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幅画：

这里风景如画，用来拍婚纱照再适合不过了，本来应该是坐着白衣新娘的石凳上，却坐着一个纳粹。

这是神秘的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作品，名叫《平庸之恶的平庸之处》（The Banality Of The Banality Of Evil）。风景画是他从二手商店中买来的，石凳上的纳粹，是班克斯的手笔。

所谓“平庸之恶”，出自二战后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说一个罪恶的体制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肆虐，源于普通人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平庸之恶”。

最近一直在跟踪美国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针对七国难民的旅行禁令发出之后，看到很多普通美国人冲到机场，举着各式各样自制的牌子，欢迎怀着美国梦、来到这片“自由之地”的难民。让人感动的不仅是他们，还有代理司法部长Sally Yates，这位勇敢的女性告诉司法部的律师们，不得为旅行禁令这样的恶法辩护。她的命令刚发出不到两个小时，上头就把她解职了。那套真人秀里面的把戏，被那个黄毛小丑玩到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写字楼和办公室——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之中。在这里，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签下《民权法案》，大大促进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如今，历史的火车头似乎要准备开倒车了。至于到底能开多远，艺术君觉得，有上面那样的普通人和Yates们，加上多年来的公民教育和宪法的保护，“平庸之恶”不会在美国大行其道。

那么，普通人在独裁或者极权统治下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自处？艺术君翻译了Open Culture网站的这篇文章：《汉娜·阿伦特：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与大家共勉。

下面这段话，来自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著作开头：

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的问题：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施虐狂，而是他们从前就是，现在也是极其普通，令人恐惧的普通。从我们立法机构和我们的道德判断标准角度来看，这种普通，要比所有暴行的总和加起来还要令人恐惧，因为它背后有种暗示，也是在针对纳粹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们一再提到的：这种新型的罪犯，实际上是“人类之敌”（hostis generis humani），他们犯下的罪行，处于一个大背景中，这个大背景让他几乎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感觉到自己是在作恶。

接下来就是Open Culture 的文章。

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审判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于1963年，书中贡献了二战之后最著名的议题之一：平庸之恶。起初，这个概念引发了评论界的轰动。“排山倒海的争议，集中在阿伦特记录的审判过程、她对于艾希曼的描绘，还有她针对犹太委员会（Jewish Councils）角色的讨论上，”迈克尔·以斯拉（Michael Ezra）在《异见》（Dissent）杂志上写道，“她宣布：艾希曼不是‘怪物’；实际上，她怀疑，艾希曼是个‘小丑’。”

阿伦特责备被迫合作的受害者，这也是评论界最不满的，阿伦特还指出：这些受害者让纳粹军官艾希曼看上去很普通、毫无异常，因此帮他卸下了良心和责任感上极其沉重的道德重负。阿伦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一文中回应了外界指责，该文发表于1964年。文中，她澄清了自己在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指出：如果艾希曼可以代表一个罪恶的、不人道的系统，而不是让人震惊的普通人，他的认罪将会让他成为替罪羊，其他人就借此逃脱。实际上，阿伦特相信：每一个为纳粹统治工作过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都是协同罪犯，都应该得到道德上的指责。

不过，尽快大多数人都应因为严重的道德犯罪受到指责，这些合作者实际上并不是罪犯。相反，他们选择服从一个显而易见的罪恶统治制定的规则。这个差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道德挑战。阿伦特指出：每一个为统治服务的人，都认同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而他们实际上有其他选择，即便这些选择可能是致命的。她引用了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话，写道：“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然后说‘杀了你的朋友，要不我就杀了你’，他是在诱惑你，事实如此。”

虽然这种大背景为杀戮提供了某种“合法的借口”，阿伦特希望定义出“道德的问题”，这是苏格拉底式的原则，她以前以为我们都认可这一点：“受难要好过作恶。”即便作恶是法律规定的，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也不是罪犯或者精神变态，阿伦特认为，他们是遵从规则的人，受到社会特权的保护。“正是受尊敬的社会阶层成员，”她写道，“在纳粹早期阶段，这些人没有受到理智和道德动乱的影响，而他们也是最早屈服的人。他们只是将一种价值观系统换成了另外一种，”而完全没有反思新系统的道德问题。

另一方面，拒绝服从甚至“选择死亡”而不是杀戮的人，并没有“高度发展的知识或道德水平”。但是他们是批判性的思考者，实践苏格拉底所谓的“在我和自我之间的沉默对话”，他们拒绝面对这样的未来：在犯下或允许暴行之后，还必须要跟自己相处。我们必须记得，阿伦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必须要跟自己相处。”

这种拒绝参与的行为，也许是不起眼的个人行为，而且看上去也没什么效果，但是只要人数够多，就会产生影响。“所有政府”，阿伦特引用第4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话，“都是建立在所有人意见认同的基础上。”（All government rest on consent.），而不是卑贱的服从。没有政府和企业员工的意见认同，“领导者将会是孤家寡人。”阿伦特承认：单一政党专政的威权国家，积极反抗也许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当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很多人处于压迫之下的时候，她写道：诚实地“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能赋予我们“一些剩余的力量”去拒绝。

即便只是花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必须想象：如果有足够多人愿意“不负责任地”行动并拒绝支持，即便没有积极抵抗或者反叛，这些任何形式的政府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武器是多么有效。事实上，这正是多种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行动和抵抗之一种，比如公民抗命中就隐藏着巨大的力量。

拒绝参与暴虐体制或是它针对的目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阿伦特知道，此类行为将会带来巨大代价。然而她指出：如果不这么做，代价更高，事态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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