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葬礼上的“狗仔队”,让这套国宝青铜器流落他乡

1909年11月15日,这一天,全世界的新闻界兴奋而又焦虑。去年同日去世的慈禧,她的灵柩要在这一天移入东陵,称为“奉安大典”。哪一家媒体能拍到此次典礼的照片,并独家发布,必然是当年最大的新闻。 但清政府为了皇室的威风,戒备森严,严加防范。媒体想达到目的,难上加难。

负责整个移陵相关事宜的,是直隶总督托忒克·端方,他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直隶总督,卫戍京畿,是清朝九大总督中最重要的一个。端方的前任,包括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丰富的经验,加上重要的官职,端方担任此次大典的“项目经理”,不遑多让。

端方是清末四大能臣之一,时人郑孝胥臧否,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除了前述两个理由之外,端方还颇受慈禧看重,深得老太太信任。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陕西,端方当时代理陕西巡抚,接驾有功。1905年,慈禧又名端方和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临行前,慈禧特意召见端方,特地询问:“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

这么多渊源在,为老太后办身后移陵大事,端方自然尽心竭力。然而,他却不知道,这将是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满清的颓势,比他个人的努力要强得多。

端方并不晓得,自己的几个随从护卫中,已经安插进了天津福生照相馆的创办人尹绍耕,他的弟弟尹沧田,还有福升照相馆的另外两位摄影师。他们知道此次事件的新闻价值,又看到国内的报刊并没有摄影采访能力,于是买通了端方的一个仆役,混入典礼队伍中。一开始,他们还小心翼翼,悄悄拍了不少镜头,发现无人注意,就越来越大胆了。但当时的照相机体积庞大,要想拍摄比较暗的镜头,就得用镁光灯泡打闪光,既有响动,又会冒烟,终于惊动了官员,最后被全部逮捕收监,接受审讯。史称“东陵照相案”。

会审之后,端方也被牵连出来。本来负责的摄政王载沣不愿大动干戈。可是慈禧的红人儿、一度权倾朝野的太监小德张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与端方素有龃龉,想要置后者于死地,而隆裕太后力主严惩。结果,死罪可免,活罪难饶,11月23日,军机处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对端方予以革职处分。

慈禧太后移陵这么大的事,直隶总督这么大的官,都不能阻止自己的仆役被照相馆收买,满清政权看来是大厦将倾,无人能救。而这必然是身为体制内改革派的端方难以接受的。而倘若端方可以在直隶总督任上多做几年,当时中国形势如何发展,恐怕也不好说。

端方向来被誉为开明人士,而且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就任湖北巡抚时,办起六十余所新式学堂,派出大批留学生,连同其子也赴美国留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可跟现在的高官派子留学不同。)1905年,端方就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建起小学堂八十余所。调任江苏巡抚时,革除了各州县送红包给新巡抚的陋例,并将相关款项选派两名学生留学。此外,他还兴办师范学院,并派出了二十多名幼女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的创办人。

五大臣出洋,端方所去为欧美路线。回国后,编成《欧美政治要义》,并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促清廷制定宪法。

出洋考察中,端方见国外城市都有公共藏书图书馆。回国之后,他也奏请设立。江南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这些我国最早的官办公共图书馆之创办,他出力甚多。更有记载:端方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首先引用西方电影放映机,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法国人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

端方的这些举措,虽然没有挽救清廷,却可以说为挽救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出力甚多。

对中华文明和文化的热爱,也体现在端方的收藏上。他是金石学家,自己收藏的青铜器、玺印、碑刻拓本极为丰富。他甚至还是收藏西方文物的近代中国第一人:出洋考察中,他收集了古埃及的文物。

今天介绍的这套青铜器,出现在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史时间线项目中,就是他就任陕西巡抚期间所收。那么为什么会进到这间美国大博物馆的藏品目录中呢?

1911年,端方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九月,率湖北新军入川处理四川“保路运动”。十一月二十七日,新军哗变,端方和其弟端锦被杀。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日,端氏兄弟头颅被放在装洋油的铁盒里,运抵武昌。鄂军都督黎元洪下令将两颗头颅游街示众,武汉万人空巷围观。

清廷第一开明人士,落得如此下场。

如果他能保得性命,即便不能挽救大清,哪怕是去天津做个寓公,恐怕我们就不需要去美国才能看到今天这套国宝级青铜器了。

这一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写下诗句:“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悼念端方。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不得不变卖端方的藏品谋生。1924年,家族决定卖出今天要介绍的这套青铜器。

该整套青铜器,出土于陕西宝鸡代家湾,一共十三件器皿,还带有一只夔纹禁,也就是那个“铜桌”,禁长87.6厘米,宽46厘米,高18.7厘米。像这样的青铜禁,据说全世界只有三件,一件在天津博物馆,2014年陕西宝鸡又出土一件,与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非常相似。

更难得的是,一般来说,青铜器都是零散出土被发现,后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而这套出土时有些是叠放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藉此了解它们如何搭配、如何组合。禁上甚至遗留有置放二卣(yǒu)一尊的痕迹。

专业一点的说明,看下面对该套器物的介绍,来自百度百科:

这套青铜器一套共13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禁身为一长方形台座,两侧有上下各四共八个长方形孔,两端有上下各二共四个长方形孔,其间隔梁和边框饰瘦长型尖角龙纹。台面平整,遗留有置放二卣(yǒu)一尊的痕迹。两侧的卣形制相近,通体两侧均有较宽的扉棱,其中盖两侧呈耸角状,主体纹饰为凤纹和直条纹,带方座的通高47厘米,无方座的高四十六点四厘米。居中的尊,侈口,直腹,圈足,四面有扉棱,主体纹饰为兽面纹,高三十四点八厘米。这三件较大的酒器,都铸铭文“鼎”字。又有一勺,据云出土时在卣中。另有斝(jiǎ)、盉(hé)、觚(gū)、爵、角各一件,觯(zhì)四件和匕六件,均为宝鸡附近出土,有的可能与禁同出,但情况与二卣一尊及勺有所不同。

上图中几案形状的器物叫禁,中空无底,上放各种酒器。禁上两个带提梁的青铜器称作卣,用以盛酒。两卣中间较大的一件青铜器是尊,盛酒用。

尊左右两个小瓶状的青铜器为觯,饮酒用。禁下的三足青铜器是爵,饮酒用。最左面似爵的青铜器为角,饮酒器。

角右为一盉,有鋬有流,盛水以调酒。

禁右边较大的一件酒器称斝,温酒用。

斝旁束腰喇叭口的酒器称觚,用以饮酒。

端方素与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相熟。福开森是个中国通,现在上海的武康路,旧称福开森路,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2015年,国内出版了福开森所著的《中国艺术演讲录》,是本很好的中国艺术入门读物。

1924年,福开森受聘大都会博物馆做收购代理。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青铜器并不了解,而福开森竟然说服博物馆的董事会,拿出一整年的收藏基金,以20万两白银,拿下了这套国宝级青铜器。

关于福开森的故事,艺术君改天再讲。

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去大都会博物馆,不妨去看看这套青铜器,想想端方的故事,想想历史学家张鸣对端方的评价——他是:

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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