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党 by 西德尼·诺兰

Ned Kelly, Sidney Nolan(Australia), 1946, Surrealism, Enamel on composition board, 98 x 122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凯利党,西德尼·诺兰(澳大利亚),1946年,超现实主义,用珐琅在复合板上作画,98×122厘米,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堪培拉

西德尼·诺兰(1917-1992)是最广为人知和认可的澳大利亚艺术家。他自学成才成为画家,同时也是布景设计师、插画家和诗人。在1942年,他应招参加澳大利亚军队,并部署在维多利亚州西北部。那里有着广大的空间和灌木明亮的色调,因此善生了一系列大胆的风景画作,这些作品也成为澳大利亚风景绘画的先驱,开拓了全新的方向。

诺兰的《凯利党》绘画是他最知名的系列。在他整个艺术生涯中,他反复绘制这个主题。这些看起来很天真幼稚的图像,收到了达达流派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本意是想震动观者。凯利是19世纪爱尔兰和澳大利亚裔的亡命之徒和民间英雄,诺兰常常将他放在标志性的广场中,一身黑衣,穿着自制的盔甲。这幅作品中,黑色的几何剪影凸显于蓝色的阴郁天空和似乎烧焦了的黄色灌木从地之上,暗示对这位反英雄人物的移情作用,还有人类与大地之间的疏离关系。

在1930年代,澳大利亚艺术家的灵感来源开始以欧洲的现代主义为圭臬,特别是德国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诺兰就是当时墨尔本众多此类艺术家的一个,跟随这些新方向。不过到最后,他从未真正归属某个单一的流派,而是自己不断探索不同的气氛和技法,并以之描绘自己的主题:不公、爱、背叛,还有一直在那里的澳洲风景。 更多艺术堂奥,前往 ArtsHo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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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by 亨利·卢梭

The Dream, Henri Rousseau, 1910, Oil on Canvas, 205 x 299 cm,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梦,亨利·卢梭,1910年,布面油画,205×299厘米,MoMA,纽约

作为自学成才的画家,亨利·卢梭(1844-1910)以其对丛林的描绘而闻名。这幅《梦》是他晚期的作品,完美展现了他发展的平面、色彩斑斓、孩童般的风格。尽管他自我神话了自己在墨西哥服兵役的历史,卢梭可能从未离开过法国,他使用旅行手册和孩子们的图画书作为自己丛林主题的来源,这幅画就是如此。

这幅《梦》有种幽默感,同时体现出天真和童趣,但其内在也蕴含着情色和危险迫近的潜流。画面中间是狮子的脸,以漫画的方式描绘出它们的面无表情,同时直视观者,令人不安。花朵和叶子都比女人的头还要大,禽鸟们也十分庞大,令人感到不详。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列东,盛赞卢梭的画作,认为其中将异国情调与司空见惯之物融合在一起,野生动物和热带植物体现了异国情调,而丛林地面上的不和谐的天鹅绒沙发则是日常之物的表现。

卢梭和他标志性的稚拙艺术充满梦幻的幻想场景,启发了无数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和运动,包括超现实主义。最初的嘲笑过后,卢梭最终被年轻的同代人们视为“原始”幻象的象征:1908年,毕加索为表示对他的尊敬,举办了一次盛宴,这也强化了他在年轻一代巴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的形象。他被他们看做一种证明,证明学院派的艺术训练妨碍了绘画对于简明、纯真和想象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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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监狱 by 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

Carceri d’Invenzione,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49, Etching and sulphur tint, 55.3 x 41.9 cm, Various locations

想象的监狱,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1749年,硫化上色蚀刻版画,55.3×41.9厘米,多个地点

作为铜版画家、建筑师、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在罗马制作了14块版画,展现出想象中的监狱场景,对于时人来说,这些场景可能过于超前了。这些室内场景非凡瑰丽,包括迷路的囚徒、刑讯的装置,还有充满幻象、看不清具体建筑形式的空间。

此幅作品是这个“想象的监狱(Carceri d’Invenzione)”系列中的第七块,制作于1749至1750年。构图紧凑,展现出艺术家早年作为舞台场景设计者的职业培训成果。

皮拉内西因其对古代罗马建筑的了解广为人知,他把自己对古典遗迹的知识转化为更为个人化的艺术动力,将这些内部场景变为比喻性质的语言,表达出他对当时的设计方式的不满,制作这些幻象,也是他对当时还很模糊的法国学院派建筑理念的反抗和拒绝。

直到现在,“想象的监狱”系列蚀刻板画仍是18世纪艺术宝库中最惊人的作品之一,很多此后的艺术家,包括戈雅、蒙克,到超现实主义者到英国作家马温·皮克(Mervyn Peake),再到英国现代最卓越的现实主义版画大师弗兰克·勃朗琼(Frank Brangwyn),都受到这个系列作品的灵感启发。它们也影响了日耳曼表现主义电影的布景设置,包括费里尼1972年的《罗马》,以及雷德利·斯科特的1979年的《异形》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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吱吱叫的机器 by 保罗·克利

Twittering Machine(Die Zwitscher-Maschine), Paul Klee, 1922, Watercolor and ink; oil transfer on paper with gouache and ink on border, 63.8 x 48.1 cm,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吱吱叫的机器,保罗·克利,1922年,水彩和墨水、油彩在纸上作画,周边用水粉和墨水,63.9 x 48.1厘米,现代艺术馆,纽约

保罗·克利在这幅作品中融合了生物和机器。几只随意草绘的鸟的线条停在一根或线或树枝的东西上面,右面连着一个手柄。这两个元素,就是自然和工业世界的熔合。每只鸟的喙都张开着,它们的样子仿佛在宣告:迷离、清冷、蓝色的夜,将要让位于光亮、粉红的黎明。这场景令人想起田园风光的一角,但是鸟儿们被捆缚在那枝干上。

靠近观看,会感受到一种隐约可见的威胁,并造成紧张之感。这些由金属线条构成的生物,只是在喙和羽毛轮廓上接近鸟,它们更像是自然的变形。手柄会让人联想:这机器看起来像是音乐盒,那些鸟仿佛诱饵,要把受害者吸引到机器下面的深坑中去。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些鸟发出尖叫,声音如恶魔般刺耳,它们的腿细而紧绷,自己与熔在一起的机器之间尽显张力。

克利的艺术有着出色的技术和富有表现力的颜色,令人想起讽刺漫画、孩子的绘画,以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自动式绘画。在这幅《吱吱叫的机器》中,他将两种对立的情感——幽默与残暴——融为一体,同时集中正式的元素,创造出一幅迷人的作品,其中既有技术性的构图,又有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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