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艺术是美好的,可是艺术君以为,不表现真实的艺术,称不上是一流的艺术。不管是真实的感情、世界,还是真实的人,展现真相的艺术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大家。比如卡拉瓦乔,他扯下了宗教艺术愈加虚幻的外衣,用街头真实的引车卖浆之流,让高高在上的教廷们看到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为谁的,是怎样的。比如伦勃朗,他用真实的自画像,告诉我们年老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老人仍然可以有一颗真实而坚强的灵魂。

正像艺术君之前讲过的:艺术,是真实的谎言。

这篇《朋友》,讲述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残酷真相,作者马修·提格(Matthew Teague)是英国《卫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疾患重病,多年的朋友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 搬过来,跟他们一起面对这段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死亡、残酷、真相,这三个词听上去很简单,可在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鼓足极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

关于翻译:本文翻译自 Esquire 杂志的英文网站,点击【阅读原文】即可阅读英文版本。由于没有拿到版权,所以就不再放有关打赏的二维码了。

之所以要翻译,艺术君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读到它,传播它,因为力量往往来自于真相之中。翻译得有不准确、不流畅、不到位的地方,责任都在艺术君身上。如果你觉得翻译得还可以,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给艺术君留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更欢迎你说说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后想起来什么自己的故事。

当然,如果你是《Esquire》的编辑,希望能撤下这篇稿子的话,艺术君仍然会照做的。

文章很长,希望你能腾出15-20分钟来,读完这也许能给你一些启示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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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恩和作者已经去世的妻子妮可尔】

2012年9月17日,这一天的大部分印象已经从我心里蒸发了。我还保留着一些记忆。我记得医生说话声音的颤抖。我记得我的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当时镇静剂的药效还在她身上发作。我还记得医院地板的样子,近在眼前。我记得白色的瓷砖,还有一个希望:也许我永远不必爬起来,也许他们会让我就死在这儿。

妮可尔 34 岁,医生非常直接:“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了,”他说。“就像有人把画笔在癌症细胞里面蘸了蘸,然后在她腹部抹了一遍。”我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向外周,然后就崩溃了。我记得那块地砖,就在眼前,然后看着它越来越远,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他叫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然后,即便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还是意识到:丹恩比我以为的要强壮得多。

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在那儿待了很久。作为人,我们不会告诉彼此关于死亡的真相。毕竟都还没到死的时候。真得要死了,普通而又平庸的死亡,是如此困难而又丑陋,成为了最糟糕的事情:它怪诞荒唐,它尴尬难堪。没人曾经告诉过我它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当它在我的爱人身上发生,我在很多事情上迷失了方向。生活原本平整的地面——精神状态、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变得摇晃起来,成为相对的东西。我偷运药物,撒谎,藏钱,不让国税局发现。

我想我一直没有摆脱医院地板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被它带着走,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切尽在它的掌控之中。生命之有限带来的震惊,一个男人的崩溃,还有另一个人的拒绝,拒绝让崩溃发生。

【丹恩】

在2013年圣诞节前后,丹恩决定搬进来,那天晚上我们的狗死了。

几乎那一整年我都失去了记忆。妮可尔得了卵巢癌,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胃。她承受了一系列身体上的折磨,分开来看,每一件都让人痛苦不堪:只要去一趟化疗病房,在护士给我奶酪饼干的时候,看着像防冻液一样的东西流入她的血管,这就足以永远改变我的生活。不过,放在一起,那些手术和化疗就都凝结成了一块污渍,无法去除,无法细看。

我的确还有一些那年的记忆,丹恩在其中都有出现。比如,当妮可尔开始在枕头上发现自己的头发时,我准备迎接她的痛苦,因为她是如此年轻、漂亮。但是,她让我拿着毛巾、剪刀和我的剃须刀,去起居室跟她碰头。

她把一把椅子拖到房间正中,然后拉起头发,又长又黑如瀑布般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来吧,”她说。

我用剪刀使劲儿剪,直到完全落在我手里。她抬头望着我,两眼泪水,然后微笑。

【作者】

“我应该试着摇滚一点儿,”她说。“给我来个莫西干头型。”

后来,我们走到洗手间里,这样她可以照镜子。她就是一个小溪边的印第安人,我从未见过她把颧骨挺得如此骄傲,从未见过她的双眼如此肆无忌惮。

我给丹恩发了一张她的照片,几分钟后,他回复了一张。他自己也剃了一个莫西干头,跟她的搭配。

妮可尔笑了。十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丹恩,当时我们都住在新奥尔良,他们在一起上大学。男人们总是跟着妮可尔到处跑,在杂货店里,男人们会从奶制品旁边跟着她,尾随她出来到停车场。当她微笑的时候,男人们会幻想她需要他们,她很爱微笑。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动机,我当时已经有种充满同情的怀疑。但即便丹恩不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目光从妮可尔身上移开,他接受她的微笑,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小礼物,别无他意。他把自己的友谊奉献给我们,如此谦恭,对我们的婚姻极其尊重,让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他。我不知道妮可尔能否原谅我们都这么男人,因为年复一年,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种方式是妮可尔永远无法达到的。

他那令人喜爱的表情,对于妮可尔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所以,当她举起丹恩的莫西干头照片,然后大笑起来——“看啊!哈哈!”——我知道她是以最好斗、最得意洋洋的方式在表达。

在一个充满残酷、灾难和挫败的季节里,她获胜了。我后来问过丹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不明白这个问题。“要比起来把我的脑袋剃光,这么做有趣多了,”他说。他从未想过什么也不做。

那年晚些时候,我记得他站在医院里面,像个哨兵。他是从新奥尔良开车过来的,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小城费尔霍普【译注1】。过来之后,他在妮可尔的房间外面走廊里站着守卫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让她睡觉。一天下午,一伙儿教堂的女士来了。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比一帮浸礼会的中年女教友更强大了。我们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丹恩在和善意展开战斗。

“他们现在正在休息,”他说。“我很抱歉。”

“哎,我们是来给他们祈祷的,”一位女士说到。

“我知道,夫人,”他说。“不过我很确定,就算在这走廊里,上帝也能听到你们。”

圣诞,我们是在医院过的。朋友们来探访,还装点了房间,我们的两个小女儿蜷在妮可尔旁边,在她医院病房的床上,她正在读诗《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译注2】。过滤管正从她的肠道和鼻子里排出排泄物,我们都试着对此视而不见。

从感恩节开始,丹恩就来了,然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已经用尽了自己几周的假期,白天来医院,每个晚上都在我家过夜。

圣诞节前一天,我们养的八哥犬格雷西,呕出一些黑色和腐烂的东西,就在他脚边的地板上。他把格雷西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毯子,开上车,到处寻找还开着的动物诊所。找到一所之后,他向兽医解释我们当时的状况。兽医做了一些检查,然后脱口而出:“我很抱歉,但是这只狗得了癌症,我想她马上要死了。实际上,我知道她马上要死了。”接着,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丹恩给我打电话。我坐在病房里,红色和绿色的彩灯闪烁不停,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好吧”。

格雷西的死没有触动我。这个消息让我生气。它强迫我要跟女儿们谈话,说出癌症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丹恩来到医院,带着一瓶葡萄酒。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起来,周围是女孩儿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纸。

“我想也许我应该搬过来,跟你们在一起,”他说。“就是多个帮手,几个月而已。”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公寓,他的生活。

“好吧,”我说。

死亡带给身体上的恐怖,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妮可尔对此尤其现实。她对我们说:“别让我身上有味道就行。”

她的体重下降很多,不过我们都预期到了。丹恩和我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不离开她。有人来看她时,从他们的脸上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是当她的衬衫滑到一边,露出锁骨的时候。这看上去很不正常,就像某个外星人被移植到她的身体里。

除了体重下降,她的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伤口。每次手术过后,她的皮肤都更难痊愈。最后,一个外科医生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包扎伤口。

“不知道,”我说。

“你需要学习一下,”他答道。

每天晚上 ,妮可尔都会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会用镊子从她腹部的伤口中取下一条绷带,有时候有几尺长,它在空气中展开,就像布满脓的绦虫。然后,我会重新往伤口中放进新的绷带,折叠起来,旋着放在她体内,而她一边哭,一边恳求我不要这么做,求你了,就这一次。

求你了,马特,求你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少女,我那时就已经全身心爱上了她。现在,我才可以会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当时,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次完成一个伤口,一个不到两公分宽的洞,我要往里放进去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我当时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情了。那只是我要做的某个事情。完成之后,我会躺在她旁边,用消毒棉球吸干她的眼泪。当她最终入睡之后,我会偷偷从床上趴下了,钻到壁橱里,这是房间里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里面,我会把毯子裹在头上,塞到嘴里,躺下之后,把头埋到一堆脏衣服里面,然后大喊。

某些深夜,肠胃的绞痛会让妮可尔醒来,一边嚎叫,一边汗如雨下。我会呼叫丹恩,叫醒他,然后他会打开、扶着后门,让我搀扶妮可尔到车上。接着,他会跟我们的女儿坐在一起,等我们回家。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周。

最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少量消化了一半的食物从妮可尔的伤口中涌出来。我给她的肿瘤医生打电话,医生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瘘(fistulas)。体内存在感染或者外部异物时,身体就会努力排斥它,形成通向体表的通道。她的身体不再能识别食物了,现在开始直接从她的腹部伤口往外排斥,就像排除某种异物。

妮可尔试着抬头看自己的肚子。“你闻起来是不是像便便?”

“不,这很难说……”

“是不是便便从我的前面出来了?告诉我。”

一连几个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肠瘘带、专用纱布、布制尿布,但是胃酸会溶解任何附着物,最终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无法抑制,只有用更多麻醉剂止疼。

然而,这些身体上的恐怖,仍旧比不上将会到来的事情。

我告诉我们的家庭咨询师朱莉娅,我知道事情会越来越糟。“如果我必须把她放在背包里,然后背着她去化疗病房,只要这意味着能让她多活一天,我也愿意。”

朱莉娅是个和善的女人,但是很坦诚。“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她说,“你会盼着它早点结束的。”

绝对不可能,我说。

丹恩搬进来已经几个月了,妮可尔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所以我会用静脉滴注给她喂食。我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但这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有人维持无菌环境,保持清醒。

看着医院或者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一般人很难有感觉,除非你自己试着在家来这么一下。2014年头几个月,丹恩和我一刻不停地搞清洁——房子、孩子、我、医疗设备、妮可尔自己。煮沸、擦抹、过滤。可人体是抗拒无菌环境的,比如我们身上的洞眼、脱落的皮屑、我们的指甲,还有潮湿的环境。

将液体泵入到妮可尔血管的是一台机器,只要出了问题,它就会尖叫。比如某根管子扭结了,或是她压住了什么,要么是液体用光了,要么是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每隔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这几个月里,妮可尔一直在用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意识,我清醒地躺着,听着输液泵的声音。我会把它琥珀色的显示屏转到墙那边,但也没啥帮助;我躺在那儿,做算术,计算妮可尔还需要输入多少毫升液体,然后再输入更多。在那几个月里,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小时整觉。

有一天,丹恩碰碰我的胳膊,我叫了出来,不知道他是谁。“你得睡觉,”他说。

他开始背着我谋划什么,或者我怀疑他在这么做。从卧室房间门外,我能偷听到他跟妮可尔的谈话,讨论我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妮可尔的状况,这么做似乎很荒唐。他开始背着我,给朱莉娅,那个咨询师,打电话。他还和我其他的朋友安排了某些秘密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他拉着我坐下来。“我们要离开几天,”他说。“你和我。”

“什么?不行。”

我们要开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起徒步几天。妮可尔另外的一个朋友已经同意来陪她,他说。

“不行。”

朱莉娅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选择。

“坚决不行。”

这不是为了我,他说。这是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关心妮可尔。“也为了你的孩子,”他说。

我让步了。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在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度过,走了无尽的林间小道,穿越溪流,攀爬岩层,不知道走了多少英里。在一条小道尽头,我们发现一个瀑布,然后坐在它底部凉爽的池塘中,向上望着倾泻而下的奔流。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平衡在左右摇摆,就像还在徒步一样。但是,虽然身体已经消耗殆尽,可我发现丹恩过去一直明白的事情:我的心智更加敏锐了,比起前几个月,现在充满更多希望。

过了几分钟,我们发现瀑布顶上有些迹象。瀑布顶上有些突出的岩石,六七个大学年纪的女子开始往上爬。我们在看着的时候,她们开始脱衣服。我朝丹恩眨眨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哥们儿,怎么回事?”

“别问了,马特。你需要这个。”

女孩儿们开始从岩石上往下跳,跳入底部最深的水潭,然后又往上爬,再往下跳。她们看上去就像天使,不断落入尘世。她们看上去有着难以相信的快乐和健康,在水声之上,我们可以听到她们的欢笑。最后,丹恩说:“咱们也来!”然后开始脱他的衬衫。

“我不行,兄弟。”

“为什么?”

我没有答案,而答案又是很明显的。我是已婚人士。我的妻子快死了。我知道:在这森林中,我每一分钟的快乐,都会在后面变成内疚啃噬我。而且跟丹恩不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没人想看到我的身体。于是我说:“咱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我看着丹恩爬上去,跟女孩儿们在岩石上聊天,都迎着一阵凉爽的风。妮可尔的病也消耗了丹恩:在三十六岁,他放弃了新奥尔良的管理职位,还有一个女朋友。她无法理解丹恩对妮可尔和我的奉献——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从她的角度看,丹恩一定背叛了什么。他走到岩石边上,跳了下来,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鼓掌、欢呼,然后希望太阳不要落山,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永远不要变老,不要生病,不要死去。丹恩就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留下一幅准备就绪的、有同情心的肖像。

妮可尔恢复了。她又能吃东西了。她已经睡过了静脉喂食的几个月,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穿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小号衣服,而且很合适。她开始娱乐来访的人。人们会来看她,她就会坐起来,满面笑容,聊上几句,为自己的衣帽不整抱歉,或是为房子、或者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她会讲述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人们——善良、好心的人们——会点头,鼓励她,称赞她的勇敢。

2014一整年,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会出神,沉默,睡觉,在强有力的药物作用下维持,然后她会醒来,在自己的待办事项列表上再加一条:她要最后一次前往纽约,她要成为新奥尔良肥美星期二大游行的大元帅,她要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跳入市区下城的喷泉里。这些我们都一起做了。她的生命缺少长度,不过得以弥补以高度。

每当她状态下滑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给出可怕的时间线。还有几个月存活时间。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每一次,她都挣扎过来了。从旁观看真是令人赞叹。但这一切都有隐含的代价。

每当妮可尔变弱的时候,丹恩就会承担很多家务——洗衣服、做清洁、购物、做饭。我干剩下的活。我会叫女儿们起床,给她们穿衣服,吃饭。茉莉(Molly)和伊文捷琳(Evangeline),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我帮她们完成作业。我会安排药物剂量,预订耗材供应,检查邮件,付账单。我在钱上变些小戏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交税,没人会死,所以医院和医生优先。

在这些时间里,妮可尔漂浮在鸦片之海上。我们在房子里存的液体吗啡实在太多,以至于医生警告我们,要小心入室抢劫。然后,她转向了二氢吗啡酮【译注3】,药效比吗啡还要强七倍,而且要日以继夜地在不停断的泵中滴落,还要跟另一种极其强有力的止痛药——芬太尼——一起用。这些药干扰了她的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传递信号,还有她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她的幻觉让丹恩和我无法安心,而且会吓到女儿们。所以我们必须让她不碰这些药。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她要上洗手间。我试着帮她坐起来,但是她说:“不,我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次只能移动一条肢体。”于是,我抬起她的头,然后是她的后背,让她的头摆直,在把一条腿挪到床下,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让她站起来。我挪动她的左脚,接下来是她的右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直到今天,她的首席护士,一位名叫菲丝(Faith)的女士,还存着一张照片,是妮可尔的二氢吗啡酮药泵,她会给其他护士看。那个泵上显示:有超过两万毫克的药进入妮可尔体内。“这么大量的二氢吗啡酮,比我和其他所有共事过的护士用过的都多,”她说,“而且是加起来。”

当她进入比较好的状态时,她会醒过来,惊骇于我运作这个家的方式。有天早上,她踉踉跄跄走进厨房,我们都吃了一惊,然后她宣布:要给女儿们做鸡蛋。我把下厨用的抹刀放哪儿了?为什么冰箱里的牛奶这么少?它煮沸了吗?尝起来味道不对。没有什么尝起来没问题。“我怎么能放心走呢?”她问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每次起起伏伏,她就变得更加神经质。去年夏天一天早上,我发现她站在炉子旁边,煤气大开,她试着教茉莉怎么点着煤气。她已经不记得该怎么做了。我走过去,关上煤气,妮可尔怒视我。她眼中充满仇恨,几乎认不出来了。

茉莉看到了,然后畏缩到一边。

“不是你的错,孩子,”妮可尔告诉她,带她走开了。“不是你的错,爸爸需要修炉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那即将到来的死亡,剥夺了任何外人对于公平的标准。我不能有任何评论,不会说“那很危险”或是“请不要用孩子来对付我。”

我什么也求助不了,因为没有什么能战胜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科技开始以一种新的可怕方式慢慢逼近。

丹恩发现,我们的门廊中不断有包裹到达——其中包着最平常的东西,比如厕纸或是学校的笔记本,他以为是我订的。然后,医疗材料开始到达,接下来是衣服 、食物。我们发现,是妮可尔偷偷在网上订东西,坚守自己作为购物者的职责。

“我还是一个正当的人,”当我问她这些包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我纵容了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原因,因为她总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她会给丹恩和我打电话,叫到她床边,怒气冲天,指控我们偷了她的手机,实际上就在她头边的枕头上。最后,当她试图给伊拉克的某个人送钱的时候,我改变了我们的账户,没有告诉她。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战役中,对手是不断增加的电子设备。当我不让妮可尔碰某样东西的时候,比如我拿走了她的车钥匙,或是访问我们账户的权力,或是某些拜访时间,她就会去在线癌症论坛发帖子,讲述我的做法。这些论坛中充斥着经历类似糟糕情况的人,他们会上线寻求认可,因为所处的世界突然对他们说“不”。这些人——这些面部不清的大量线上操纵者们——总是在鼓励妮可尔要坚持战斗,鼓励她说可以战胜这些事情,无视我的负面做法。

死亡是隐形的,你无法咒骂它、无视它,或是诋毁它。不过,每个晚上,当我躺在她旁边,她会冲我落泪几个小时,来自于愤怒、恐惧和二氢吗啡酮。

我开始避免上床的时间。现在我看到,15年婚姻之后,这是我走上远离她之路的第一步:她的路通向死亡,我的路通向之后的生活。

丹恩和我会整夜看电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开始迷上了僵尸电影、电视剧。我们每个晚上,一整个夏天的每个晚上,看着那些活死人拖着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然后就被某个英雄送入阴曹地府。

然后,我们会在黑暗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默默无语,不过常常会讨论白天跟妮可尔的某些交流。有天晚上,我跟他坦白自己的某个黑暗幻想,这幻想之前一直在我心中闪烁,跟勺子和蛋黄酱有关。

他笑了。妮可尔现在什么不爱吃,除了蛋黄酱。她特别能吃蛋黄酱,以至于丹恩跟我日常购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一次买两罐。她养成了一天吃一罐的习惯。这一天,她让我给她做一个火鸡三明治,做好后,我给她拿进卧室。她咬了一口,然后递还给我。

“少放火鸡,多放蛋黄酱,”她说。

我重新做了下,用勺子放进去双倍蛋黄酱。

“不行,”她又说,面带厌恶之情。“更多蛋黄酱。”

这次,我直接往上倒,倒了一大堆。

递给她的时候,她摇头。“所以你想饿死我,”她说。“我想我死得还不够快吧。”

自从她的诊断结果出来,我生活的一切就都围绕着面前这个脆弱的人。决定和郁结,希望和伤心。现在,有那么一下下,我想象自己撬开她的嘴,把一整罐蛋黄酱都倒进她的喉咙。

有人来访的时候,妮可尔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魅力和无畏的典范,就像她在线上论坛和 Facebook 中的形象。这些情感是真实的,她自己的确有勇气、爱心和镇定,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她伤我伤得毫不留情。

只用一句话,丹恩就拯救了我。

他说:“她朝你发作,是因为她知道你会留下来。”

妮可尔还有另一个妄想:当卫生间永远成为她出行最远的目的地时,她想去不一样的地方。当我要拒绝这个妄想时,丹恩有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永远丢掉了这种能力。

“直接告诉她没问题,”他说。

某种错乱开始出现了。

丹恩已经跟我们一起住了将近一年,住在死亡的阴影中,他和我都发现:我们自己开始讲特别黑暗的笑话,十分变态,以至于无法解释。

我们约定:如果他某一天结婚了,或是如果我再婚了,要是我们某个人的妻子诊断患有癌症,另一个人就会出现在医院,把一把刀刺入对方肋骨之间。这是怜悯的杀害。我们大笑,想象着现场旁观者们的疑惑:“这个家伙就这么走进来,然后杀了他。奇怪的是什么?是死者还对他说‘谢谢你’。”

我们讲述某一天我们都老了,留着口水,大小便失禁,然而妮可尔会拖着脚走过来,要一个蛋黄酱三明治。

我们笑话自己不熟练的偷运药物水平。我曾经听说,大麻可以帮助缓解化疗带来的恶心,但是医用大麻在阿拉巴马州是非法的。所以,一些朋友提出要给我们一些。我告诉他们,直接放在他们的邮箱里就行,我会过去拿。“只要确定在中午之前拿走,”我的朋友说。“邮递员在那时候来。”第二天商务,我发现一块大麻砖就放在那儿,裹着透明的塑料袋,在它上面,是当天的邮件。

后来,我们必须拿走妮可尔的手机——这也许是整个苦难日子中最难的决定,她开始给我们手写恶毒的、因为药物而混乱的纸条。这些纸条令人心碎。但是她一定要完成它们,其中的创造力和决心已经上升到了艺术层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枕头上看到这个,”某晚丹恩说。是用蜡笔潦草完成的。

我给他看我的,一篇愚蠢而又冗长的文字,要自己的手机。“我是在卫生间发现的,”我告诉他。“贴在马桶对面的墙上,坐下来正好看到。”

在心痛和心力交瘁之中,我们同时开始窃笑。“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对吗?”丹恩说。

“什么?”

“她在给我们发信息。”

后来发展到我开始躲着妮可尔,无法面对她的怒火。我太胆小,无法坐下来承受。我会蜷缩在门廊的秋千里,像个婴儿,这样她就找不到我。或者,我会撤退到楼上女儿们的卧室中,她就没法跟上来。我开始不吃不喝。

某个晚上,丹恩出现了,拿着一盘食物,还有一瓶水。他用极大的同情劝诫我。“你这个样子,我还能允许再来一天,”他说。“一天之后,你必须起来。”

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完自己的观点。“为了你的女儿们,”他说。

即便是在我不断坠落的螺旋中,我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女儿已经爱上了丹恩。她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我已经失去的力量,她们信任他。

每个晚上,当妮可尔和我入睡之后,他都会独自坐在门廊上。他会读书,或者给他新奥尔良的朋友打电话,或者数数有多少只浣熊穿过街灯下面。有几次,茉莉会爬起来,出来和他一起。

我在窗内望着他们。他会坐在茉莉旁边,摇动秋千,聆听她讲述自己的噩梦。

妮可尔腹部伤口的敷料变成了巨大而复杂的东西,需要多位专业护士前来,作为一个团队把它组合起来。现在,这些敷料的目的,就是保证她的腹部不要四分五裂。

有一天,护士们刚走,妮可尔开始扯掉绷带。“我想,我得给自己冲个澡,”她说。

她扯掉最后一块纱布,走向淋浴间,一边走,粪便和胃酸滴落在地板上。我看着,没说话,只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躺在我旁边。她要胶带和纱布。

“让我叫护士来,”我说。

“不用,我自己能行。”

当她开始解开胶带时,胶带粘在她手上,自己粘在一起,粘在她肚子上。她的肠胃喷出一股黄色的屎,流过她身体一侧,流到床上。她的手停下了,我望向她的脸,她已经晕过去了。

我碰碰她的面颊,她的眼睁开了,朝我微笑,似乎很疑惑,发现自己身上布满温热的排泄物,还试着要用手去拢起来。它涂满她的躯体,直到她的胳膊和肘部,满床都是。我伸手去帮她,她推开了我。

我心中某些东西破碎了。那让我不至崩溃的最后一条绳索的最后一丝纤维上的最后一根线,刚刚断了。我滚下床,不想让她看见,我爬进洗手间,蜷在马桶底座旁边,颤抖,哭泣。

她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我能听到,“丹恩……”她的声音绵软无力,就像是从蚕丝传过来的。我听到丹恩来到门口,妮可尔告诉他我需要帮助。她是为我才叫的丹恩。

丹恩打开卫生间门,我喊出声来:“到处都是屎啊,丹恩。”他十分小心,这次没有试着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他只是关上门。

护士们来了,为妮可尔换了药。我不记得自己在洗手间待了多久,但是当我出来的时候,窗口透进来的光已经换了位置。

后来,妮可尔的首席护士菲丝拉着我坐下来。“我现在看出来了,”她说。“她需要精神抑制类药物。”

1950年代,氟哌啶醇(Haldol)用作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当时美国的精神诊疗机构正是爆发期。那是一种让人昏迷不醒的药。“大猎狗”,护士们这么称呼它。

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有执照的执业护士,也就是现在待在我家、全天看护妮可尔的人们,不允使用这种药物。注册的护士可以,但是他们每天只能来一次。

不过,法律中有个漏洞,他们说:其他人可以使用。

我。

所以,当有护士看着而且给我建议时,我开始给我的妻子注射这种药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结她生命的药物。氟哌啶醇的药效让她神游大海,用毫升度量的大海,她不再要食物或水了,这也就意味着她胃里的火山不再爆发。她的脸放松了,下巴也松弛了。

她的呼吸放缓,接下来几天,呼吸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响到整个房子里都能听到。听上去,就像某个人在自己的声带上慢慢拉着一把大提琴弓。然后我意识到:最后一个诚实描述死亡的人,可能是说出“croaking”这个词的人。【译注4】

死亡的场景,或者我期望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一小群朋友和家人聚在病人旁边,看着她吸进、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握着手,交换眼神,标明彼此都很清楚这个时刻是多么重要,然后一名医生进来,检查一下脉搏,随后宣布:“结束了。”

真实发生的场景是这样的:有些医疗设备挡住了我们通向卫生间的路,所以,在2014年9月9日早上,我上楼去冲澡。我当时满头洗发水,听到丹恩在楼梯下面叫我。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赶紧冲一下,走出淋浴间。几秒后,我努力用毛巾擦干,他又喊我:“赶快。”

我试着把牛仔裤套在湿漉漉的腿上,一边还要冲下楼,就在我冲进卧室之前,我听到妮可尔刺耳的呼吸。我想我尽力了,至少;我还在努力在进入房间之前拉上裤子拉链,丹恩和两个护士站在那儿。他们站着,看着妮可尔。

“怎么了?”我问。

“那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呼吸了,”菲丝说。“也许,它们来得很慢。”

妮可尔的脉搏几天前就开始变弱了,直到再没人能感觉到。所以我们站在那儿,望了她几分钟。她就是不再呼吸了。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放松,没有肤色的变化,没有面部五官的变形。她的生命就这么终止了。

从任何角度说,这都是一次很常规的死亡,普通,平常。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丹恩。我的婚姻把我带到这个境况,但是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爱不是一个足够有力的词。他站在那儿,面对死亡的现实,为了我。他是我的朋友。

妮可尔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在拉长、缩短,又拉长,像太妃糖一样。

悲伤让我变得空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悲伤之下,我还感到某种深层次的放松,甚至是喜悦。两年来,第一次,我感受到希望。不过,我把这当做秘密。人们会在街上拦住我,表达他们的悲痛,我发现自己勉强应对着他们的感情腔调。“哦,是的,的确不容易,不过我们总会缓过来的。”

真相是,经过两年的折磨后,妮可尔终于不再感到痛苦了。经过两年的恐慌后,女儿们和我觉得似乎逃过了某些东西。茉莉告诉我:在她记忆中,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不再害怕听到我在楼梯下面的叫声了,因为她知道,我已经没有什么坏消息要发布。

丹恩帮助女孩儿调整,让她们适应没有母亲的无尽生活,但是没有妮可尔的日子是空虚的,他想找些工作。我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愿意跟他分享我的收入。永远,只要他愿意。我们已经度过了无尽的冬天,进入了存在意义上的春日。

但是丹恩默默陷入某种他自己的忧郁。他感到坐立不安,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得更久。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去宠物商店,朋友在小猫和小狗之间挑来挑去。“你不想抱一只吗?”她问丹恩。

“没必要,”他说。他无法解释,但是他知道,一旦自己抱着某只小动物,他一定会哭出来。

今年1月,妮可尔已经去世4个月了。距离丹恩突然放弃自己成年生活的一切、来为妮可尔和我服务,已经14个月了,他决定自己要搬回新奥尔良,找回自己的生活。

丹恩的离开突如其来,比起妮可尔来说,打击更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不知道如何告诉我离开的想法,所以他只是开始收拾行李。那一天,女孩儿们还在学校,他要走了。就在那天,他在钻进车里时停了下来。“过几周我还会回来,”他说。“不过到时候会很奇怪,因为那时你就结婚了。”

我们都笑了。他启动车子,开上车道,我就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想着要做些什么,满眼都是泪水。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转头回到了自己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

译注:

  1. 阿拉巴马州的费尔霍普(Fairhope,Alabama),距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262 公里。
  2. 《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来自美国诗人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e Moore, 1779—1863)。该诗写于1822年,在圣诞前夜阅读该诗,成为很多美国家庭的传统。
  3. 二氢吗啡酮 (二氢吗啡酮),全称:盐酸二氢吗啡酮,又叫:双氧吗啡,强力止痛镇静剂。
  4. croaking,英文原意为: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后来成为非正式的“断气”说法。
  5. 文中图片都来自原文所在 Esquire 英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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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by 费迪南德·霍德勒

The Night, Ferdinand Hodler(Switzerland), 1890, Symbolism, Oil on Canvas, 299 x 116 cm, Kunstmuseum, Berne

夜,费迪南德·霍德勒(瑞士),1890年,象征主义,布面油画,299×116厘米,伯尔尼美术馆

费迪南德·霍德勒(1853-1918)是唯一一名享誉国际的瑞士艺术家,他绝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瑞士度过,而且创作主题主要选自瑞士。他一直游离于欧洲艺术主流之外,但是他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夜》,其中他描绘了深奥难懂的梦幻世界,体现出象征主义对他的影响。这幅作品由于被认为过于猥亵,被日内瓦展览拒绝,但是在1891年的巴黎战神广场沙龙上展出,吸引了主要象征主义画家和公众的关注。

隐喻般的黑色场景,表现了睡眠、梦幻和死亡的主题。艺术家将自己描绘为中间的人物,用布帘遮盖的死亡幽灵将他从睡梦中惊醒;其他人物仍然毫无知觉。

霍德勒对于裸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真实比美更重要,并在这幅画中表现出他对于充满表现力的姿势的喜爱。在这里,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构图风格:线条、形状和颜色构成清晰的节奏;他称之为平行主义(Parallelism)。霍德勒的风格有力而且有原创性,现在被视为表现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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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i Guri by 未知艺术家

Guri Guri, Artist Unknown(Indonesia), c.1910, Toba Batak Culture, Wood and Porcelain, H: 34.3 cm, MoMA, New York

Guri Guri,未知艺术家(印度尼西亚),约1910年,多巴巴塔克文化,木头与陶瓷,高:34.3厘米,MoMA,纽约

多巴巴塔克人位于苏门答腊地区,Guri Guri是他们为自己仪式中盛放药剂的容器所起的名字。Guri Guri中的药剂名为pupak,由被称为datu的宗教人士或是仪式执行者准备。Pupak中混合了有机物质,还有用仪式方式处死的人类的残留。拥有这药剂的datu就可以驱使被处死的受害者的灵魂听从他的命令。

一个guri guri包含两个部分:木头雕刻而成的塞子,还有容器本身,这容器多半是进口的。今天这件的容器,就是来自中国南部的福建省的陶瓷水壶。塞子证明了多巴巴塔克文化中精细的木刻传统,该文化大约存在于1800至1925年之间。它刻画了一个坐在神秘的动物上的人物,这动物名为singa。Singa常与生殖力和保护联系在一起,融合了马、蛇和狮子的特征。

长久以来,多巴巴塔克以其凶猛、好战的部族而闻名,但从19世纪转而信仰伊斯兰和基督教开始,像准备pupak这样的仪式已经消亡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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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住民纪念碑

Aboriginal Memorial, Various Artists, 1988, Wood and Pigment, Height: c.327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澳大利亚原住民纪念碑,多名艺术家,1988年,木头与颜料,高度:最高约3.27米,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堪培拉

1988年,是欧洲人移居澳洲200周年。在国家的官方举行庆祝时,很多澳洲原住民利用这个场合纪念过去的悲剧,也标明现在的不平等。来自中阿纳姆地(Central Arnhem Land)的一群艺术家,包括Paddy Dhatang、George Milpurrurru、Jimmy Wululu和David Malangi等人,他们创作了这个纪念碑来铭记过去,同时庆祝原住民恢复地位。

纪念碑采取了200具传统棺材的形式,这种棺材又叫dupun,由中空圆木制成,每一根代表欧洲人在此定居的一年。每具棺材都是独特的,装饰有部族的符号和艺术家们的梦想。阿纳姆地艺术家们采用红、黄、黑和白色图案样式,由赭石、高岭土和石墨中提取出颜料。每具棺材上绘画的风格与艺术家的社会组织和形式有关,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的版权或是独有的部族符号。动物、禽鸟和花样的设计都可上溯自祖先。

200具棺材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博物馆的空间,这个空间被转换、注入了原住民的精神。这件作品同时向原住民和世界发言,向过去和现在发言,向传统和创新发言。尽管原住民纪念碑由棺材构成,它却强有力地表达出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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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仪式的庄严——牛的尸骸 by 伦勃朗

The Flayed Ox, Rembrandt, 1655, Oil on Wood, maximum dimensions 94 x 69 cm, Musee du Louvre, Paris

牛的尸骸,伦勃朗,1655年,木板油画,最大尺寸 94×69厘米,卢浮宫,巴黎

牛的尸骸没有头,两条腿搭在木梁上,挂在那里。光直接打在这被剥了皮的动物上,无视屋内其他一切。画家将这一大块肉置于画布中间,这就是他为观者提供的东西。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幅画,它根本不迎合我们,它的直截了当如野兽一般,残酷而粗野。

要柔和这样的主题,有很多种方法,这在17世纪的荷兰绘画中司空见惯。每到11月,为了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要宰杀很多动物。那是庆祝的时光,邀请左邻右舍,每个人都会加入,这些劳作将社区结合起来。画家们在画中绘制日常场景,此类画之所以流行,至少是因为它们加深了富裕带来的愉悦感觉。

但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前述线索。伦勃朗将饮酒作乐的人们送回了家。传统上,这个时刻常常伴随着喧闹的欢宴,但他一点也不想用。似乎他走到这个场景时,一言不发,站在一边,躲起来,想要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情境,而其他人一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进去。一具剥了皮的牛的尸骸,除了它即将被处理的前途之外,没人会注意到它。需要它作为食物,而不是公众关注的来源。

伦勃朗改编了自己的主题,他安排使用大块颜料的方式,唤起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而不是仅仅去表现现实。不过也有可能是这样,他在精确描绘我们被意料之外的图像击中时的感受:眼睛没有时间适应,也找不到参照点,但却被某种感觉吸引,这种感觉与另一种心态下看到的东西完全无关。

伦勃朗利用了观者的反应,他把这些反应像一个球一样抛起来,然后在马上要够不着的时候再抓住它。他绘制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产生的效果。在这里,震惊之感不是马上出现,而是精心备好,然后在我们没有准备之时现身。

为了让主题摆脱它平常的环境,画家把观者也隔离起来,剥夺了日常生活的安心场景,强迫我们与令人惊惶的事物相遇。剥离它在食物链中的角色,以及它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的社会仪式,这剥了皮的牛不过是一具尸骸,是动物被处死之后留下的尸体。

这图像唤醒了别的东西,它们偷偷潜入我们的心中。是这幅画把它们召唤出来。我们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图像,还有那些殉难的圣人。血淋淋的死亡场景在绘画中也很常见。在此画之前,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了,每一幅都会在记忆中留下痕迹。这剥皮的牛尸,最终变化为所有那些经受折磨的躯体。

一个女人从窗中伸出头。她一直在画作后面等待,伦勃朗偷偷放她进来。我们刚刚注意到她的存在。在最后一分钟,画家赋予她决定性的角色。她的作用在于:当观者迷失方向时,她把他们带回现实。也许她提出了一个我们都没有听到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迷惑,而且为我们自己就这样被分心而感到有些尴尬。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么容易受影响。也没什么,在这个院子里,除了这尸骸,也没啥好看的。那就是一块好肉。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很安全。

死与火 by 保罗·克利

Death and Fire, Paul Klee, Oil on Paper, 1940, 46 x 44 cm, Kunstmuseum, Berne, Switzerland.

死与火,保罗·克利,纸面油画,1940年,46 x 44厘米,艺术博物馆,伯尔尼,瑞士

《死与火》是克利最后的作品之一。一个闪着寒光的头颅骨占据了画面中心,德文的“死亡”——Tod构成脸上的五官。一个极简抽象的人正向“死亡”走去。他的心脏已从胸腔里掏走;他的脸没有特点,躯体也没有骨肉。死亡是唯一的真实,五官正在坟墓里等着他。可是这幅画上还有一团火——太阳还没有落下,它正停留在地平线、即“死亡”的一只手上。上方的天空被火光照亮,它暗含的不是对死亡的屈从,而是对它更深的理解。男人勇敢地向前走去,走进那一片明亮的火光。苍凉的、灰绿色的“死亡”的领地接受火光,并给予苦涩的安慰。

三根神秘的黑色桩杆从上方垂直戳下,男人则用另外一根敲击骷髅。即便命运强迫他坠入地下,他也不会被动地或者勉强地接受:他会配合。“死亡”的头部却只是一个半圆,但平衡于它手中的太阳却是一个完整的圆。太阳是最耐久的、升得最高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即便对死亡本身。克利把自己的死理解为一种向最深层次现实的迁移,如他所说:“我们四周的客观世界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还有其他世界潜在着”。他在这里揭示了一点这种潜在的“其他存在”。

克利年纪尚轻就死于一种消耗性慢性病,他的死可怖地被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之死所仿效。他最后一批作品迥异于他的其他作品:尺寸更大,常以厚重的黑色线条勾勒外形,仿佛克利是在保护它们不受暴力的蹂躏。风趣不再,克利的作品表现出巨大的悲哀: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愚蠢任性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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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喀索斯 by 卡拉瓦乔

Narcissus, Caravaggio, 1594-1596, Oil on Canvas, 110 x 92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ncient Art, Rome.

那喀索斯,卡拉瓦乔,1594-1596年,布面油画,110 x 92厘米,国立古代艺术画廊,罗马

年轻男子陷入黑暗之中,但是他并不担心。他被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吸引,诱惑。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他能看到、但是不能和他对话的倒影。

他坐在平静的水面旁,两只手撑在地上,身体前倾,眼睛盯着水中的自己。也许他向前倾得有点儿过了,不过现在似乎没什么能威胁到他。这戏剧般的一幕目前只给了这些提示。然而,画作中让我们找不到落脚点,没有一个实在的前景,赏画者无法获得那喀索斯面对自己的倒影的视角。如果硬要找到一些可以停留目光之处,我们也只能选择一些不太可靠的细节:脸上的几笔亮色、他发红的头发、他的胳膊和膝盖——所有这些都注定要淹没在水里。

我们面前的这个人物,狂野地爱上了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我们难以相信这样的人物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难以相信会出现在一幅画里面。

那喀索斯的疯狂让他相信:他的倒影是独立的存在,同他一样,是一个完整的人。画作赋予男孩和他的倒影同样的重要性,本身如同一幅双人肖像画,一道线将水和土地分开,也将肖像画中的两人分开。但是现实没有给幻想留下多少空间,那喀索斯,这个爱上自己的脸的男孩,在画面中也只出现了一半。

对他来说,崇拜一个幻影,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更值得拥有。那倒影让现实中的世界变得毫无价值。它似乎包含着一种他永远无法理解的美。他的容貌如同他的意识般慢慢消逝。但是那喀索斯的身躯,被沉重的黑暗包围的身躯,变得异常突出——这年轻男子看起来比以往更有活力。上身的衣衫,映在水面深处,仿佛世上最光滑的绸缎一般闪光。水面抓住月光,把它们变成了某种皮肤。他的手指同它们在水中的倒影握在一起。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拥抱和爱抚,但是真实,他已无法接受的真是,也永远无法提供给他任何能与现在相提并论的极乐,而这极乐已经将他带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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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阿岛的屠杀·德拉克洛瓦

The Massacre at Chios, Eugene Delacroix, 1824, Oil on Canvas, 419 x 354 cm, Louvre, Paris

希阿岛的屠杀,欧仁·德拉克洛瓦,1824年,布面油画,419 x 354厘米,卢浮宫,巴黎

这就是我在《干草车》的介绍中提到的那幅画,它的背景之所以这么亮,就是因为德拉克洛瓦看到了《干草车》之后修改的。

1822年,奥斯曼帝国军队为了镇压希腊的独立战争,在希阿岛屠杀了数万名希腊人。当时,邻近岛屿的希腊人来到希阿岛上,鼓励岛人为了独立而斗争,因此导致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屠杀报复。进攻从1822年4月11日开始,持续数月之久,直到当年夏天。战争导致2万当地居民死亡,剩余7万余人,几乎全部被强制驱逐成为奴隶。这次屠杀引起了国际社会公愤,并让希腊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支持。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人所共知。这幅《希阿岛的屠杀》是他第二幅主要作品。4米高的画,将战争的恐怖表现得一览无余。受害者的痛苦夹杂着军队的野蛮,复杂的构图与多彩的色调互相映衬,恐怖和死亡不再只是阴影;在这一幕画面前,时间仿佛都停止了,背景凄惨的远景中,那些被放火燃烧的房子冒出的青烟似乎还在缓缓升起。

与当时反映内战后情况的其他典型画作不同,这幅画中没有英雄形象去平衡遭受苦难的受害者,从画中的废墟和绝望中,也看不到一丝希望的迹象。侵略者被刻画得充满生气,与受害者们的阴郁凄厉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有评论者甚至指责德拉克洛瓦试图展示对残忍的占领者们的同情。时至今日,我想这样的指责不会存在了。站在这样一幅画前,我们会震慑于人性的残暴、悲哀、无助。

你看那右下角的婴儿,他光着身子,趴在已经死去的母亲的身上,仍然希望吮吸到滋养自己的奶水。母亲左侧的老妇人,双目上望,双唇微启,似乎是在向天上的诸神发出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为什么这些惨剧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幕情景,让我想起一些老纪录片里面的镜头,是关于日寇入侵时期的纪录片,我已经记不清那纪录片的场景是在上海、武汉,重庆、长沙,还是南京,只记得坐在死去母亲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衣衫凌乱、披头散发、面如死灰的老妇人……

前景中的人物密集,对比强烈的,是他们身后开放而分散的背景空间。大地、海洋,光明、阴影,这些飘忽的色带,以冷漠无情的方式彼此交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梅杜莎之筏》之里,我曾提到那幅画对德拉克洛瓦的巨大影响。其中的双金字塔造型,在这幅画前景中同样可以看到。13个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裹围在一起,等待被屠杀,被奴役。他们几乎以一种完全平面的方式出现在观者面前,跌落在地,秩序失调,杂乱分布。画布左侧的金字塔,以带有土耳其毡帽的男子为顶点,右侧以骑马的士兵为顶点。两个金字塔之间的区域中,有两个士兵,还有两名希腊受害者——一名年轻男子被一名年轻女子拥抱。左侧金字塔中的两个男人受了伤,前面的男人已经濒临死亡,戴毡帽的男人也已经无法再防御侵略者的攻击。他的目光朝向面前遭受苦难的孩子们的方向,但是并没有真正落在他们身上。这种疏离感,与正要死去的男人的空洞眼神合在一起,让这组人充满绝望的气氛。

右侧的金字塔截然相反,涌动着垂直向上的力。一个女人扭曲的身体与马连在一体,躯体向上伸展到她的左侧,马因震惊而飞扬的鬃毛,马上的士兵身体也扭转着,一副威风凛凛、居高临下的姿态,这都让这一组向上提升的人像充满动感。可在金字塔底部, 是那老妇人、那婴儿和其死去的母亲的尸体。

对于背景,曾有评论者说:“背景从把整体构图从中间切割开来,以不可言状的方式,从前景的一众人物中凸现出来。”这种充满张力的安排将整张画分为两个部分,各自包括缠绕在一起的尸体,四处投射的目光,以及其他诸多细节,争夺着观者的注意力。在中景中,是另一幕人道惨剧;背景是被毁坏、燃烧的居所,还有像伤痕一样的大地。往往被表现成湛蓝的地中海地平线,这里都是阴冷、荒凉的、土地一般的颜色,只有战争的硝烟、马飞撒的鬃毛和士兵的头颅将它刺穿。

梅杜莎之筏·热里科

The Raft of the Medusa, Theodore Gericault, 1818-1819, Oil on canvas, 491 x 716 cm, Louvre, Paris

梅杜莎之筏,泰奥多·热里科,1818-1819年,布面油画,491 x 716厘米,卢浮宫,巴黎

1816年,法国军舰“梅杜莎号”在前往西非的途中沉没。幸存者乘坐木筏逃生。船长和高级军官们坐着救生艇逃离,把这只临时扎成的木筏留给150名乘客和船员。他们在大西洋漂流了13天,除15人外全部丧生。在这条筏子上,维生资源异常匮乏,生的机会异常渺茫,于是,为了生存,人们互相残杀,乃至相食等一幕幕人间惨剧,在这艘灾难之筏上一再上演。

这就是本画的背景。

《梅杜莎之筏》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代表作,画家热里科虽然32岁即英年早逝。但这幅画的影响却可以在欧仁·德拉克洛瓦、J·W·特纳、古斯塔夫·库尔贝和莫奈的作品中看到。

这幅画的体量很大,宽7.16米,高4.91米,画中几乎所有人物皆为真人大小。前景中的人几乎有真人两倍大。观者站在画前,仿佛身临惨境。

这是一幅采取双金字塔构图的画。观者首先会被吸引到画面中间,接下来,幸存者的躯体以其竭尽全力的姿态,将我们吸引到画面右侧。艺术史学者告诉我们:“一条水平方向的对角线,将我们从左下侧的死者带到右上角的生者,也是整幅画的顶点。”画中还有两条对角线,用以强化戏剧张力。一条由桅杆和其上的绳索构成,将观者视线引向扑过来的海浪,这海浪几乎要将整个筏子吞没了。向上伸展的人物构成了第二条,引向Argus号的轮廓,那艘救起这灾难之筏上幸存者的船只。

尸体的惨白色调、幸存者衣衫的黯淡色调、海与云的绿、黑、灰、棕,这是画面中的主色。画面整体偏黑,气氛阴郁,棕色为主,热里科认为这颜色可以突显悲剧和痛苦效果。作品的光影明暗对比被认为是“卡拉瓦乔式的”。为了不影响筏子和人物的调子,海的颜色有意用深绿替代了深蓝。拯救船所在的远方区域,有亮光闪现,为整个昏暗的场景带来光明。

画面前景中的老人,也许引用了但丁《神曲》中的角色——乌戈里诺(Ugolino),作为人相食的象征。这也是这条灾难之筏最令人情绪难平的惨剧。筏子上其他人都对看到Agus号兴奋不已,只有这个老人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只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不肯放松。也许是丧子之痛使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也许是他看到的人伦惨剧让他对“人”这种动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画中将一个黑人放在最高点,这在当时是充满争议的,热里科自己对废奴主义充满同情。

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新古典主义中描绘古典英雄人物形象的方式,绘制了一起灾难之中的平民受难者,看看他们的肌肉、五官,仿佛他们是从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之中走下来,却不小心踏上了这条充满险恶的筏子。而这,就更让观者感到震动。以往观看古典绘画那种心平气和、圣洁清明的心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力量的慨叹和命运无常的惊恐。当然,还有对当权者恣意妄为的不满,因为“梅杜莎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故,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并未经过深入调查,就随意任命了一位经验不足的军官担任船长。

热里科绘制这幅画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为了更逼真地表现尸体,他多次去停尸房素描,甚至自己购买死尸和损坏的头颅到自己的工作室,研究它们腐败时的样子。即使发着高烧,他还是多次前往海岸,以见证暴风雨冲击岸边时的样子。

热里科使用了很多自己的朋友作为模特。德拉克洛瓦,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其中之一,在画面中,他是这个面部冲下,手臂伸出的人。他曾写到:“在他还没画完的时候,热里科就让我看了他的这幅画。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当我从他工作室出来之后,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一路狂奔,直到回到我的房间才停下来。” [1]

热里科似乎逼迫我们从感官上接受人类苦难和死亡的现实。这是一种在最可怕的境况之下的死亡——极度痛苦,受尽折磨,漫长的垂死挣扎,绝无高贵或隐蔽可言。这幅画的戏剧性以对肉体痛苦的细节刻画来表现,热里科似乎是在有意避免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场面中使用过于明亮、细碎的色彩,看画的人在画上找不到可以逃脱粗笨的三角形木筏冲击力的空间,它仿佛是一根猛击向我们腹部的木棒。[2]

而热里科自己生命的终结,同样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过程:他当时由于骑马事故受伤,同时受到结核病的折磨,许久,才离开人世。无意之中,这幅画也成为他人生的诠释。

这幅画和它表现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三体》的第二部,那逃往宇宙深处的战舰,不就是这梅杜莎之筏么?黑暗森林、猜疑链,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1. The Raft of the Medusa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