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不美的疯妇人,却更有可能伴你入梦

Insane Woman (La Monomane de l’envie), Théodore Géricault, 1822, Oil Painting, 72 x 58 cm,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yon, Lyon

疯妇人,西奥多·杰里科,1822年,布面油画,72 x 58厘米,法国里昂美术馆

这样的老妇人,如她的年纪,本来应该是看透世事、温良恭俭、慈眉善目的老妇人。但是她,嘴角后撤,两只不一样大小的眼睛血红,仿佛斗牛场里那被挑逗起来的猛畜。谁敢冒犯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里,不知道会吐出什么样的恶言恶语。

一身破烂的衣服,一层裹一层,不知道是从哪里捡来的,不知道已经穿了多久。泥土色的外衣跟背景几乎融合在一起,大概两米开外就能闻到她的味道,而且肯定不只有泥土的味道。那时候的人本来就不怎么洗澡,香水这东西,就是为了遮掩人身上和街道上的臭味,但她大概是买不起、也不会去买的。

这是一幅不一样的肖像画,画家杰里科用白色的包头巾和红色的衣领突出她的脸,又构成了一把匕首,她的眼神就是锋利的刀刃,眼瞳中、脑门上寒光闪闪,心理素质不好的人,看了晚上恐怕要做噩梦。而画家的视角似乎有意要让观者站得比她稍高一些,仿佛是让我们和画家一起俯视她。可是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我们真得可以俯视她吗?在理性的启蒙时代,也许可以。到了杰里科所在的浪漫主义时期,情感和激情又得到了重视。在这幅画创作前的1819年,杰里科自己也遭遇了精神崩溃。在他而言,这幅画中必然有他自己的体验。到了二十世纪,有一个绘画流派叫“自动主义”(automatism),主张艺术家要表现不受理性控制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创造力。所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真得可以俯视她吗?

接下来的几天,艺术君会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的“疯狂”,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渗透着权力和大众的共谋,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文化。

这不是一幅“看上去很美”的肖像画,没有精美的白色蕾丝,没有根根分明的奢华皮件,没有耀眼的珍珠首饰,却比很多有那些元素的肖像更让人难以忘怀。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特别扎眼,不想多看。在《乐之本事:古典乐聆赏入门》中,作者焦元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次我在课堂上播放了贝里奥(Luciano Berio,1925—2003)写给长号的《模进五》影片(此曲是音乐加上戏剧动作,两者理当一起欣赏)。过了几周,突然有学生来信询问影片资料,希望能够再次欣赏。“老实说,课堂上看的时候实在不喜欢,只想看过去就算了。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周来念念不忘,脑中不断出现的,居然是这首曲子!啊,非得再看一次…”

没错,有些艺术作品第一眼就是不让人喜欢,却能让人念念不忘。画出《梅杜莎之筏》的杰里科,就是在用这样的一系列作品,刻画人性的深度和心理的复杂,让看到画的每个人都能恭心自问:

我是不是有某个瞬间,跟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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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绘画,关于命运,关于灾难

先跟各位艺友请教一个问题:北京有哪些比较专业的、靠谱的学画儿的地方?特别是学油画的?希望大家推荐,直接给艺术君留言。

艺术君对于“专业、靠谱”的定义,不是以考试为目的,而是能够持续培养兴趣,让接受培训的人能够一直将画画这件事作为生命的伙伴,不管是孤独、伤心,还是喜悦、平静,都能拿起画笔,抒发自己。

命运无常,做再完美的规划,再周全的打算,你也无法预知三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身边会有哪些人,哪些人会离开,哪些人会相遇,哪些人会回来。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笔一定不会辜负你。

说这些,也是因为“东方之星”的遇难人数“终于”最后确定,今天又是“头七”,艺术君不敢去想象那些儿女们的心情……

七天以来发生的各种事情,各个方面形形色色的表现,也许能让某些懵懂的人清醒过来,也许能让某些抱有幻想的人看清现实,只是这400多条生命的代价过于沉重……

然而那些装睡的人,你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叫醒的。

简单说这么几句,还是让艺术君带着大家再次回顾最有名的关于《沉船》的画作吧——《梅杜莎之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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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ft of the Medusa, Theodore Gericault, 1818-1819, Oil on canvas, 491 x 716 cm, Louvre, Paris

梅杜莎之筏,泰奥多·热里科,1818-1819年,布面油画,491 x 716厘米,卢浮宫,巴黎

1816年,法国军舰“梅杜莎号”在前往西非的途中沉没。幸存者乘坐木筏逃生。船长和高级军官们坐着救生艇逃离,把这只临时扎成的木筏留给150名乘客和船员。他们在大西洋漂流了13天,除15人外全部丧生。在这条筏子上,维生资源异常匮乏,生的机会异常渺茫,于是,为了生存,人们互相残杀,乃至相食等一幕幕人间惨剧,在这艘灾难之筏上一再上演。

这就是本画的背景。

《梅杜莎之筏》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代表作,画家热里科虽然32岁即英年早逝。但这幅画的影响却可以在欧仁·德拉克洛瓦、J·W·特纳、古斯塔夫·库尔贝和莫奈的作品中看到。

这幅画的体量很大,宽7.16米,高4.91米,画中几乎所有人物皆为真人大小。前景中的人几乎有真人两倍大。观者站在画前,仿佛身临惨境。

这是一幅采取双金字塔构图的画。观者首先会被吸引到画面中间,接下来,幸存者的躯体以其竭尽全力的姿态,将我们吸引到画面右侧。艺术史学者告诉我们:“一条水平方向的对角线,将我们从左下侧的死者带到右上角的生者,也是整幅画的顶点。”画中还有两条对角线,用以强化戏剧张力。一条由桅杆和其上的绳索构成,将观者视线引向扑过来的海浪,这海浪几乎要将整个筏子吞没了。向上伸展的人物构成了第二条,引向Argus号的轮廓,那艘救起这灾难之筏上幸存者的船只。

尸体的惨白色调、幸存者衣衫的黯淡色调、海与云的绿、黑、灰、棕,这是画面中的主色。画面整体偏黑,气氛阴郁,棕色为主,热里科认为这颜色可以突显悲剧和痛苦效果。作品的光影明暗对比被认为是“卡拉瓦乔式的”。为了不影响筏子和人物的调子,海的颜色有意用深绿替代了深蓝。拯救船所在的远方区域,有亮光闪现,为整个昏暗的场景带来光明。

画面前景中的老人,也许引用了但丁《神曲》中的角色——乌戈里诺(Ugolino),作为人相食的象征。这也是这条灾难之筏最令人情绪难平的惨剧。筏子上其他人都对看到Agus号兴奋不已,只有这个老人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只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不肯放松。也许是丧子之痛使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也许是他看到的人伦惨剧让他对“人”这种动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画中将一个黑人放在最高点,这在当时是充满争议的,热里科自己对废奴主义充满同情。

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新古典主义中描绘古典英雄人物形象的方式,绘制了一起灾难之中的平民受难者,看看他们的肌肉、五官,仿佛他们是从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之中走下来,却不小心踏上了这条充满险恶的筏子。而这,就更让观者感到震动。以往观看古典绘画那种心平气和、圣洁清明的心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力量的慨叹和命运无常的惊恐。当然,还有对当权者恣意妄为的不满,因为“梅杜莎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故,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并未经过深入调查,就随意任命了一位经验不足的军官担任船长。

热里科绘制这幅画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为了更逼真地表现尸体,他多次去停尸房素描,甚至自己购买死尸和损坏的头颅到自己的工作室,研究它们腐败时的样子。即使发着高烧,他还是多次前往海岸,以见证暴风雨冲击岸边时的样子。

热里科使用了很多自己的朋友作为模特。德拉克洛瓦,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其中之一,在画面中,他是这个面部冲下,手臂伸出的人。他曾写到:“在他还没画完的时候,热里科就让我看了他的这幅画。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当我从他工作室出来之后,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一路狂奔,直到回到我的房间才停下来。”

热里科似乎逼迫我们从感官上接受人类苦难和死亡的现实。这是一种在最可怕的境况之下的死亡——极度痛苦,受尽折磨,漫长的垂死挣扎,绝无高贵或隐蔽可言。这幅画的戏剧性以对肉体痛苦的细节刻画来表现,热里科似乎是在有意避免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场面中使用过于明亮、细碎的色彩,看画的人在画上找不到可以逃脱粗笨的三角形木筏冲击力的空间,它仿佛是一根猛击向我们腹部的木棒。

而热里科自己生命的终结,同样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过程:他当时由于骑马事故受伤,同时受到结核病的折磨,许久,才离开人世。无意之中,这幅画也成为他人生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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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人生的阶段 by 弗里德里希

The Stages of Life,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834, Oil on Canvas, 72 x 94 cm, Museum der Bildenden Kunste, Leipzig, Germany

人生的阶段,弗里德里希,1834年,布面油画,72 x 94厘米,造型艺术博物馆,莱比锡,德国

弗里德里希能够将他的忧郁气质转化为历史上最具大师风范的风景画。这幅画绘制于他61岁时,距离他辞世还有6年。

尽管这幅画组合自他年轻时几次旅行中的素描,《人生的阶段》仍然是他毕生之作中不寻常的一幅作品,因为它描绘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地点。画中可以认出来的图像元素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整个风景几乎可以作为这位高度自省的画家的自传。

画面的主体大概是基于画家出生地——格赖夫斯瓦尔德的海港。海中有5条远近不同的帆船。它们象征人生的经历。在海滩上,一个老人站在前景,面对海水,这可能是绘制此画时的弗里德里希。旁边站着一个戴着高高礼帽的年轻人,这以画家的侄子做模特,在画中意味着成熟。他们旁边有一个优雅的年轻姑娘,以画家最大的女儿为模特,代表青春。画家最小的两个孩子在玩儿一面瑞典信号旗,代表儿童。

五个人物,对应着海上的五艘船。三组人物(一个老人,两个成人,两个儿童)回应船在海中的位置。船距离岸边的距离,就是比喻人距离死亡的距离。中间的船最大,象征母亲,近处两艘小船指两个孩子,刚刚开始旅程,还在浅水中前行。远处,最远的船消失在地平线中,象征老人的生命旅程已经走向未知的终点。

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远处的两艘船象征父亲和母亲,他们的人生已经起航,正在获得作为父母的智慧,靠近岸边最大的船是老人,他已经度过了圆满的人生,拥有许多阅历,最终准备入港,作为人生的结束。

中间那艘船的桅杆形成十字架状,这是弗里德里希虔诚信仰的标志,然而,这幅安静、明亮、充满诗意的画作中,没有太多赎罪的希望,或是对死后天堂的向往,其中有的是:对苦乐参半的人生的理解,因为珍视平凡的人生,可它又短暂易逝。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

岸边的僧侣 by 弗里德里希

The Monk by the Sea,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808-1810, Oil on Canvas,  110 x 171 cm, Alte Nationalgalerie, Berlin

岸边的僧侣,弗里德里希,1808-1810年,布面油画,110 x 171 厘米,老国家艺术画廊,柏林

这幅画具有一种惊人的简洁。三个色带占据了整个画面——天空、大海、陆地,竖直方向只有一个人类形象,他集大自然的静默于一身,并赋予它一种声音。“僧侣”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独处”,弗里德里希和我们分享的正是这种孤寂。这幅画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是僧侣,都站在那未知世界的此岸。

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那种常常使德国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浓厚的象征主义特色。弗里德里希把风景视为象征,视为对不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造物主无声的赞美。德国的神秘主义从来都不容易被外人接受。弗里德里希也只是今天才被人们看做一位有力量、有内涵的画家。不表现明确宗教内容的宗教画很难创作,但弗里德里希获得了成功。

艺术史家Albert Boime相信:画中僧侣就是弗里德里希本人,其他学者也都认可此观点,其外形接近弗里德里希(长长的金发和圆形的头骨),此外,一直有一种说法:艺术家属于“更高级的僧侣”。弗里德里希后来也把自己画成穿着僧侣的衣服。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

希阿岛的屠杀·德拉克洛瓦

The Massacre at Chios, Eugene Delacroix, 1824, Oil on Canvas, 419 x 354 cm, Louvre, Paris

希阿岛的屠杀,欧仁·德拉克洛瓦,1824年,布面油画,419 x 354厘米,卢浮宫,巴黎

这就是我在《干草车》的介绍中提到的那幅画,它的背景之所以这么亮,就是因为德拉克洛瓦看到了《干草车》之后修改的。

1822年,奥斯曼帝国军队为了镇压希腊的独立战争,在希阿岛屠杀了数万名希腊人。当时,邻近岛屿的希腊人来到希阿岛上,鼓励岛人为了独立而斗争,因此导致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屠杀报复。进攻从1822年4月11日开始,持续数月之久,直到当年夏天。战争导致2万当地居民死亡,剩余7万余人,几乎全部被强制驱逐成为奴隶。这次屠杀引起了国际社会公愤,并让希腊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支持。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人所共知。这幅《希阿岛的屠杀》是他第二幅主要作品。4米高的画,将战争的恐怖表现得一览无余。受害者的痛苦夹杂着军队的野蛮,复杂的构图与多彩的色调互相映衬,恐怖和死亡不再只是阴影;在这一幕画面前,时间仿佛都停止了,背景凄惨的远景中,那些被放火燃烧的房子冒出的青烟似乎还在缓缓升起。

与当时反映内战后情况的其他典型画作不同,这幅画中没有英雄形象去平衡遭受苦难的受害者,从画中的废墟和绝望中,也看不到一丝希望的迹象。侵略者被刻画得充满生气,与受害者们的阴郁凄厉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有评论者甚至指责德拉克洛瓦试图展示对残忍的占领者们的同情。时至今日,我想这样的指责不会存在了。站在这样一幅画前,我们会震慑于人性的残暴、悲哀、无助。

你看那右下角的婴儿,他光着身子,趴在已经死去的母亲的身上,仍然希望吮吸到滋养自己的奶水。母亲左侧的老妇人,双目上望,双唇微启,似乎是在向天上的诸神发出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为什么这些惨剧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幕情景,让我想起一些老纪录片里面的镜头,是关于日寇入侵时期的纪录片,我已经记不清那纪录片的场景是在上海、武汉,重庆、长沙,还是南京,只记得坐在死去母亲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衣衫凌乱、披头散发、面如死灰的老妇人……

前景中的人物密集,对比强烈的,是他们身后开放而分散的背景空间。大地、海洋,光明、阴影,这些飘忽的色带,以冷漠无情的方式彼此交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梅杜莎之筏》之里,我曾提到那幅画对德拉克洛瓦的巨大影响。其中的双金字塔造型,在这幅画前景中同样可以看到。13个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裹围在一起,等待被屠杀,被奴役。他们几乎以一种完全平面的方式出现在观者面前,跌落在地,秩序失调,杂乱分布。画布左侧的金字塔,以带有土耳其毡帽的男子为顶点,右侧以骑马的士兵为顶点。两个金字塔之间的区域中,有两个士兵,还有两名希腊受害者——一名年轻男子被一名年轻女子拥抱。左侧金字塔中的两个男人受了伤,前面的男人已经濒临死亡,戴毡帽的男人也已经无法再防御侵略者的攻击。他的目光朝向面前遭受苦难的孩子们的方向,但是并没有真正落在他们身上。这种疏离感,与正要死去的男人的空洞眼神合在一起,让这组人充满绝望的气氛。

右侧的金字塔截然相反,涌动着垂直向上的力。一个女人扭曲的身体与马连在一体,躯体向上伸展到她的左侧,马因震惊而飞扬的鬃毛,马上的士兵身体也扭转着,一副威风凛凛、居高临下的姿态,这都让这一组向上提升的人像充满动感。可在金字塔底部, 是那老妇人、那婴儿和其死去的母亲的尸体。

对于背景,曾有评论者说:“背景从把整体构图从中间切割开来,以不可言状的方式,从前景的一众人物中凸现出来。”这种充满张力的安排将整张画分为两个部分,各自包括缠绕在一起的尸体,四处投射的目光,以及其他诸多细节,争夺着观者的注意力。在中景中,是另一幕人道惨剧;背景是被毁坏、燃烧的居所,还有像伤痕一样的大地。往往被表现成湛蓝的地中海地平线,这里都是阴冷、荒凉的、土地一般的颜色,只有战争的硝烟、马飞撒的鬃毛和士兵的头颅将它刺穿。

干草车·康斯特布尔

The Hay Wain, John Constable, 1821, Oil on Canvas, 130 x 185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干草车,约翰·康斯特布尔,1821年,布面油画,130 x 185 厘米,国家美术馆,伦敦

今天这幅画——《干草车》已经超出了我能诠释的范围,我宁愿从书上摘抄下面这些说明,希望能让看到的人更好地欣赏这幅画,去体悟其中不同于一般风景画的细致、幽深、特别之美。而且我相信,他的画一定给了印象派画家们很多启发。

另外,我建议点击图片看大图。

同时,在文末有一幅使用Blender 3D制作的效果图,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干草车》的影响,比如那些草叶的表现方式。

约翰·康斯特布尔(有译为:康斯太勃尔、康斯太勃、康斯太布尔),生于萨福克,这是英国的一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地方,山青水秀,斯图尔河两岸耸立着磨坊的风车。康斯特布尔考入皇家美术学院之后,他在学习中走了一段弯路,传统的古典风景画家典雅的、但是程式的风景画,吸引不了这个斯图尔河畔成长的青年,他爱前辈大师们的画,但那画风却使他无法产生亲近感。他努力寻找表现英国自然风光的语言。他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深有体会地说:“作画时,要忘掉一切你看过的画面。”他开始大量对景写生,他熟悉的、充满芳香的田野和土地,明媚的阳光,蓝天上浮动的白云,进入了他的画面。

他以崭新的手法,传神地描绘出了萨福克的景色。

在《干草车》中,画家大胆运用了新的技法,他把色块铺在画布上,使各种漂亮的色块闪烁着光点,隐约其间的白色添加了画面的亮度和光感。正在涉水的马车、清澈透明的浅溪、典型的村舍、远处布满阳光的平原和丛林……画家把绚丽的农村景色和气氛诗意地传达给了观众。这是19世纪上期难得的好画,但首先发现这画价值的不是英国艺术界,而是巴黎的观众。1824年,当这幅画在法国展出时,震动了法国;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一代大师德拉克洛瓦看到这幅画之后,加亮了他正在创作的《希阿岛的屠杀》的背景,使画面效果更为突出。[3]

康斯特布尔总是尊重所画景物的真实性。由于他以纯粹诗意的眼光看待这些景物,他的画中从不缺乏艺术的激情。康斯特布尔喜欢普通的生活,家乡萨福克一马平川的田野是他爱与性情的寄托之所。他是庚斯博罗抒情风格天生的继承人。庚斯博罗关注如何从自然景色中提炼美与和谐,康斯特布尔则从狭长的草地、弯曲的运河、古老的石桥和河边沾满泥巴的篱笆看到人类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固有的美。他的整个青春和他对天堂的渴望都与乡村的质朴密不可分。当他开始艰苦、并且不太成功的艺术生涯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对这种宁静造成了威胁。

康斯特布尔需要有妻子的抚慰来化解他的孤独。而即使如此,他的孤独感还是显而易见。阳光也许明媚,树木也在微风中摇曳,但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失落感和渴望。

他心爱的妻子早逝后,这种渴望更加明显。然而,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渴望和对命运的屈从,也是对物质世界的秀美——距离我们最近失去的伊甸园的幻象所给予我们的安慰的认同。

而康斯特布尔又是背离传统的,“康斯特布尔的英格兰”今天对于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他的作品给他那个时代的人留下怎样的印象。他的作品已经确立了我们心目中一个英国风景的样式,但他同时代的人却习惯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后者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以正确的方式创造一种悠远、和谐的情调。例如康斯特布尔自然主义的碧绿草地就完全违背了这一模式,那时的管理是把前景画成温暖的棕黄色,远处则是淡蓝色的天空。不仅如此,康斯特布尔选取描绘的那些“散漫”的、“不美丽”的风景都和已为人接受的标准构图和“适于表现”的主题相悖。[4]

他的作品建立在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上,并率先使用了新型的外光画法。他认为自然界处处充满道德和灵性,晨露、阳光、树木、阴影、溪流比比皆是。

他怎么想到清新的露珠呢?看看下面这些细致的做法你就会一目了然。他将几种不同的绿色并置在一起(显示出微小的色彩变化),并借助些微的红色(补充色)加以突出主色,所以整个色彩运用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同时他还通过云彩的分层制造出远景渐行渐远的模糊感,有时他把人物隐藏在风景之中。

在这幅画中,他的观察细致入微,高空中的云卷云舒时东英格兰地区的特征之一。他并没有把云彩仅仅作为背景,而是对其精心处理,使其与作品中的其他景色浑然一体。地面上的光与影与天空中的云彩分布一致。[5]

康斯特布尔除了真实性外别无所求。1802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一个有画家天赋的人有足够的天地,而当前最大的毛病是胆大妄为,企图做出超越真实的东西。”那些时髦的风景画家已经创造了许多省事的诀窍,任何一个业余爱好者都能使那些诀窍构成一幅生动悦人的画。前景中的一棵动人的树,跟由画面中央展开的远景可以形成惊人的对比。配色法已经井井有条地制定出来。前景中应该涂暖色,最好用棕色和金黄色调,背景应该褪为淡蓝色彩。有画云彩的配方,还有描摹布满瘤节的橡树皮的特殊诀窍。康斯特布尔鄙视这一切定型作品。据说一位朋友抱怨他没有把前景涂上必不可少的有如古老的小提琴那样柔和的棕色,康斯特布尔当即拿了一把小提起放在他面前的草地上,让那位朋友看看我们眼睛看到的鲜绿色和程式要求的暖色调之间的差异。但是康斯特布尔绝对无意于用大胆的创新来骇人听闻,他仅仅想忠实于自己的视觉而已。

对于《干草车》这幅画,我们要沉浸在画中,注视着背景中草地上的一块块有阳光的地方,观看飘浮着的云彩;我们要跟随着河水的路线,做画得那样克制而简朴的磨坊附近打量一下,去欣赏艺术家的纯真至诚,他不肯加深自然给人的印象,他毫不做作,毫不虚饰。[6]

Barron’s AP Art History总结此画的要点:

  1. 用颤动、闪光的画法细心描绘大气的效果。
  2. 以描绘英国乡村来反抗对之造成严重破坏的工业革命。
  3. 强调自然的统一性,人的行动参与却不破坏。
  4. 云朵满天,有种瞬间感。
  5. 一座乡村农舍在树中建起。
  6. 小舟轻易划过河水。
  7. 水面有点状闪光。
  8. 所有人和所有物与自然和谐,一种理想的状态。 [2]
  1. The Hay Wai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 《<艺术的故事>笺注》 p 153
  3. 欧洲绘画史》 p 227-228
  4.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68
  5. 艺术·目击者文化指南》 p 277
  6. 艺术的故事》 p 495-496
  7. Studies for ‘The Hay Wain’, by John Constable, 1821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梅杜莎之筏·热里科

The Raft of the Medusa, Theodore Gericault, 1818-1819, Oil on canvas, 491 x 716 cm, Louvre, Paris

梅杜莎之筏,泰奥多·热里科,1818-1819年,布面油画,491 x 716厘米,卢浮宫,巴黎

1816年,法国军舰“梅杜莎号”在前往西非的途中沉没。幸存者乘坐木筏逃生。船长和高级军官们坐着救生艇逃离,把这只临时扎成的木筏留给150名乘客和船员。他们在大西洋漂流了13天,除15人外全部丧生。在这条筏子上,维生资源异常匮乏,生的机会异常渺茫,于是,为了生存,人们互相残杀,乃至相食等一幕幕人间惨剧,在这艘灾难之筏上一再上演。

这就是本画的背景。

《梅杜莎之筏》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代表作,画家热里科虽然32岁即英年早逝。但这幅画的影响却可以在欧仁·德拉克洛瓦、J·W·特纳、古斯塔夫·库尔贝和莫奈的作品中看到。

这幅画的体量很大,宽7.16米,高4.91米,画中几乎所有人物皆为真人大小。前景中的人几乎有真人两倍大。观者站在画前,仿佛身临惨境。

这是一幅采取双金字塔构图的画。观者首先会被吸引到画面中间,接下来,幸存者的躯体以其竭尽全力的姿态,将我们吸引到画面右侧。艺术史学者告诉我们:“一条水平方向的对角线,将我们从左下侧的死者带到右上角的生者,也是整幅画的顶点。”画中还有两条对角线,用以强化戏剧张力。一条由桅杆和其上的绳索构成,将观者视线引向扑过来的海浪,这海浪几乎要将整个筏子吞没了。向上伸展的人物构成了第二条,引向Argus号的轮廓,那艘救起这灾难之筏上幸存者的船只。

尸体的惨白色调、幸存者衣衫的黯淡色调、海与云的绿、黑、灰、棕,这是画面中的主色。画面整体偏黑,气氛阴郁,棕色为主,热里科认为这颜色可以突显悲剧和痛苦效果。作品的光影明暗对比被认为是“卡拉瓦乔式的”。为了不影响筏子和人物的调子,海的颜色有意用深绿替代了深蓝。拯救船所在的远方区域,有亮光闪现,为整个昏暗的场景带来光明。

画面前景中的老人,也许引用了但丁《神曲》中的角色——乌戈里诺(Ugolino),作为人相食的象征。这也是这条灾难之筏最令人情绪难平的惨剧。筏子上其他人都对看到Agus号兴奋不已,只有这个老人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只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不肯放松。也许是丧子之痛使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也许是他看到的人伦惨剧让他对“人”这种动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画中将一个黑人放在最高点,这在当时是充满争议的,热里科自己对废奴主义充满同情。

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新古典主义中描绘古典英雄人物形象的方式,绘制了一起灾难之中的平民受难者,看看他们的肌肉、五官,仿佛他们是从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之中走下来,却不小心踏上了这条充满险恶的筏子。而这,就更让观者感到震动。以往观看古典绘画那种心平气和、圣洁清明的心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力量的慨叹和命运无常的惊恐。当然,还有对当权者恣意妄为的不满,因为“梅杜莎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故,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并未经过深入调查,就随意任命了一位经验不足的军官担任船长。

热里科绘制这幅画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为了更逼真地表现尸体,他多次去停尸房素描,甚至自己购买死尸和损坏的头颅到自己的工作室,研究它们腐败时的样子。即使发着高烧,他还是多次前往海岸,以见证暴风雨冲击岸边时的样子。

热里科使用了很多自己的朋友作为模特。德拉克洛瓦,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其中之一,在画面中,他是这个面部冲下,手臂伸出的人。他曾写到:“在他还没画完的时候,热里科就让我看了他的这幅画。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当我从他工作室出来之后,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一路狂奔,直到回到我的房间才停下来。” [1]

热里科似乎逼迫我们从感官上接受人类苦难和死亡的现实。这是一种在最可怕的境况之下的死亡——极度痛苦,受尽折磨,漫长的垂死挣扎,绝无高贵或隐蔽可言。这幅画的戏剧性以对肉体痛苦的细节刻画来表现,热里科似乎是在有意避免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场面中使用过于明亮、细碎的色彩,看画的人在画上找不到可以逃脱粗笨的三角形木筏冲击力的空间,它仿佛是一根猛击向我们腹部的木棒。[2]

而热里科自己生命的终结,同样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过程:他当时由于骑马事故受伤,同时受到结核病的折磨,许久,才离开人世。无意之中,这幅画也成为他人生的诠释。

这幅画和它表现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三体》的第二部,那逃往宇宙深处的战舰,不就是这梅杜莎之筏么?黑暗森林、猜疑链,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1. The Raft of the Medusa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