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克洛瓦的“第三次大屠杀”

翻译肯尼思·克拉克爵士《观看绘画》赏析德拉克洛瓦《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PART 1>>

要想欣赏这幅画,必须要克服许多敌意。因为它的尺寸和戏剧张力,它似乎将沃特·斯科特【译注1】的记忆画在纸面,又满溢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无聊恭维。严肃点儿说,画中有种喧嚣,让眼睛无处休息,难以享受感官上的宁静,而这种宁静来自一块又一块色调,以及它们之间和谐相连的关系。想在卢浮宫里观看德拉克洛瓦的杰作,需要意志的努力。疲惫的游客们,在维米尔的《蕾丝女工》面前震惊不已,我能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我停两分钟,欣赏这幅巨大的、烟雾缭绕的画作,还有它气焰飞扬的邻居《萨达那帕拉之死》,就能慢慢意识到:我正在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相遇,他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凭借自己无上的技艺,落实于颜色和线条之间。

当然,我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判断。正如透纳激发了拉斯金毫无保留、热情洋溢的赞美,德拉克洛瓦也激发了波德莱尔,而这两位文笔华美的仰慕者写下的一些艺术评论,现在仍可以当做文学作品阅读。而且,德拉克洛瓦自己就是出色的作家,亦是达芬奇以降最杰出的解说者。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生气勃勃又智识超人的人物,如同司汤达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要不是他的超群心智让我着迷,也许我不会这么热爱他的画作(我也承认,对于它们,自己有种波德莱尔式的迷恋)。公平起见,在更仔细地观看《十字军》之前,我要先说说他的人生。

他生于1798年,也许是法国政治家塔列朗【译注2】的儿子,成年后,他们两人相貌酷似。他在卢浮宫中的自画像作于37岁,尽管像很多自画像一样,画中人表现出最可亲的一面,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某种能量、某种意志、某种不屑,它们几乎直接暴露于这位出入于上流社会之人的精致外表之下。我们能看出,他那野兽般的表情,用强有力的下颚和狭长的眼睛,抨击他所有的同代人。

《自画像》
“老虎的注意力都在猎物身上,眼中收起光芒,肌肉焦躁地颤抖,而我们伟大的画家却视而不见,他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一个想法上,或者他就想做个美梦。”

老虎。这个词在有关德拉克洛瓦的研究中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也是应有之义。几乎他所有的伟大作品中,都有洒落的鲜血,很多描绘的都是难以名状的屠杀场景。巴黎动物园的喂食时间,他很少错过,而且告诉我们,他感到“幸福感穿透全身”。

《嬉戏中的母虎与幼虎》
【译注1】:沃特·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 1st Baronet,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被视为历史小说的发明人和最伟大实践者。

【译注2】:查理-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以其高超的政治生存能力闻名,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治下,以及波旁王朝复辟、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皆能身居高位。

<<PART 2>>

但是,他的本性中还有另外一面,让老虎有着不寻常的价值。斯宾格勒【译注1】有种说法,叫“浮士德型人”,德拉克洛瓦就是极为适当的典型。也许比《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还要典型。歌德偶然看到德拉克洛瓦为他的长诗巨制所作的插图,认为这些作品“大大拓展了诗作的意义”。

 

 

 

 

在德拉克洛瓦一间相当早期的作品中,他让自己穿上了哈姆雷特的衣服,当然不是表现心志不坚的王子,而是要展示一个年轻的学者,智识的重担让他不堪重负。

随着德拉克洛瓦年纪不断变大,他就越来越不像哈姆雷特了,我想哈姆雷特也会是这样。他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慢慢造就了坚忍恬淡的性格。出于对社会习俗的讽刺和蔑视,他保留了“风流的宝镜”【译注2】。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他是“浪荡子”【译注3】最高级的化身。然而,当他脱下英式剪裁的外衣(他属于最早一批将该式样引入巴黎的人),穿上阿拉伯式的服装,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伟大的悲观主义如何从世界抽身而去,置身于19世纪兴旺、粗俗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之上。他就像布克哈特【译注4】一样,几乎唯一能让他公开鄙视的,就是谈论进步。他知道,我们此前能活下来,实在是侥幸,而他也找不到让人信服的原因,能让我们这么再来一次。

自己在1840年之前创作的三幅杰出作品,他称之为自己的“三次大屠杀”。的确,它们展现出画家对暴力一贯的兴趣,不过其中也体现出他的心理发展。第一幅,《希阿岛的屠杀》(1824),属于极少数画作,这些画仍旧有感动我们的力量,虽然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样,它们描绘的是刚刚发生的事件。

有人记得,这幅作品与安格尔最成功的无聊画作《路易十三世的誓言》挂在同一个沙龙里,我们可以想象,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德拉克洛瓦对于暴君统治的愤慨和憎恶是真诚的,而这些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沿袭了传统。他的第二幅屠杀画作,《萨达那帕拉之死》(1827),更为个人化。波德莱尔说过:“是他灵魂中野蛮的那一部分,完全用来创作他梦中的画作。”不过,这些梦也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因为在暴力和自愿赴死之中,肉体的疯狂不断积累构成的图景,一直是浪漫神话的一部分,从萨德侯爵到艾克赛尔【译注5】都是如此。

他的第三幅屠杀画作就是《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这是前无古人的作品。《萨达那帕拉之死》之后,十年过去了。德拉克洛瓦对于人类命运的看法,改变很多。他已经去过摩洛哥,在那儿,他发现的不是自己梦中的感官狂野,而是远古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他立刻意识到,比起沙龙中装模作样的东西,这要古典得多。他与同时代最典雅的灵魂相交甚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乔治·桑【译注6】,还有他最爱的肖邦,后者的音乐于他,“就像一只羽毛绚丽的鸟儿,在深渊上方振翅”。

《肖邦肖像》by 德拉克洛瓦

然后,他发展出一种历史观,与尼采和布克哈特有着奇异的相似。在法国下议院图书馆中,存放着他此类作品中最杰作的画作,1838到1845年,他负责装饰这里。其中最完整、最为人接受的,就是《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译注1: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德语: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年5月29日-1936年5月8日),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其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声称,世界上曾存在、尚存在九大文化类型,它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心灵。古典文化的灵魂称为阿波罗精神,西方文化的灵魂是浮士德精神。作为西方文化灵魂的浮士德精神,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灵魂。它要超越感觉,在无穷的追求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具有一种坚毅的意志,要征服并粉碎一切可见的阻力。显然,浮士德精神标志着西方人已经突破纯粹的现在的限制,而冲向无穷的未来。”(引号中选自《西方的没落》导读《关于西方文化命运的大预言》,北京出版社2008年颁布,韩炯译。)

译注2:“风流的宝镜”,出自《哈姆雷特》第三场第一幕,奥菲利亚认为:哈姆雷特“有廷臣的仪表,有学者的舌锋,有勇士的剑芒;全国属望的后起之秀,风流的宝镜,礼貌的典型,群伦瞻仰的对象”(梁实秋译)(The courtier‘s, soldier’s, scholar‘s, eye, tongue, sword, the expectation and rose of the fair state, the glass of fashion and the mould of form, the observed of all observers.)

译注3: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点出一个“浪荡子(flaneur)”的形象,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漫游,将自己置身于景象、声音之中,特别是围绕着他的无穷无尽的生命:

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观察者是一位处处得享微行之便的君王。……因此,一个喜欢各种生活的人进入人群就像是进入一个巨大的电源。也可以把他比作和人群一样的一面大镜子,比作一台具有意识的万花筒,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生活的所有成分所具有的运动的魅力。这是非我的一个永不满足的我,它每时每刻都用比永远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更为生动的形象反映和表达着非我。 【注:以上来自《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先生译本】

译注4:雅各·布克哈特(德文: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生于瑞士巴塞尔,并在出生地终老,杰出的文化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布克哈特受到歌德、温克尔曼等人的影响,逐渐偏离了当时历史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过分重视,逐渐形成了以美学、人类学作为观察人类历史和思想的出发点。尼采是他的学生。

译注5:萨德侯爵(此萨德非彼萨德),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法语: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Sade, Marquis de Sade,1740年6月2日-1814年12月2日)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他尤其以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Sadism)”是性虐恋的另一个称呼。

艾克赛尔,Axël,是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一出剧目,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Adam,1838年11月7日-1889年8月19日)法国象征主义的作家、诗人与剧作家。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受到歌德和维克多·雨果的影响,作品中经常有神秘与恐怖的元素,并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著有小说《未来夏娃》(L’Ève future)等书。“Android”(机器人)一词即出自该小说。在《艾克赛尔》中,英雄与公主在神秘的城堡中相遇,两人不打不相识,陷入爱河,畅想未来可以一起经历的宏伟旅程,后来却认识到:生活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满足他们的梦想;于是一起自杀身亡。

译注6: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法语:Alfred de Musset,全名:Alfred Louis Charles de Musset-Pathay,1810年12月11日-1857年5月2日)是法国贵族、剧作家、诗人、小说作家。

乔治·桑(George Sand),原名露西·奥罗尔·杜邦(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1804-1876),法国著名小说家,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具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雨果曾称颂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伟大的女性”。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肖邦曾为她作曲。

<<PART 3>>

德拉克洛瓦这幅画,是受法兰西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梯也尔【译注1】委托,为凡尔赛宫所作,要挂在画家格罗男爵与贺拉斯·韦尔内【译注2】的巨幅作品旁边,表现拿破仑的胜利。德拉克洛瓦选择这样的主题,似乎没有人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虽然他已经十分明显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告诉我们,他总是煞费苦心,用颜色和色调表达画面的意义,在人们解读内容之前,直接影响人的心灵。《十字军》的颜色黯淡、阴郁。城市燃烧的烟染黑了天空,几个十字军在烟云的阴影中,如同一大坨紫色色块。唯一能让眼睛放松下来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浅蓝色,几点红帆点缀其中,就像远方争斗中的号角声。

《十字军》与其他屠杀作品的不同在于,德拉克洛瓦不再从暴力中得到愉悦。野蛮人已经让他失去信心。在他诸多“岌岌可危”的画作中,人们会感到,在诸多层面上,比起油尽灯枯的文明剩余的碎片,破坏者的生命力更有价值。但是在这里,征服者自己就已经筋疲力尽,下议院图书馆中,德拉克洛瓦笔下阿提拉的鲁莽能量再也无法鼓舞他们。

他们望着自己的受害者,眼神悲哀、困惑。他们已经征服了文明的世界,可不知道接下来拿它怎么办。他们要摧毁它,而那是出于完全的尴尬。

“可是你已经将其作为文学称赞了,”读者会说。“作为绘画,有什么好讲的吗?”在法国,这不成其为问题。德拉克洛瓦仰慕培养了莎士比亚、拜伦和沃特·斯科特的国家,可是他的仰慕却没有得到回报。一位巴黎的女主人,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客人从聚会中偷偷溜走,据说是这么说的:“德拉克洛瓦先生真是个迷人的男人,而他画的东西真是让人遗憾。”英国人一直是这个态度,而他的画在这个国家少之又少,我也不觉得情况会发生变化。而且,自从照相术更注重色彩而不是色调之后,他的画拍出的照片都很糟。即便是他的敌人,也认为他是出色的,极为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他将补色并置,从而产生特别的效果,这最终为修拉所发现。有时,别人会误判他的颜色,他们期待它们要么接近鲁本斯,或是威尼斯画派。当然,鲁本斯和提香是他的老师,但是他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不会为了和谐而营造和谐,而是将颜色作为营造戏剧张力的表现手法;再者,他的很多作品主题是悲剧或者恐怖的,因此颜色常有不祥之感。他喜欢将险恶天空表现为青灰色和紫色,尤其钟爱噩梦般的深绿色,因为它是血红色的补色,因此能让我们警醒。波德莱尔写下《灯塔》时,他的心中无疑牢记这一点:“赤血染碧湖,邪魔频发难,密林浓荫罩,绿松常相伴,”【译注3】所有这些,都会在照片中失去,同样不见的,还有他对于颜料的出色把控。德拉克洛瓦的“手书”活力迸发,极富特色,体现在他的每一笔之中,照片中就看不出来了。我喜欢特别近地观看一幅他的作品,享受其中野性的能量,即便是平和的颜色也能体现出来。但在《十字军》中,我能凝视的高度也就是马脖子那么高,因此就能共情那些业余爱好者们,他们喜欢他的小幅作品或是速写,同时还抗拒伟大的机器【译注4】。

德拉克洛瓦本人知道自己的速写是多么生动,然而他写道:“你总得搞坏点什么东西,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他殚精竭虑,要让自己的画面更有活力。如果可以将《十字军》中的细部截取出来展出,比如左侧将要死去的女人,或是巨大的风景中任何一块,它们就会得到更多赞叹。

有一个细节常常从整体构图中拿出来:右侧前景中,趴在伙伴身上的半裸女子。她就是那为人熟知的浪漫主义象征,是脚下的花朵,难怪出色的浪漫主义画家一直对她怀有感激之情。

她的头发和后背,就像越过石头的流水,或者是断开的波浪,启发了罗丹创作《达那厄》的灵感。她同伴扭过来的脸,可能引发毕加索创作了一系列素描。

《十字军》将“戏剧性”一词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毋庸置疑的。当它第一次展出时,就得到了证实,而且波德莱尔用这样的言辞加以赞叹:“在生命的重大时刻,人物姿态展现出无可辩驳的真相。”的确如此,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面对前进的骑兵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有两个女人摆出如此优雅的姿势,而德拉克洛瓦也不是真得要让我们相信她们会这么做。他持有另一种信念:艺术必须在想象力之光的照耀下,重新创造事件,从而展现出诗意。也许,他是最后一位追随贺拉斯【译注5】的建议——“诗如画”——的画家,而这句话让很多二流画家误入歧途。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十字军》,认为它只是表现了诗意化的戏剧,有人不喜欢古典表演风格,也就是基恩和夏里亚宾【译注】那样的风格,他们就会抗拒画中两个拜占庭老人过于夸张的姿势。但是,看到那些十字军,没有人会不受触动,这些人迷茫不解,困在满是愁思的漩涡中,构成漩涡的,是他们胯下坐骑的脖子,他们的旗帜和华丽头盔的轮廓,就像西藏某些仪式中的木偶,而整个漩涡的背景,就是古代世界末日将至的首都。

译注1: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首相,在第二帝国灭亡后,再度掌权,因镇压巴黎公社而知名。

译注2: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1771-1835),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代表作《拿破伦视察贾法的黑死病人》、《拿破伦在阿尔科拉桥头》。

 

埃米尔·让-贺拉斯·韦尔内(Émile Jean-Horace Vernet,1789-1863),法国画家,善于描画战争、肖像,以及东方主义式的阿拉伯主题。

译注3:此处波德莱尔的译文选自刘楠祺译本。

译注4:“伟大的机器”应为照相机。

译注5: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拉丁语: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 公元前8年),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诗艺》,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之一。

译注6:基恩,应为艾德蒙得·基恩(Edmund Kean,1787-1833),英国著名莎士比亚戏剧演员。

夏里亚宾,应为菲奥多·夏里亚宾(Feodor Chaliapin,1873-1938),俄罗斯歌剧演员,有深沉而富有表现力的男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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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特布尔:绘画于我,就是感受的另一种说法

有朋友希望看看克拉克爵士如何解读风景画,今天就带来他在《如何观看绘画》中对于一幅风景画——康斯特布尔的《跃马习作》——的观感和分析。

康斯特布尔的画有时候让艺术君想起东方的水墨,有种“意在笔先”、“意到笔不到”的特质。比如下面这幅在佳士得拍卖的画:

《斯陶尔河上风景速写》

注意画面左下角的几个人物: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表情,但离近了看,就会发现,不过是一笔完成,下面的截图来自BBC纪录片《Sold: Inside the world’s biggest auction house》。

而且有的是直接用手指按下去形成的:

到底康斯特布尔这样的画有什么奥秘,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还是听克拉克爵士为你解说吧,今天是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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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习作》,约1825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这是典型的英国画:潮湿、接地气、浪漫而又坚定,习惯了印象派的人会觉得它看上去太黯淡。比起任何印象派的风景画,它也要大得多;而且,尽管康斯特布尔关心的是运动,整幅画有种持久、稳重之感。我因此想起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1802年的长诗《序曲》,他在其中说:之所以选择纯朴的乡野主题,因为其中“人类的激情和自然那美丽而持久的形态融为一体”。

《跃马》最终版,约1825年,英国皇家美术学院
两个版本的《跃马》,都给我这样的第一印象。一幅是康斯特布尔1825年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的,还有一幅是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全尺寸习作。但是从那时起,我的感受有些变化。学院的那一幅,我赞叹画面左侧优雅的树木线条,还有下笔果断的远景,包括戴德海姆的塔,覆盖了几乎半个画幅。那匹马我就觉得有点太笨重了,柳树看上去又过于做作;但这些也许都是后知后觉,因为我知道,康斯特布尔最初设想的场景中,那棵树在别的地方。

另一方面,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这一幅,我不会停下来看细节,而是倾倒于它整体的激情和力量。画中的一切,都是用调色刀以风暴般的笔触完成的,因此画面充满生机。同时,凑近了看,眼中的事物转变为颜料的过程,就像塞尚晚期作品那么难以言表。“绘画于我”,康斯特布尔说过,“就是感受的另一种说法。”毫无疑问,人们马上就能看出,哪一幅《跃马》更能传达他的感受。因此,我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这幅“速写”作为本文的主题,尽管最后的完成之作更厚重、更沉着。

强调表达感受,这在康斯特布尔的信中也一再出现,那为什么他还要把自己最伟大的风景画都画一个更克制的版本呢?我想,这一切也许都是偶然为之。用了半辈子画小画之后,当他着手完成自己的第一幅大型作品时,他很疑惑:在一幅要在画室中慢慢完成的油画中,如何保持自己对于自然的感受的强烈程度?他从几乎是保护自己的本能出发,采取完成全尺寸速写的方法。当时他没有发现,这种速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标志性风格,实际上,他的早期“最初版本”,即便是《干草车》,也还是被看做是速写。但在《斯陶尔河上的驳船》(1822)的最初版本(1811年)中,已经包括了康斯特布尔想要表达的一切。

《斯陶尔河上的驳船》最初版本

《斯陶尔河上的驳船》

《干草车》

在《跃马》(1824)的最终版中,速写已经毫无踪影。画面前景的完成方式,在《干草车》中还是模糊的,而这里已经实施得离我们的现代观点太远了,画面的每一英寸都覆盖着厚重的、有切实目的的颜料。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康斯特布尔已经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画一个版本了,因此,就其实质而言,也的确如此。他展出的绘画中,自由的处理方式得到广泛批评,甚至朋友们也让他提高最终作品的完成度。他强烈的表现手法也让他们头疼。早在1811年,他的叔叔就写信说:“你的风景画中还缺少喜乐的元素,现在的阴郁和黑暗况味太多了。”康斯特布尔的性格中有一部分回应了这个建议。他着意欣赏自然中亲切可人的一面,自己也想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即便这意味着要改变他的第一反应,从强烈的颜色、调色刀激动的狂涂乱抹,变成祥和安宁的绿色、优雅得体的笔触。

现在,我们看到了两个康斯特布尔,一个是可靠的英国小地主,他的画可以用作啤酒厂和保险公司的广告,另一个是骄傲、敏感的忧郁症患者,只能容忍树和孩子在自己左右。在他早年生活的记录中,看不到第二个康斯特布尔。他生于1776年,是一个富裕磨坊主的孩子,在一所红砖大宅中长大,现在没什么人还能有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了。他年轻时,可以随意在田野中漫步,在斯陶尔河里沐浴,在干草堆的阴影中睡觉,后来,他写道:“这些风景让我成为一个画家(我也因此心怀感激)。”

在摩西奶奶【译注】的时代之前,康斯特布尔是起步最晚的画家。1802年,他的第一幅画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画中是戴德海姆风景,画幅很小,画风腼腆、谦逊,自然没什么人关注。同年,透纳已经成为皇家美术学院成员。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康斯特布尔的生活飘摇不定,主要靠绘制、甚至是复制、肖像画。他的小型油画速写称得上是天才之作,和他那些克制、乏味的完成的油画作品之间,存在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有十年时间,他与一位贵妇保持了一段让人疲累的婚外情,后者可能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1816年,他们结婚了。

这样的传记细节,对于很多画家来说大概无关紧要,而在康斯特布尔却是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力量只有在家庭的亲情中才能发挥出来。他渴望拥抱自然,认为其中有和谐的生殖力和成长发育元素,而这首先发生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康斯特布尔夫人是一个拘谨、哀怨的病人,但是她生了七个孩子,而康斯特布尔灵感迸发的阶段,就是他婚姻生活这些年。没有什么太多生活方式的变化。他在1816年之前发现的动力,继续推动着他工作。但是,他获得了自然界的秘密,而且不止一次说过,这是风景绘画的根本所在。这不仅强化了他对于自然的反应,更赋予他活力,可以用一堆堆颜料布满六英尺的画布,画中,那最初的感受一直都在。

《跃马》是在这段幸福年华的尾声时期完成的。他的能量、对于媒材的控制都达到了巅峰。力图表现自然形象的漫长挣扎似乎以他的精湛技艺而告终。不过,画中没有一处平和的绿色,墨蓝、灰和铁锈色等这些暗色表明:忧郁的精灵仍旧阴魂不散。1828年,他的妻子去世,这幅画与世人见面,而他的调色板刀就在《哈德雷城堡》的画布上左冲右突。“在我,每一束阳光都已经熄灭”,他说。“风暴在风暴之上滚动——依然如此,黑暗至高无上。”

《哈德雷城堡》

《从原野远望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从原野远望索尔兹伯里大教堂》(1830)也是如此,这是他最动人的作品之一,其中“树木和云似乎仍在要求我,让我像它们一样做些什么”,有些自然的快捷笔触,完成“于30年代,他已经将近自我认同的耳顺之年,正为此而欣喜不已。”但在展出的画作中,能够看到自信的丧失,样式主义常常如此。《河谷农场》就像晚期蓬托尔莫的作品那样不自然,几乎像是受尽折磨的凡·高的作品。

《河谷农场》

【译注】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1860年9月7日—-1961年12月13日)是一位美国女画家,本名安娜·玛丽·罗伯森·摩西(Anna Mary Robertson Moses)。摩西奶奶常被当作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代表。她出生农家,受到过有限教育。她七十多岁时才因关节炎放弃刺绣开始绘画。作品主要描绘的是农场景色以及她的生活。常作全景风景画如收获和制糖场面。共作画一千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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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爵士认为:《跃马》的习作比最终完成的版本更加出色。他的分析文章的第三部分,详细讲解为什么是这样。对于像艺术君一样的爱好者来说,从他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品鉴绘画的方式,比如画面的平衡,各个细节的调整如何影响一整幅作品带给人的感受等等。在这一部分中,克拉克爵士有显微镜式的分析和解读。

看过之后,艺术君更加理解了经典何以为经典,而经典的出现如何之难——一幅画中有那么多细节,画家在创作时要做出那么多决策,几个细节的成败,就会决定它是平庸,还是经典。

想起观看凡·高《橄榄树》原作时,不管是颜色、构图,还是力度、方向、线条的选择,每一笔都是如此完美,而它们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散发出无穷的力量,带给观者至高无上的审美享受。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接下来是《跃马习作》分析的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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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康斯特布尔,有个朋友给他写传记。虽然莱斯利肯定是过分强调了传主受人喜爱的特质,无视他的信中对于艺术家同仁们大量的不屑之词,这些话也让他在学院的圈子里少人爱戴,但《康斯特布尔生平》一书还是有不少词句和轶事,可以帮人理解他的绘画。《跃马》让我想起其中之一。“亲和却古怪的布莱克”,莱斯利这么称呼他,看到康斯特布尔的铅笔速写,布莱克说:“这不是素描,而是灵感。”康斯特布尔的回复带有他特有的优雅和简洁:“我以前可不知道,我就是把它看做素描。”实际上,布莱克是对的。虽然康斯特布尔在观察自然时从不满足,他杰出的构图是直接而完整地来到他心灵中的,就像布莱克的洞见一样清晰明朗。第一眼看去,它们都很小,是用铅笔或钢笔完成的精准素描,在最终的油画中都没太多改变,这些素描之后的习作,是要用来深入探索更多表达第一感觉的可能,而不是要改变结构。

《跃马》第一幅速写

《跃马》中,一只驳船从树丛的阴影中浮现,一匹马和水闸平衡了构图,这样的主题在康斯坦布尔的作品中并不新鲜。占据主导地位的全新基调,是将这些事件放在更高的舞台上,为它们赋予纪念碑雕塑般的庄严。类似这样的想法,比起最终完成的油画,速写里更容易实现,因为前景占了很大的区域。在速写中,这可以用快速涂抹完成,但油画里必须用草木加以装饰。因此,比起油画来,在《跃马》的速写中,整个事件在画面空间中更靠上,而且整个前景都服从于画面的动势。大英博物馆中的第一幅速写中,有一种整体性,画家此后再也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它与最终的油画有一个尤其关键的差别:马没有跃起来。它沉着地站在那儿,马上的骑手回望驳船,弯着腰,配合右边柳树的节奏,一团云从画中最大的树丛后伸展出来。

《跃马》的主题最先出现在一幅精妙的素描里,用白垩粉和乌贼墨完成,然后(在第二幅速写中),整个画面构图走上了更有戏剧张力的节奏。云升起来了,支撑水闸的木板向上推出,驳船得到了更多推动力,右边柳树的背也挺起来了。

《跃马》第二幅速写

在人类创作的所有形式中,从家庭生活开始,有某些很小的角色会逐渐主导整个场景,因为它们难以驾驭。比如《跃马》中的柳树。当它与马以同样姿态抬升时,它就变得太过重要了。但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那一幅里,康斯特布尔把它改了回去,跟第一幅速写中一样的姿势,因此它限制了马的动作。

1825年送到美术学院那一幅最终版本,它还是在右边,只是在还给康斯特布尔之后,因为没有卖出去,柳树才放到了现在的中间位置。

可是,这又带来更多问题,因为驳船的运动让我们感到,树丛和马之间的空间即将被填满;柳树出现,驳船就得慢下来了。撑船的人就去掉了,落帆取代了他的桨,构成斜线;远侧船首被涂掉了,它就不再是从树丛的隧道中出来,而是几乎与河岸平行地停在那里。垂直的桅杆强调了这种静态。柳树一开始的上升动作,虽然还让画家心意系之,现在变成了一棵曼妙美丽的树。

有得有失,这很正常。构图的紧迫元素已经不见了,左侧的人群画法比较学院;另外,去掉难以驾驭的柳树,让画面右边空了出来,可以看到,除了支撑水闸的斜向木板,不再需要什么来平衡马的动作了。

从一开始,马有必要跃起来吗?康斯特布尔的第一幅速写被布莱克称为“灵感”,加上马的动作,是比较危险。然而,那却是灵光一现。他必然在潜意识中认识到,让马高高在上,仿佛在建筑基座上一般,这就像是一座骑马雕像;所以,最终版本中,这个简朴的动作占据了漫长历史传统最后的位置,英雄指挥官坐在腾跃的马上,这个传统始自达芬奇为弗朗切斯科·斯福扎制作的雕像。康斯特布尔常说,他想要让风景画有“历史画”同样的地位。要想如此,只有光影的动人效果可不够。浪漫的风景就像所有浪漫的艺术,需要一个英雄,即便是不能动的英雄,就像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尖顶,可以抵抗自然界的日晒雨淋,或者采取与云团相反的行动。当马服从画面构图的时候,它就平淡无奇了。当它跃起的时候,它就成了英雄,并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画作之一命名。

皇家美术学院的最终版本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习作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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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说:如果不是这位画家的发现,就没什么“伦敦雾”。

 

看几张画:

《从林希大宅看伦敦巴特西河岸》

《雾夜伦敦》

《夜曲》

《灰色和金色的夜曲:皮卡迪利》

《灰色和金色的夜曲》

《蓝色和银色的夜曲》

《蓝色和银色的夜曲》

你若想看到它们全部的光辉,就应该在幽暗,阴沉的隆冬之夜去观察.那时,湿度浓重,潮气悄无声息地落下,把路面弄得滑腻腻的,但是没有洗去路面上的赃物;那时,懒散的浓雾笼罩着一切,煤气灯显得分外明亮,灯火通明的商店同四周漆黑的一片相对照,更显得辉煌。

……

漫天大雾,顺着河流飘飘荡荡,穿过草坪,滚过桥墩,充满了河边那个伟大而又肮脏的城市。

上面的文字,来自英国作家狄更斯;上面的画,来自咱们的“法学博士”詹姆斯·惠斯勒,他们描写的,都是十九世纪下半夜的伦敦。 有了他们的作品,世人慢慢就知道了“雾都”伦敦。

所以,与惠斯勒亦敌亦友的王尔德曾说:如果不是他的发现,就没有什么“伦敦雾”。

1879年的一位艺评家说:惠斯勒的艺术就是“模糊黯淡的美学幽灵,引发不同人心中不同的诠释。”

惠斯勒自己是这么说的:

绘画不应该浓墨重彩,而应该像一片窗玻璃上的呼吸。

确实,你看上面最后一幅,多么像雾夜里贴着玻璃窗向外看出的场景,鼻息中的水汽晕在玻璃上,漫漶四溢,外面的建筑、街灯和人都化作一片了。

低沉的色调、模糊的轮廓、几乎看不出明显的笔触,画面中强调的是神秘的感觉,是主题和处理手法上体现出来的氛围。

这也是惠斯勒为现代艺术奉献的最大遗产,影响众多后世艺术家,二十世纪的静物画大师莫兰迪、美国现代女画家欧姬芙的作品中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惠斯勒曾这样说:

在我的画中,没有什么小聪明,看不出笔触,也无令人吃惊或迷惑之笔,只有渐渐显现的、更加完美地生长出来的美——这就是我的画布上揭示出的美,不是捕获来的。

然而,这种美却不被当时的人们认同,甚至要为此闹上法庭。

惠斯勒本人脾气古怪,时常独来独往,又喜欢用古怪的名称给画命名,比如上面的画,多为《夜曲》等等。他蔑视学院派的准则,这让大艺评家约翰·拉斯金很瞧不上眼。

惠斯勒曾经作为证人被召唤到法庭上,当时一幅画的买家拒绝为作品付钱,被告上法庭。法庭质询过程是这样的:

“您是画家吗?”

“是。”

“那您也知道画作的价值?”“噢,不知道!”

“至少对于价值有自己的看法吧?”

“当然!”

“你是否建议被告出200英镑购买这幅画?”

“我是这么做过。”

“惠斯勒先生,据说你为了这次推荐收到不少钱,是这样吗?”

“哦,没有的事,我向您保证(打哈欠)——什么都没有,我只不过就是随便提了个建议而已。”

拉斯金虽然曾经力推过同样离经叛道的特纳和拉斐尔前派,却完全不能接受惠斯勒目中无人的行为举止,还有那些看似没有完成的作品。终于,他的不满积累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像发酵发过了头的日本清酒,泡沫裹着浓酒,流到自己的文字中。

1877年,惠斯勒展出了下面这幅《黑色和金色的夜曲:降落的烟火》:

此后,该作品以200金畿尼售出,合当时330英镑。拉斯金在公开发行的一个小册子中写道:

为了惠斯勒先生着想,也为了保护买家,库茨·林赛爵士不应该把这样的作品放在画廊里,以免这位画家拙劣的骗子手段竟然可以一厢情愿地登上大雅之堂,瞒哄过关。以前,我见过、也听过很多伦敦东区那些粗人的行径,但从未想到:一个纨绔公子,竟然可以把一桶颜料丢在公众脸上,然后还要收200个金畿尼。

拉斯金的话后来在报纸上发表,在惠斯勒看来,这不仅会严重损害他的经济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理解他的美学观。因此,他以诽谤罪控告拉斯金,希望不仅挽回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名誉,还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心中的美是个什么样子。

在法庭上,惠斯勒和拉斯金的代理律师荷尔克有如下对话:

荷尔克:《黑色和金色的夜曲:降落的烟火》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

惠斯勒:这是一幅夜景,表现了克雷蒙公园的烟火。

荷尔克:不是克雷蒙的景色?

惠斯勒:如果画的名字是《克雷蒙的风景》,那么观众恐怕只有失望了。这是艺术层面的安排。所以我称之为“夜曲”……

荷尔克:你画这幅《黑色和金色的夜曲》用了很多时间吗?赶了多久把它画出来?

惠斯勒:噢,我大概几天的时间就把它“赶出来”了——用一天作画,另一天收尾……

荷尔克:两天的工作,你就要收200个畿尼?

惠斯勒:不,我是为一生的知识开的价目。

这段对话,已经成为艺术史上极为著名的公案。

将近15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这段话还是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 一幅画,是它的主题和内容重要,还是它的表现形式和手法重要?
  • 如何定义一幅画是否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谁来定义?
  • 面对一幅我们看不懂的画,应该怎么办?
  • ……

官司后来怎么样了?

惠斯勒曾经希望众多的艺术家“朋友”出来为他作证,但很多人都临阵退缩,而拉斯金方面却有爱德华·伯恩-琼斯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人出来站台。陪审团对于惠斯勒的作品也是充满嘲笑,可这是一个以逻辑为基础的法律官司:不管大家怎么看惠斯勒的作品,重点在于拉斯金的话是否构成对惠斯勒名誉的伤害。公众陪审团最后的判决是:惠斯勒胜诉。别高兴得太早,惠斯勒获得的赔偿金仅仅是一个法寻(farthing),相当于四分之一个便士,这是当时最小的货币单位……

更不利于惠斯勒的是:法官觉得这样的案子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因此,他判决拉斯金和惠斯勒两个人平摊本次审判的费用——1000英镑,相当于惩罚。也就是说,各打五十大板。

这五十大板,对于拉斯金和惠斯勒两个人来说完全不同。在拉斯金而言,败诉是极大的精神打击,他愤而辞掉了自己在牛津大学的艺术教授席位。而对于惠斯勒,虽然可以得意洋洋地宣扬自己的胜利,而500英镑,却是个极大的负担。

1878年的500镑,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以2014年为现在的时间点,如果按照购买力价格计算,相当于 43340英镑;如果按照劳动力价值计算,相当于 212900英镑;如果按 GDP 收入价值计算,相当于 399100英镑……

在拉斯金那边,众多朋友马上开始“众筹”,很短的时间内就凑齐了500镑,交清了罚款。惠斯勒呢,他请人给自己修了居所“白房子(The White House)”,并为此负债累累。这将近40万英镑的罚款,他实在是负担不起。

1879年五月,惠斯勒宣布破产,他的房产、作品和收藏都被清算、拍卖……

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惠斯勒又接到一个委托:创作 12 幅威尼斯的版画,这就是艺术君下一回要讲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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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律博士的自画像,以及真爱粉为他作的画像

说好的惠斯勒肖像,今天来了。

之前说惠斯勒小时候把自己画成正太:

1859年,25岁的他把自己画成这样:

自己给自己画的油画里是这样:

实际上,照片里真正的他,如下图:(不过,照片里的他就是真正的他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画家拍照就是不同哦,必须得拿着范儿!

鼎盛时期的惠斯勒,可谓社交圈和艺术圈里的风流人物,所以,在其他艺术家笔下,他的存在感常常刷起来没完。

比如 Thomas Robert Way :

比如 Mortimer Menpes:

还有 Paul César Helleu:

法国画家亨利·方丹-拉图尔,下面这幅他的画,曾经在艺术君翻译的《如何看一幅画2》中介绍过:

年轻时的他也是帅哥一枚:

不过,他也是惠斯勒的挚友,两人交情甚好。拉图尔画了不少画家的群像,下图左四,就是惠斯勒:

惠斯勒还将他介绍给了英国的艺术界。作为一起玩耍的好基友,怎么能不单独给惠斯勒画个像?

怎么样,倍儿正吧?

不光有画像的,还有给惠斯勒做雕塑的呢。比如 Joseph Edgar Boehm :

这个横眉冷对的眼神儿,啧啧~~~

为什么要横眉冷对?因为在有些画家眼中,他可不是上面那些伟光正的样子。

看看 Harper Pennington:

William Nicholson爵士笔下:

来自Henri Charles Guérard:

这儿,是Carlo Pellegrini 眼中的惠斯勒: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这么极端?因为詹姆斯·惠斯勒就是一个极端的人。

孔老夫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为了彰显自己的态度和艺术理念,惠斯勒不惜把让自己不满意的人——比如当时最出名的艺评家约翰·罗斯金——告上法庭,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当然,他也没少因此招致官司。

结果呢,在临终前三个月,他获得了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学荣誉博士……

关于惠斯勒打官司的故事,留待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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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素描窥视艺术家永远的悖论

这是一张偶然看到的素描——《画室中的鉴赏家们》。

初看似乎无甚特别,多瞧两眼,意趣深长。

画室中一共有五个人物。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中间这位。

他一身绅士打扮,左手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右手一只烟斗,说明这是个随意的场合。但那白衣领子之上的脸表情严肃,眉头紧皱,像在思考国家大事,实际上眼前盯着的是一幅我们不知道主题的画。再看他叉开的两条腿,就像那个画架一样,紧张,笔直。

他两唇张开,大概是要给面前的画下个结论了。

这个结论,让绅士右边的画家比他还要紧张。

画家坐着,带着一顶凡高式的草帽,烟斗也是拿在右手中,搭在腿上,嘴里冒出一团团白烟。他一幅气鼓鼓的样子,面色铁青,两眼同样直勾勾望定自己的作品,大概绅士的点评让他颇为不满,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

另一个坐着的人,不光对作品视而不见,似乎更对艺术欣赏这件事情颇为不屑。

这应该是绅士的仆人吧,他坐在画箱上,头上戴着小圆帽,两手托腮,双目无神,不知神思何处?是不是在想昨夜打情骂俏的街头女郎?还是在看刚进屋送热汤的画家助手?

助手也有画架一样的双腿,但我们很难搞清楚此人的性别。不过画室里的情形 ta 应该是见怪不怪了,完全视若无睹,不像自己身后的小仆人,还是满心好奇。

这个小仆人左手拎着水壶,右手为助手开门,不过脸上的表情饶有趣味,看着画家和绅士那么严肃的样子,笑貌可掬。心里在想:不就是一幅画么,至于吗?

不过,也许他是看到了画,才这么满心欢喜?不要忘了,这幅素描的题目是:

画室中的鉴赏家》,是复数。

前景中还有三个主角: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这个画架,三足鼎立,宝相庄严,气势十足,接受众人的检阅。

一个锅,还有几个碗,似乎是被遗忘在一边了。

地上还有几管颜料,其中一管没用完的,戳在地上,跟绅士一样气派地站着,当然不能怪它,因为它为艺术的诞生付出了自己的毕“管”心血。

其它元素同样生动、自然,比如一块破布临时充当的窗帘,比如墙上挂的草帽。

 

这幅素描是谁的作品?画中的画家又是谁?明眼人应该能看到画架脚边、地板上的签名:

 

 

詹姆斯·惠斯勒,德加同时期的另一个“怪咖”,19世纪美术史上最前卫的画家之一,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唯美主义。

画中的画家,也是他的自画像。

不过,可不要以为他总是把自己画成这个样子。10来岁时,他笔下的自己完全是一幅小正太模样。

上面那幅素描同一时期的自画像,是这样的:

怎么样,是不是完全不同?不过,也许这幅素描里面是他更加真实的生活场景。美国作家埃尔伯特·哈巴德(Elbert Hubberd)的惠斯勒传记中,上来提到艺术家身上一个永恒的悖论:

为了平静、美与和谐而辛劳的人,常常无法跟人和平共处。

惠斯勒正是这样的人,他追求极致、独立、自由的美,为了这种美,他不惜与人为恶,一生都在践行这个悖论。

想到这儿,绅士仆人的表情也就有了更好的解释,为什么捂住耳朵?他大概已经预见到:自己的主人跟画家之间的火山即将爆发……

关于惠斯勒这位艺术家的悖论,还有他和别人的冲突,艺术君改天再讲给你听。再扭过头来,看看这群《画室中的鉴赏家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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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的女人和风景

《纽约书评》这篇文章剩下的部分,艺术君一鼓作气都翻译完了。

如果说第一部分讲述跟德加的友谊小船是多么容易翻,那么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对于艺术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在德加在女性裸体和风景这两个主题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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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衣女工》

德加的好奇心,他那不断探索的欲望,一直在激励他前进。 MoMA 的展览“埃德加·德加:一种怪诞而又新颖的美”,由约迪·豪普特曼(Jodi Hauptman)和卡尔·布贝格组织。前者是资深的素描和版画策展人,后者是老资格的博物馆管理者。自从哈佛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1968年的展览以来,此次展览首次完整展出了德加所有的单色版画作品。如果想完整理解他对于新技术、新主题、新形式的追求,不可错过。

实验不同创作方法,是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很适合德加。这位善于利用现有工具和技巧加以创新的艺术家,总是准备搞些新意思,在画室里费了半天劲走到死胡同的时候,也总是乐于从头开始。瓦莱丽观察到:“光线和灰尘在一个盆子里快乐地混在一起,一个阴暗的镀锌浴盆、褪色的浴袍……瓶子、酒壶、铅笔、粉蜡笔、……破罐子、七零八碎,到处都是。”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台印刷机,现在放在蒙马特博物馆,这是德加创作他的单色版画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此种创作方法让他可以更新自己,放弃之前伴随他成长的古典主义方式。

德加将单色版画描述为:用油墨完成、经过印刷机的素描。这种版画理论上只会有一张,而他可以做出两张来。其结果就是介于最初的素描和版画之间,但实际上是既非此又非彼。在一块坚硬光滑的表面上,常常是铜板或锌板,或是一片赛璐珞,上面覆盖油墨,德加会用画笔,或是钢笔、某种工具的头、手指尖、甚至是破布去除油墨,形成一根线条或是某个轮廓。然后,他会在板子上铺上一张湿纸,再经过印刷机。

结果获得的就是某种“暗色域成品”,也就是说,背景是暗色的。如果他用相反的方法,把油墨直接滴在裸板上,结果就是“亮色域版画”。德加采用了与习惯相反的方法,一次印刷的结果他不满意。他会再印第二次,结果称之为“同源版画(cognate)”或是“幽灵版画(ghost print)”,色彩更淡,他又会用粉蜡笔加以强化。然后,他就会改变最初的单色版画,常常完全改变最初的结果。这些成双的版画很多时候都完全分开了,要想完全收集起来非常困难。要想了解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分散,这么说吧,要想展览176件作品,博物馆必须联系89家出借方。而付出的劳力是值回票价的。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两张彼此衔接的版画。

单色版画需要很快的实时速度,必须在油墨干掉之前完成,不过这也使得艺术家有可能在最后时刻之前调整图像。正如理查德·肯达尔(Richard Kendall)在展览目录中说的:

单色版画似乎在欢迎实验和即兴创作,因为油墨是自由增加、去除的,或者可以在画室里随意调整……画家可以调整甚至是完全变换他的构图,他要做的只是抹去油墨。

德加积极投入到各种方法的研究中,这样可以修正他的方法。版画制作者马瑟林·戴博廷(Marcellin Desboutin)描述这个阶段的画家:德加“不再是一个朋友、一个人、一位画家!他就是一块锌版或者铜板,被印刷机的油墨染黑,版子和人被他的印刷机合为一体,他完全被印刷机吞噬了!”德加在技法上的大胆完全匹配他在主题上的放肆。

马瑟林·戴博廷肖像》

本次展览中,德加创作的不同种类的女性裸体处于显著位置:有些很有卡通味道,有些源于某些暴力想象,有些则更加冷静,常常充满感人的力量。早期的女性裸体,用“亮色域”方法完成,是妓院中的女人,这些尤物更有喜剧意味,而不是下流。她们处在充满暗示的装潢中,有镜子、沙发,还有没有铺好的床。有时候,德加会超越这些情境中的肮脏,去想象嬉闹剧一样的场景。在下面这幅《夫人的命名日》中,裸体女孩子们只穿着丝袜和拖鞋,她们大笑着,把巨大的花束递给夫人,夫人穿着廉价的黑裙子,就像一个老厨子,女孩子们还把自己的吻献给她。版画的四边让人惊叹,左上方,能看到一个小腹,还有一只臂膀递出一束花。而在右上角,天花板上的球形大灯很像是女人的乳房。

《夫人的命名日》

这些女孩子并不好看,她们有粗俗的脸,常常让人想起狗或是猿猴,比如《等待客户》(又名《浴缸中的女人》)中的人物。

《等待客户》(又名《浴缸中的女人》)

这些是对工作场合中女人们的粗鲁一瞥,虽然她们不在工作,因为客人不在场。只是在少数几幅版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还算过得去的女子,带着圆顶窄边礼帽,表情犹豫而又艳羡,而不是透出威胁。这些单色版画不是要挑逗起观者的欲望,跟这个时代常见的、广为流传的色情照片不一样。整个系列中,唯一存心要情色感觉的图像,是《妓院场景:两个女人》中的女同:灰色的暗光之中,一个女人仰面躺着,另一个似乎在扑向她。

《妓院场景:两个女人》

德加专心创作暗色域单色版画时,他放弃了任何叙事性元素,没有任何指明妓院的暗示。他的描绘更加有力、狂暴,就像卡罗尔·阿姆斯特朗在展览目录中写道的:

无脸的女人……用坐浴盆和便壶,弯腰用后面对着观者,她们两腿张开,她们被快速记录下来的姿势似乎在自慰……所有装饰元素都去除了,所有的高尚都抛弃了,所有的拘谨都投降了……

光与影之间的对比,和特别重要的黑暗色调一起,营造出似乎来自梦中、甚至是噩梦中的形象。当然有些让人不舒服、甚至是有些变态的姿势,但是我们从未看到女人们的脸上露出某种意义含混的缄默表情。

德加一直拒绝让公众看到这些单色版画,我们藉此可以思考他和女性之间的 关系,他对这个主题非常着迷,混合了吸引和厌恶。他承认过这种厌恶,当时,他“一个人住,没有家庭,太艰难了。我从未想过这么做会让我这如此痛苦。”但是他从未试图修正这种情形。画家贝尔特·莫里索回忆起在马奈家的一次聚会:

德加先生来了,坐在我旁边,假装他要追求我,但这种追求仅限于对于所罗门那句谚语的长篇大论:“女人是正直之人的废墟。”

也许他真得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从未有过长久的感情关系。

但是另外的女性裸体,更温柔,更敏感,特别是《上床睡觉或是起床》这个系列,再次表现出:德加能够把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做到什么样的极致。这些女人似乎是透过钥匙孔观察的,她们贞洁地带着自己的睡帽,更让人想起17世纪荷兰的女子,而不是对于巴黎下等女人的嘲笑或是淫邪观察。有时,德加会借助同样的图像作为出发点,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比如《浴缸中的女人》的第一版,表现出一个肮脏环境中的丑陋女人,而第二版上用粉蜡笔上了色,让他有机会重新修改脸颊,装饰卫生间的墙壁,营造出舒适氛围。在处理第二版《上床睡觉的女人》时,他使用了类似的变换手法。第一版中的女子寥寥几笔勾出,装饰也没有什么个性。第二版中,身体描绘得很诱人,地毯是画家用手指画出来的,远端的墙和床单质感真实。这些持续的变化在德加的风景画中更加惊人。

【上图是本次展出的两张《咖啡馆女歌手》,从中可以一窥德加在前一段话中的创作手法。】

现在,公众普遍觉得德加是第一个刻画女帽制工、洗衣女工、舞者和赛马的人。所以,当他们看到德加的风景画时,一定眼界大开。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如此。1912年,德加宣布自己要展出21幅风景画,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包括阿莱维在内,都大吃一惊,因为德加过去从未画过风景。阿莱维的惊讶可以理解,毕竟德加总是在取消户外画家。“绘画不是运动”,这是他丢给厄内斯特·鲁亚尔(Ernest Rouart) 的话,后者在乡间漫游,寻找主题。

即便是带着他的蓝色眼镜,他还是受不了强烈的光线,并且宣称:在他的眼中,海洋的风景太过莫奈了。从未有人见过他在赛马场画速写。在和阿莱维的对话中,德加说明:几次夏季的火车之旅中,他会站在门里,“火车行进的时候,我只能模糊地观察。这让我想要画一些风景。”“反思你的灵魂吗?”阿莱维问道。“反思我的视线,”德加回答。

不过更奇怪的是,德加唯一的个人展览,实际上就是完全献给了这些风景画,而且是在画商杜兰德-鲁埃尔(Durand-Ruel)的画廊中举办,当时莫奈的“白杨树”系列展出刚刚结束几个月。理查德·肯达尔写道:

在德加看来,本次展览是一次标志性的时刻,起到完全相反揭示作用,提醒评论家和艺术家同行们,他还有旺盛的创作能力,同时还能愉快地让对他的作品已有成见的艺术家们感到紧张。在莫奈曾经辉煌的画廊里……德加现在展出他自己的“单色版图系列”,每一幅都表现风景,每一幅都有某种熟稔的“不断变化而交织的感觉洪流,显现在不变的宏大场景之前”。

在一封给他姐姐的信中,他描述了这些想象中的风景,强调指出,他对于准确刻画没有兴趣。瓦莱里记录,他确实在室内完成过山岩的速写,从炉子上拿下几块煤作为模特。他当然有能力,可以从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中,找出自然界的不同侧面,然后在画室里创作风格明快的风景,但是单色版画技法把他推到其他方向。本次展览的主题之一,是重复和变换,而他在风景画中的变换是最激进的,其他无处可寻。

在这些风景中,德加总想要创新,不再使用黑色油墨,而是用有颜色的、更具液态的墨水。在他之前,从未有人用过这种技法。偶然因素得以强化,因为他无法控制印刷机中墨水的流向,其结果是完全没有写实的影子。《费拉角》(Le Cap Ferrat)这幅画中,有一些被纤巧精密的印痕包围的形状,这是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的半岛的地图?一条神话中的鱼?还是只不过是一块色彩,随便怎么解释都行?

《费拉角》

回想起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为大都会博物馆1994年的德加风景画展写的文字,他准确地写明:德加“正式的方法属于19世纪,但是他在艺术上的坚决、彻底和自由,属于20世纪”,这就让我们无法对德加加以“归类”。

《麦田和森林的线条》

德加最后的单色版画创作于1890年代,但是这种蚀刻形式对他的影响更为久远。在本次展览的最后一个房间中,你会有所了解,这里存放了他后来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完成。但是德加总是很难承认一幅画已经完成了。即便作品已经卖出去之后,这幅画还是有可能被画家修改。他的朋友亨利·鲁亚尔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才了解这一点。他曾经购买了一幅自己深爱的粉蜡笔作品。过了一些时日,德加来吃晚餐,走的时候带着画,想把某个细节好好调整一下。鲁亚尔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画。德加改得太多,毁了这幅画。

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德加总是对某些姿势着迷,这让人们吃惊。他笔下的这些姿势越来越自由,随意使用自己喜欢的各种媒材,炭笔、粉蜡笔、油画等等。他以常人难以忍受的固执,想出某些姿态各种可能的变种,可能是舞者在调整自己鞋带时的手臂,或是类似于一个女人在努力擦干自己脖子后面的水,或是用海绵擦洗自己的肩膀,弯曲的腿,背部的曲线。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在操纵模特的身体,而不仅仅是描绘了。在《舞者雕带》中,四个女孩子在调整她们的拖鞋,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但姿态不一。这里,瓦莱里发现某些类似于写作者的工作:

努力获得最准确的描述方式,一遍又一遍打草稿,删除,用看不到尽头的概述向前推进,从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已经进入完成阶段:德加也是这样,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一笔到另一笔,他一直在修改自己的画。他挖掘它,压榨它,包住它。

因此,一场极为复杂又充满启思的展览就这样结束了,充分发挥出一组作品的最佳潜力,而你极少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这些作品。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画家最为真实的肖像。

——译自2016年5月12日即将发行的《纽约书评》,作者 Anka Muhlstein

《埃德加·德加:一种怪诞而又新颖的美》,美国纽约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3月26日—7月24日,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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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傲慢的排长,孤单的灵魂

德加是一位很难归类、一言难尽的画家。

纽约的 MoMA 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德加的展览:《埃德加·德加:一种怪诞而又新颖的美》,6月24日截止。

最新一期《纽约书评》中刊登了一篇文章《德加:发明一个新世界》,艺术君将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分三次呈献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多了解一些这位说不清楚、而且你可能也不想成为他朋友的艺术家。

下面是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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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行为举止和外表都让人不安。“他头上戴着丝质帽子,眼睛佩一双蓝色眼镜——别忘了那把伞——他就是一幅公证人的形象,是路易-菲利佩时代的布尔乔亚,”这是高更说的。一个公证人?真的吗?诗人保罗·瓦莱里眼中可不是这样,他这样描绘打开画室门的画家:“脚拖着拖鞋来回走,穿得像个穷光蛋,他的裤子总是吊着,从来不系扣。”肖像画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觉得,他既不是布尔乔亚,也不是艺术家,而是:

操练场上的一个排长:如果他做一个手势,那个手势就傲慢专断,就像他的手在素描时那么有表现力;但是如果有女人开始显露裸体,他很快就会撤退到防御姿态,这是一个孤单的灵魂的习惯,他掩饰或是保护着自己的个性。

德加走到人生终点时,他几乎全盲,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说自己看上去像条老狗,而他的朋友、雕塑家巴尔托洛梅认为他“比以往更没,就像老诗人荷马,两眼凝视永恒。”

他身上只要有一种品性,就必然会有这种品性极端相反的特质。

德加可以很迷人,或是令人不快。他拥有并且会展现出最糟糕的性情,而有些时候,他又能变得难以捉摸地让人愉悦。

这就是瓦莱里的看法。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渴望整洁,他的梦想,他曾告诉他的朋友亨利·鲁亚尔(Henri Rouart),希望“拥有一切,井井有条(就像普桑)”。虽然他总是在画室里一个人一待就是几天,他还是能够在一个乱七八糟的的环境里作画,就像是他兄弟在路易斯安那的家里一样,“在难以接受的光线中,常常受到打扰,满是充满爱意而又带一点点无耻的模特”,或是在法国女画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家里,拜访者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德加很快就完成了一幅令人沉醉的肖像,主人公是莫里索的姐姐伊芙(Yves)。

 

德加的作品复杂精细,他完成后很难放下,总是觉得自己还能看到诸多可能,而他也决心去发掘这些可能。他可以重新修改画中舞者的腿十次、二十次,最后还得再来一次。但是,就像瓦莱里说的,他的

政治观点简单、专横、本质上像个巴黎人。德雷福斯事件出现后,他变得非常激动。他会咬自己的手指,别人随便说个什么他都会疑心,然后就爆发,马上跟人划清界线:“再见,先生……”然后就永远不理自己的敌人。

他跟自己的终生好友,卢多维克·阿莱维( Ludovic Halévy),断绝了所有关系。后者是歌剧《卡门》的剧作者,和德国作曲家奥芬巴赫(Offenbach) 一起创作了很多轻歌剧,同时也创作了多部小说,比如 Les Petites Cardinal,还是德加画的插图。断交的原因,是因为在一次晚宴聚会上,阿莱维的一个客人表达了对于德雷福斯的赞同之情。德加再次见到阿莱维,就是在临终之前了。

他常常让人们感到恐惧。布兰奇曾写道,不光是他总习惯辛辣的嘲讽,更主要的是:他的敌意常常让人无法理解。他曾向画家伊瓦李斯特·德瓦莱何纳( Évariste de Valernes)这样表示,后者曾和他出现在他1865年完成的一幅自画像中:

我的确,或者说我看上去对每个人都很糟糕,似乎有些简单粗暴,这来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糟糕的幽默感。我觉得自己天资拙劣,没啥才华,如此孱弱,不过,似乎我在艺术上的用心还不错。我对整个世界都有意见,对我自己也是。

德加是头独狼。他一直感觉孤独。孤独源于他的性格,孤独源于他死板的原则,孤独源于他糟糕的判断。他把这种修道院式生活品味推到了荒谬的地步。一位受人尊敬而且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路易·甘德哈克斯(Louis Ganderax) 写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他的反应却是“大声疾呼”:

画出一些东西来,难道就一定要拿出来展览吗?你知道,一件作品是为两三个活生生的朋友创作的,或者给从未谋面的、甚至是已经死去的人创作。我是画画,是做靴子,还是缝软底拖鞋,跟一个记者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

他跟印象派画家一起展览,但他不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如果不是有其他原因,那就一定是因为他强烈反对在室外作画的想法。“如果我是政府的人,我一定会安排一队特勤宪兵,专门盯着在自然界中画风景的人,”这是他对画商安布罗斯·沃拉尔(Ambroise Vollard)说过的话。在嘲笑的背后,他有非常坚定的立场。他在给艺术家皮埃尔·乔治·热尼奥(Pierre Georges Jeanniot)的信中这么说:

你决定要给我们室外的空气,我们呼吸的空气,开放的空气。好吧,一幅画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应该是艺术家想象力的产物,它绝不应该是复制品……我们在大师之作中看到的空气,绝不是可以呼吸的空气。

他用了一段词语,可能是普鲁斯特写的:

复制人们看到的东西固然好,画出一个人只能在记忆中看到的东西更胜一筹。这是一个人的天才和自己的记忆携手辛勤工作才能产生的转换……只有在你脑海中产生印象的东西,你才能复制,这样才是必要的。这样,你的记忆和想象力才免受自然暴君的统治。

一阵阵突如其来的抑郁让他写道:“一扇门在一个人内心关上了,不仅是对这个人的朋友。一个人压抑自己身边的一切,直到自己独处,他终于杀死了自己,出于厌恶。”他补充道:“我认为总有足够的时间……我把自己所有的计划都放在一个碗橱里,总是随身带着它的钥匙。我丢掉了那把钥匙”在50岁时,他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终结了。他的眼睛总让他痛苦不堪。要是他早上一不小心读了点儿什么,他就再也不能工作了。“我在斜坡上快速滑下去,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翻滚,身上裹着很多蜡笔,好像它们就是包装纸,”他向巴尔托洛梅奥吐露心声。但是他总是能恢复过来,在70岁的时候,他告诉鲁亚尔:“你必须有一个很高的期待,不是你现在在做什么,而是你将来能做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工作也就没有意义了。”

敬请期待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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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印象派”的印象派“时+光”奏鸣曲

这两天没更新,因为一直在忙家务事——今天上午给客厅安了窗帘,这还是小事。前天从宜家搬回一个小床头柜加一个大五斗柜,昨天上午两个多小时,搞定小床头柜;下午到晚上,大概4、5个小时吧,把一块块板子、一颗颗螺母、一根根钉子 dǔi 在一起。不容易,而且照例又犯了一些小错误,但总算是顺利完工了,没有多出一块板子,虽然钉子确实钉歪了若干。不过付出的代价就是:腰酸背痛,还好总踢球,所以腿不抽筋。很久没这么 DIY 了,不过还是要大吼一声:体力劳动者光荣!

所以要给大家介绍关于体力劳动者的一幅画《刨地板的工人》。

刮地板的工人,1875年,居斯塔夫·卡耶博特,布面油画,102×146.5厘米,奥赛博物馆

The Floor Scrapers, 1875, Gustave Caillebotte, Oil on Canvas, 102 x 146.5 cm, Musée d’Orsay

这是历史上第一幅表现城市劳动者的绘画作品。在此之前,米勒已经画过农民——《拾穗者》——并深深打动了凡·高,库尔贝选择细心刻画乡村的工人——《碎石工人》。卡耶博特则是开创新门类的第一人。

卡耶博特与米勒和库尔贝不同,他没有选择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觉悟实在不高,谁叫他没听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呢?在这个富二代画家眼中,只有芭蕾舞般跳动的光线,六分仪般精准的透视,还有奥林匹斯山众神一样的工人。卡耶博特十分清楚自己的职责:“这一切细节中蕴含的神圣的美,我要精准记录下来。”

在印象派绘画里,自然光是画面中一切元素的总指挥。在它的策划、安排和协调下,房屋、树木、草地、鲜花,乃至人物,各安其位,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和声、有独奏;最后的结果,有的呈现为交响乐,有的听上去是奏鸣曲。

这幅《刨地板的工人》,指挥站在画面背景左上方,位于精美的铁艺阳台后面,有条不紊地调动着室内的乐团。阳台门在地板上反射出模糊的影子,隐隐约约甚至能看到外面的建筑。

往前来,是一个侧身与立面成45度角的跪姿工人,左手拄在地上,右手伸向前方去拿刮刀,和赤裸的上半身构成的姿势,让人想起古希腊的雕塑《诛弑暴君者》中年轻的阿里斯托革顿(Aristogeiton)。 不过,在画面中的三个人里,他看上去是最老的一个,在这一刻,也是被孤立的一个。

那两个年轻人同样是跪姿,身体正对着观者,两人不知道在聊些什么。不过和年长者一样,只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背部和四条并不过分健壮的臂膀。他们绝不如西斯廷天顶上上帝刚刚创造出来的亚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姿势和光线问题,甚至不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那么健硕孔武,更像是他年轻时成名作《圣殇》里的耶稣的臂膀,连姿势都有些像的。

 

正是这三具多少有些柔弱感的身体(竟然还是正在努力下汗工作的男性身体!),再加上都市劳动者的身份,让法国官方沙龙的评审委员会斥之为“低俗的主题”。27岁的卡耶博特,一怒之下,将其送到了印象派的第二次展览中。他也已经将自己的名字与印象派联在一起。

当然,古典主义中一向壮硕的裸男体魄被画成这样,跟卡耶博特的性向多多少少有些关系,他对男性裸体的兴趣,源于他对男性的兴趣。但是有必要指出,如此表现裸男,这在当时属于一个大的趋势,开先河者,是库尔贝笔下的两个摔跤斗士。

说回这幅画。如果说这三个人了构成某种富含张力的三重奏,那么画面中的另一个主角——在光线下变幻无穷的地板,就是在指挥的调度下灵动之极的独奏小提琴。

地板本来是红褐色的,有些部分,比如最右侧男子前方的接缝处,还有他右边靠墙的某一个接缝,都能看到踩踏过久带来的消褪,所以要重新刨光。于是,有了这一条条米黄色的线条,它们的边缘起起伏伏,相较原来地板的直线,有另一种律动。中间男子身前,对比更加明显,在他的影子遮蔽下,左脚和两个膝盖前方的地板,刨与未刨的部分几乎难以分辨,红褐色和米黄色都呈黑色。右膝往前一点,一块地板马上就要“惨遭”男子的“毒手”,但它却在光的照射下,紧挨着黑色部分,变换为青白色,呼应着男子右后方的同伴,又是生命最后的绝唱。同样呼应的,还有男子前方、画面下沿的这几块,同样是黑色、米黄色、青白色的变奏。在变奏两边,一边是“毁灭后”、即将“涅槃”的大块米黄色,一边是过去的、衰老的红褐色。

精准记录自然光线下的颜色对比,是印象派的看家好戏,但就这幅画而言,卡耶博特更完美展现了西方古典绘画的传家宝:对透视的严谨掌握和表现。这是很多印象派作品中少见的特质。

地板以直线为主,但在观者的视角望过去,左边地板上的线条有一个角度,但总在无穷远处交汇于一点。很多画中的透视线是隐藏起来的,即使画家有些误差,一般观众难以分辨。可卡耶博特似乎是在有意炫技,故意把这么多线直接画給你看,你想拿把尺子来量吗?请随意!让人想起古典透视法大师乌切罗的《圣罗马诺之战》,那里的长矛、士兵、旗杆,同样是画家自己在透视法上的信心。

而卡耶博特画中不光有纵向的线条,还有横向的墙面花纹、以及阳台铁艺的弯曲婉转,这多种线条的组合与流动,似乎复兴了佛罗伦萨流派对于线条的重视,而他描绘的不同颜色地面光影,又仿佛是威尼斯的提香附身画成。

欣赏这幅画,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油画放久了,画面上会出现微小的裂纹。年华洗礼,这一道道不规则的裂纹为作品带来另一种魅力,艺术君愿意称之为“油画的年轮”。在《刨地板的工人》中,青灰色的墙面上,金色的花纹中,“油画的年轮”清晰可见,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墙面一样。刚注意到时,艺术君几乎觉得这都是卡耶博特有意为之,再稍微一思考,不由得暗笑自己的无知。转念一想,大约巴黎如今卡耶博特的画室里,墙面就是有这些裂纹吧,它们并不能影响、破坏什么,这些建筑还在,它们代表的文化还在,人类的精神还在。当我们看到这些年轮时,似乎我们也见证了它们见证过的悲欢离合,繁华兴衰,沧桑变幻。

再看看画面中的刨花和木屑吧,它们也曾闪亮过,无数霓裳靓装的先生小姐们在它们头上舞过,它们也聆听过无数曼妙的乐曲。现在,在地板线条的五线谱上,它们构成了一个个或明或暗、或高或低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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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关于印象派的 MV

那天,在半醉的状态下,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模仿印象派画作的 MV,还问大家认识多少其中的画作,很遗憾,没有人完全回答出所有的作品。我们就来看看到底都有哪些画家的哪些巨作吧。

点击【阅读原文】,前往查看该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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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勒加耶小姐——雷诺阿伯乐家族的小囡

 

上次发了一张雷诺阿的《玛莎·勒加耶小姐》(Mademoiselle Marthe Le Cœur ),画中人高贵典雅,有不少艺友留言表示喜爱,更有一位说想知道背后的故事,艺术君放出 Google 搜了下,找到一些简单的资料,现做简要回答。

此画作于1874年,画中的Mademoiselle Marthe Le Cœur,时年九岁(九岁,在南方,应该还是被大人“小囡、小囡”地叫来叫去吧)。父亲叫查理·勒加耶(1830—1906),是一名建筑师。查理还有一个弟弟儒勒(Jules Le Cœur,1832—1882),同样是画家和建筑师,也是雷诺阿的早期出资人。经过儒勒介绍,查理认识了雷诺阿,两人成为好友。查理自己也很喜欢雷诺阿的作品,他请雷诺阿给自己和家人画过多幅肖像。此外, 在为欧洲一些王公贵族设计建筑时,他也曾请雷诺阿完成室内装饰。

可以说,雷诺阿还不为人知时,勒加耶家族是他的伯乐。

玛莎·勒加耶是查理四个孩子中的第三个。这幅肖像画采用中性色彩作为背景,更加突出人物。画中的她,双目神采熠熠,最是诱人。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眼瞳,让人想起冬天的雪人,用两块煤球做成眼睛,黝黑与雪白,形成对比,表现出孩子的天真与可爱。同时,这双眼睛处于肖像画的黄金分割点处,表明了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古典传承。

眼睛下面,是玫瑰色的脸颊和鲜红的嘴唇,配着白皙的皮肤,表情虽然有些严肃,但儿童的旺盛活力依旧呼之欲出。特别是她头上的蝴蝶发结,似乎转眼之间就能带着小姑娘飘忽而去。

在印象派画家圈子中,雷诺阿在肖像画方面首屈一指,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作品。他常常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让(Jean)和可可(Coco)做模特,有时候出资人和朋友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当时的评论家Duret 写到:“雷诺阿精于肖像画。他不仅能精准刻画人物的外在五官特征,更能抓住模特的性格特点和内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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