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比克,圣保罗医院的接待员 by 凡·高

Trabuc, Attendant at Saint-Paul’s Hospital, Vincent van Gogh(Netherlands), 1889, Post-Impressionism, Oil on Canvas, 61 x 46 cm, Kunstmuseum, Solothum, Swithzerland

特拉比克,圣保罗医院的接待员,凡·高(荷兰),1889年,后印象派,布面油画,61×46厘米,索洛图恩美术馆,瑞士

在他相对不长的绘画生涯中,凡·高(1853-1890)创作了很多肖像画。这些肖像画全部具有强有力的色彩和构图,令人望之而生强烈的存在感。

1889年,凡·高是圣雷米市(Saint Remy)圣保罗医院的病人,他当时为接待员特拉比克和他的妻子绘制了肖像。这个男人令画家十分着迷。“一张很有趣的脸”,凡·高在给自己弟弟提奥的信中这样写。画作中的颜料使用粗犷而写实,铺陈的方式表现在接待员脸上交叉纵横的线条上,体现出他的感情,甚至他遭受的苦难。但是也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这在凡·高很多出色的肖像画中都有体现,其标志就是紧系的领结和紧扣着外套的黄色纽扣。

凡·高十分喜欢这幅肖像,此后他又画了一幅,并送给了他的弟弟,现在人们知道的是这个版本。原作被画家送给了模特,从那之后就消失了。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30,000 Years of Art》,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一天一件艺术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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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人肖像·彼得鲁斯·克里斯蒂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Petrus Christus, c. 1470, Oil on Oak, 29 x 22.5 cm, Gemäldegalerie, Berlin

年轻女人肖像,彼得鲁斯·克里斯蒂,约1470年,橡木板油画,29 x 22.5厘米,历代大师画廊,柏林

克里斯蒂是一位对情感世界有着神秘感悟力的佛兰德斯画家。与他早期的那幅《爱德华·格里姆斯通》肖像画相比,这幅肖像手法更加纯熟。

女子的服饰和珠宝优雅高贵,据推断是英格兰塔尔伯特家族的成员。画作的构图,让观者把焦点紧紧放在她的头和表情的细节上,仿佛检视了画家、模特、观者、资助人之间的关系。画中女子不再是被动的被画者,而是直视观者,从她的嘴唇可以看出:她的表情颇有些不忿,真可以说是500多年前的“不爽姐”了。她这种表情让很多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感到紧张,曾有人将她形容为“一颗打磨光亮的珍珠,发着乳白色光芒,放在黑色天鹅绒垫子之上”。

这幅画是康平和凡·德尔·韦登肖像画风格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影响深远,画中女子的表情对此起到很大作用,她的眼睛也没有对称,这倒是与《爱德华·格里姆斯通》类似。

同时,这幅画也标志着克里斯蒂和尼德兰地区肖像画风格的双重转变:模特的背景不再是单调乏味的平面,而是变成了三维立体的、真实的现实世界。

大使·小霍尔拜因

The Ambassadors,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533, Oil on Oak, 209.5 x 207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大使,小霍尔拜因,1533年,木板油画,209.5 x 207厘米,国立美术馆,伦敦

我们从霍尔拜因为有钱有势的成年人画的肖像中,可以看到他绘画技巧的极致。

这幅画是作为纪念品为两位博学多才的年轻权贵绘制的。左边的让·德·丹特维尔是1533年驻英格兰的法国大使。霍尔拜因画这幅画像时他年仅29岁。右边站着的是乔治·德·塞尔夫,一位杰出的学着,年仅25岁,刚刚就任主教。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不是外交官,此后不久成为法国驻西班牙管辖下的威尼斯的大使。

这幅画符合当时描绘学者的传统——有书籍、仪器、文具为伴。两个法国人中间有一张桌子,分上下两层。

上面一层放的仪器代表对天空的研究,下面一层表示在地球上的探索。上层左边放着一个天球仪(天体图),它四周的框架可以计算天文距离。天球仪旁边是一个精巧的黄铜日晷。旁边是象限仪——航海用的仪器,用它测定某几颗星星的位置,可以计算出航行中的船的位置。右面是一个多面体的日晷仪,以及另外一个天文学仪器,它可以和象限仪仪器测量天体的位置。

这幅画的左上角,在几乎注意不到的地方,有一个银色的基督受难形象,提醒人们:即使科学高度发达,也不该忘记救赎人类的目标。

桌子下面一层,左边放着一本书,据考证:那是一本当时供商人学习的算术书。后面是一个地球仪,象征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书中间夹着一把直尺,也许代表绘制地图的技巧。诗琴是那时候宫廷里的主要乐器,放着这里意在表现对音乐的爱好。有一根琴弦断了,象征突然降临的死亡。诗琴下面、圆规旁边放着一本路德教派的赞美诗。放在旁边的长笛,是各个阶层人们都喜欢的乐器。

霍尔拜因在这幅表现一对年轻人的精美画作的前景处斜贯了一个提醒人们人终有一死的东西。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经过巧妙变形、用所谓“投影法”画上去的人的头盖骨。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161

年幼的爱德华六世·小霍尔拜因

Portrait of Prince Edward, later King Edward VI of England,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c 1538, Oil and Tempera on oak, 56.8 x 44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年幼的爱德华六世,小霍尔拜因,约1538年,木板、蛋彩和油彩,56.8 x 44 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遍布欧洲,许多新教教徒反对教堂里的圣徒的绘画和雕像,认为它们是天主教的偶像崇拜的一个明证。这样,新教地区的画家就失去了画祭坛画这宗最大的经济来源,北方艺术家很快就面临着绘画到底是否能够而且应该继续下去的问题。当小霍尔拜因正走向德语国家的第一流大师之位时,宗教改革运动的动荡把他成功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1526年,他前往英国,最后永久定居在那里,而且被亨利八世授予宫廷画家的职位。

英国人对肖像画的偏爱在霍尔拜因陛下获得了满意的答复。他细腻、机敏、独具慧眼,能极其准确地捕捉人物外形,同时使人物的精神在画中得到升华。

这幅画中的小爱德华,在他威严的父王眼里就像一只可爱的苹果。

而霍尔拜因把他画得真有点像苹果:圆乎乎、胖墩墩,小脸红润,十分健康。爱德华15岁那年不幸夭折。我们很难设想他曾这样可爱,充满活力。可是霍尔拜因让我们相信:他那时既健康,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严。

这是一个从小就有帝王气派的孩子。对于亨利来说,爱德华非常重要,为了得到这个儿子,殚精竭虑贯穿了他的婚姻史,整个欧洲都留下他求子心切的故事。霍尔拜因注重表现人性,描绘人物的面部特征。照此判断,他的儿童画像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儿童毕竟没有充分完成自己人格的塑造:他或她拥有的,是一种发展潜力。这张脸既表现了爱德华作为一个孩子的模棱两可,又与他是统治者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相统一——这个孩子是未来的国王,皇太子,爱德华六世。

画面下方的文字写的是:

孩子,效仿汝父,继承他之美德;世上无更高之王。天堂和人间亦难能造一子,其荣耀可超越汝父。汝应完成汝父同等之事业,让世人无法质疑。汝应超越汝父,如汝已完成的,未来亦无人可超越汝。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159

伊丽莎白· 西姆布莱毕小姐和她的姐姐·凡·代克

Lady Elizabeth Thimbelby and her Sister, Anthony van Dyck, c. 1637, Oil on Canvas, 132.1 x 149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伊丽莎白· 西姆布莱毕小姐和她的姐姐,凡·代克,约1637年,布面油画,132.1 x 149厘米,国家美术馆,伦敦

英国传统的肖像画十分正式,凡·代克担任皇家画师后,将风格转变为十分放松和优雅的方式。在他的手中,肖像画变得鲜活,色调生动,而且十分符合宫廷的品味。这也影响了后世许多艺术家,不仅限于英伦三岛,更传播到整个欧洲。

凡·代克十分善于绘制双人肖像画,此画就是出色典范。

画中坐着从丘比特手中接过玫瑰的,是伊丽莎白·西姆布莱毕的姐姐,她即将成婚,妹妹站在一旁。

姐妹两个人的姿势放松而高贵,丘比特让这两姐妹变得又生气。他的红色衣服闪闪发光,与姐妹两个人身上闪亮的丝绸衣服形成对比。两姐妹的穿着打扮十分时尚,珍珠、头发、紧身上衣都是最流行的。不过她们的服饰还是有种怀旧的情调,带来古典气息。姐姐并没有戴当时流行的蕾丝领,而是让自己的这件裙装没有受到过多束缚。因此,人们都说凡·代克让这两姐妹的盛装拥有了“永远的浪漫情调”。

  1. 《1001 Painting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 p238

埃莱娜·格里马尔迪侯爵夫人·凡·代克

Marchesa Elena Grimaldi Cattaneo, Anthony van Dyck, 1623, Oil on Canvas, 242.9 x 138.5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埃莱娜·格里马尔迪侯爵夫人,安东尼·凡·代克,1623年,布面油画,242.9 x 138.5 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在这幅肖像画中,凡·代克高超地调用了各种技法,描绘了格里马尔迪家族的侯爵夫人。她显得孤高自傲,似乎可以流芳百世。

侯爵夫人从一个由柯林斯柱构成的柱廊中走出,踏进一片由石栏杆围成的花园,下方远处是茂密的森林,天空中布满厚厚的云彩,一切场景都已经设置完成,等待迎接这位侯爵夫人。

画的视角偏低,仆人的身体姿态和遮阳伞的把手构成一条斜对角线,栏杆阶梯构成另一条对角线,有意设置的这两条对角线把赏画者的视线印象引到侯爵夫人孤傲的脸上。仆人所打的红色遮阳伞,在夫人的头上类似辐射的光线,为侯爵夫人的高贵更添光彩。

这位侯爵夫人属于热那亚的贵族家族,凡·代克为这个家族绘制的肖像画,被后世认为是西方肖像画艺术的巅峰之作之一,同时也是他个人的辉煌时期。

凡·代克在他的肖像画里压抑了鲁本斯式的世俗性与动物般的生命力,着力表现人物的典雅和他们的心理活动。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191
  2. Marchesa Elena Grimaldi Cattaneo, NGA

英王一世行猎图·凡·代克

Charles I at the Hunting, Anthony van Dyck, c. 1635, Oil on Canvas, 266 x 207 cm, Louvre, Paris

英王一世行猎图,安东尼·凡·代克,约1635年,布面油画,266 x 207 厘米,卢浮宫,巴黎

凡·代克是鲁本斯最著名的学生和助手,他比鲁本斯小22岁,与普桑克劳德·洛兰是同一代人。他很快地就学会了鲁本斯表现事物的质地和外表的全部绝技,不管是丝绸还是人体肌肤,但他跟师傅在气质和心情方面完全不同。凡·代克似乎身体不是很好,他的画经常流露无精打采和略带忧郁的心情。也许就是这种特点引起热那亚的苦行贵族和查理一世随从中的王党成员的共鸣。

1632年,他当上了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家,名字也英国化了,叫安东尼·凡代克爵士(Sir Anthony Vandyke)。我们应该感谢他给那个上流社会作了艺术家的记录,记录下无所忌惮的贵族姿态和追求宫廷优雅风度的时尚。

这幅画是查理一世出征打猎时刚刚下马的肖像,表现这位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君主渴望永垂青史的形象:一个无比优雅、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和受过高等教养的人物,是艺术的赞助人,是神授王权的维护者,是一个无需用外部服饰来标志权力以提高他的天然尊贵的人。

高大的树、高贵的王位、高尚的君主,凡·代克将这三者融为一幅令人难忘的画像。

一位画家能够这样完美地在肖像画中画出这些特点,无疑要受到社会的急切追求。事实上,凡·代克接到许许多多请求画肖像的委托,像他师傅鲁本斯一样,已经独力难支。他也有许多助手,助手们按照放在化装假人上的服装画好被画者的服饰,甚至头部也不总是完全由他动笔。那些肖像画中有一些近乎后世美化的时装假人,令人不舒服。无疑凡·代克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对肖像画害处很大。但是这一切无损他的最佳肖像画的伟大之处。我们不能忘记他比其他人更有力地把理想中的贵族血统的高贵和绅士派头的潇洒形象化,这丰富了我们心目中的人物形象,这种贡献丝毫不逊于鲁本斯画的生气洋溢的强健有力的形象。

  1.  《艺术的故事》 p 405

自画像·伦勃朗

Self Portrait, Rembrandt, 1659, Oil on Canvas, 84.5 x 66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自画像,伦勃朗,1659年,布面油画,84.5 x 66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这是伦勃朗辞世前十年创作的自画像,那时的伦勃朗由于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拒绝向客户妥协,最终导致债台高筑,被迫破产,出售大宅。

画中老人的面庞洗尽铅华,他真诚地注视着自己——而不是我们。这个人的头发仍然蓬着,像他年轻时一样,不服帖,不妥协。他的眼神坚定、深沉,面部肌肉虽然有点下堕,但有斧凿的痕迹。岁月,就是这样,以苦难为刻刀,雕琢了他的面孔和人生。

他以超然的客观态度评判着自己,他绝对忠实地在镜子里观察自己。正是由于这种忠实性,我们很快就不再问它漂亮不漂亮、可爱不可爱了。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的面貌。它丝毫没有故作姿态的痕迹,没有虚夸的痕迹,只有一位画家的尖锐凝视的目光,他在仔细地观察自己的面貌,时时刻刻都准备看出人类面貌的更多奥秘。

这是对个人缺陷的最动人的剖析,是从个人失败中成就的伟大的艺术。

让伦勃朗着迷的,从不是人物的外表——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别人画像,他总是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冲动最终使他失去了已经取得的优越地位和同代人的尊敬。然而在伦勃朗的绘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表并不是对立的。正是以颜料为媒介、通过魔术般的形体塑造,伦勃朗向我们揭示了被画人的禀性、埋藏在心底的生活态度,甚至一闪而过的心绪。

在伦勃朗的伟大肖像画中,我们觉得是跟现实的人物面对面,我们感觉出他们的热情,他们需要的同情,还有他们的孤独和他们的苦难。我们在伦勃朗自画像中已经非常熟悉的、那双敏锐而坚定的眼睛,想必能洞察人物的内心。

  1. 《艺术的故事》 p 420-423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00, 202

 

自画像·伦勃朗

Self Portraite, Rembrandt, 1642, Oil on board, 70 x 58 cm, Windsor Castle, Royal Collection, London

自画像,伦勃朗,1642年,木板油画,70 x 58厘米,温莎城堡,英国皇室收藏,伦敦

1642年,伦勃朗早已在阿姆斯特丹站稳根基,此时的他处于世人评价的巅峰时期,声誉如日中天,接到诸多重大邀约。他最重要的一副大型群体肖像《夜巡》(Nightwatching),就是这年创作的 。

这一年,他36岁。

画中的他,不动声色、若有所思地凝望着我们,充满自信和成功感。

光直接打在他的脸上,皮肤红润。软绒帽、红色华服、珍珠配饰、袖口金边,一看就知道画中人过着丰润富足的生活。

这种四分之三胸像的构图,与提香和拉斐尔的两幅肖像画中颇具尊严的姿势类似,伦勃朗对那两幅作品都有研究。

然而,巅峰就意味着后面要走下坡路,画中人恐怕不知道期待着他的会是什么。从1642年开始,伦勃朗的人生不再一帆风顺,考验一个又一个向他袭来。这一年,他的妻子因病离世;同时,《夜巡》这幅画因为过于前卫,得不到委托人们的理解和欣赏,请他作画的人开始变少。生活,开始显现出艰难的前兆。

威廉·科伊曼斯肖像·哈尔斯

Portrait of Willem Coymans, Frans Hals, 1645, Oil on Canvas, 77 x 63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威廉·科伊曼斯肖像,弗兰斯·哈尔斯,1645年,布面油画,77 x 63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色点随意挥洒,袖褶草草勾就,人物凹陷的眼窝、黑色的眼圈,微微流露出纵欲无度的神色。主人公这种敢作敢为、浪荡公子式的风采,会赢得任何一位年轻人暗地里的好感,因为青春本应肆意而为,因为Life is a long time dead。

哈尔斯的肖像画给观者的印象是:画家在一个特殊的瞬间“捕捉到”他所画的人,并且把他永远固定在画布上。这些绘画作品当时在公众心目中大胆而突破常规。

哈尔斯运用色彩和画笔的方式说明他是迅速地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印象,尤其善于描绘人物的笑貌。在他之前的肖像画,虽然栩栩如生、忠实于自然,观者可以感到画家已经细心布置过被画者的姿势,以便表达出贵族教养的高贵。被画像者必定静坐了许许多多次了,画家则细而又细地精心记录细节。而哈尔斯决不让他的模特儿感到厌倦或疲惫不堪。我们似乎亲眼看到他迅速、灵巧地运笔挥洒,用几笔深色或浅色就展示出蓬松的头发或弄皱的衣袖。我们好像是被处于一种特殊动作和心情之中的被画者偶然瞥了一眼。

乍一看好像是听其自然的方法,实际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哈尔斯的肖像画虽然不具备以前肖像画经常具备的对称性,可是它并没有失去平衡。像巴洛克时期其他艺术家一样,哈尔斯懂得怎样给人平衡的印象,却不显出遵循什么规则的痕迹。

哈尔斯以近乎鲁莽的随意描绘眼前的景物。他跃上了绘画技术的高空悬索,不但没有跌倒,反而以他无可质疑的能力使我们震惊。一位美国将军曾说:他“以最谦逊的手法获得了最伟大的成功”。

不过,如果去看他大量的肖像画,我们会发现这些画中人物的动作极其类似,都是坐在一个椅子上,拧身过来,手扶椅背。

哈尔斯吸引我们的,大都是因其举重若轻的轻松格调。但是到他贫困交加的晚年,风格却走向凝重,色彩逐渐由比较外在的装饰效果转向沉着的棕黑色和白色的运用,并因其跨入经典的行列。

  1. 艺术的故事》 p 417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11
  3. WebMuseum: Hals, Frans
  4. FransHals Muse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