从任何角度说,这都是一次很常规的死亡,普通,平常。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丹恩。我的婚姻把我带到这个境况,但是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爱不是一个足够有力的词。他站在那儿,面对死亡的现实,为了我。他是我的朋友。

妮可尔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在拉长、缩短,又拉长,像太妃糖一样。

悲伤让我变得空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悲伤之下,我还感到某种深层次的放松,甚至是喜悦。两年来,第一次,我感受到希望。不过,我把这当做秘密。人们会在街上拦住我,表达他们的悲痛,我发现自己勉强应对着他们的感情腔调。“哦,是的,的确不容易,不过我们总会缓过来的。”

真相是,经过两年的折磨后,妮可尔终于不再感到痛苦了。经过两年的恐慌后,女儿们和我觉得似乎逃过了某些东西。茉莉告诉我:在她记忆中,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不再害怕听到我在楼梯下面的叫声了,因为她知道,我已经没有什么坏消息要发布。

丹恩帮助女孩儿调整,让她们适应没有母亲的无尽生活,但是没有妮可尔的日子是空虚的,他想找些工作。我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愿意跟他分享我的收入。永远,只要他愿意。我们已经度过了无尽的冬天,进入了存在意义上的春日。

但是丹恩默默陷入某种他自己的忧郁。他感到坐立不安,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得更久。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去宠物商店,朋友在小猫和小狗之间挑来挑去。“你不想抱一只吗?”她问丹恩。

“没必要,”他说。他无法解释,但是他知道,一旦自己抱着某只小动物,他一定会哭出来。

今年1月,妮可尔已经去世4个月了。距离丹恩突然放弃自己成年生活的一切、来为妮可尔和我服务,已经14个月了,他决定自己要搬回新奥尔良,找回自己的生活。

丹恩的离开突如其来,比起妮可尔来说,打击更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不知道如何告诉我离开的想法,所以他只是开始收拾行李。那一天,女孩儿们还在学校,他要走了。就在那天,他在钻进车里时停了下来。“过几周我还会回来,”他说。“不过到时候会很奇怪,因为那时你就结婚了。”

我们都笑了。他启动车子,开上车道,我就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想着要做些什么,满眼都是泪水。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转头回到了自己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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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 阿拉巴马州的费尔霍普(Fairhope,Alabama),距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262 公里。
  2. 《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来自美国诗人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e Moore, 1779—1863)。该诗写于1822年,在圣诞前夜阅读该诗,成为很多美国家庭的传统。
  3. 二氢吗啡酮 (二氢吗啡酮),全称:盐酸二氢吗啡酮,又叫:双氧吗啡,强力止痛镇静剂。
  4. croaking,英文原意为: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后来成为非正式的“断气”说法。
  5. 文中图片都来自原文所在 Esquire 英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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