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省思——“硫黄烧的和刀割的伤口,他一点也记不得。”

本来一直在搜索艺术史中出现的侏儒,转来跳去,看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在1869年的《笑面人》中的片段。读完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天又是“三·八妇女节”,艺术君那一百零一岁的姥姥,就是裹小脚的受害者,你见过所谓的“三寸金莲”是什么样吗?我见过……

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没有人裹小脚了,可总有人还在想办法给女同胞们箍上裹脚布,这又臭又长的破布条子换了很多个形象,“女神节”就是其中之一——难道女性就只能成为男性的物化和性幻想的对象吗?或者你再去看看那些老婆打小三的视频,老婆和闺蜜们一边骂个不停,一边努力把“小三”的衣服扒个精光,还要拍下来……借用一句歌词: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当然,受害者不仅是女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不知道自己的伤口在哪里,就像雨果说的:

硫黄烧的和刀割的伤口,他一点也记不得。

下面这段《笑面人》的节选,推荐给大家。

儿童贩子不但能消灭了孩子的面貌,还能消灭孩子的记忆。至少能够消灭他们消灭得掉的一小部分。小孩子不记得自己怎样变成了残废。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术在孩子的脸上留下痕迹,可是在心里却没有留下创伤。他顶多只记得有一天人家抓住他,后来他就睡着了,再后来,他又被人家治好了。治好什么呢?不知道。硫黄烧的和刀割的伤口,他一点也记不得。在动手术的时候,儿童贩子用一种奇妙的药粉使小病人入睡,这种药粉像魔法一样,使人丧失疼痛的感觉。这种药粉在中国很早就发现了,现在还在应用。像印刷、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一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既然到了中国,我们不妨再在那儿多待一会儿。中国自古以来,在用模型塑造活人的艺术上,就有一种独到的匠心。他们把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放在一个形状奇怪的坛子里,上面有一个口,下面没有底,好让头和脚都伸出坛外。坛子白天直放,晚上横放,好让这个孩子睡觉。因此这孩子只长大而不长高,压缩的肌肉和弯曲的骨骼慢慢的塞满坛于鼓出来的地方。这样在坛子里要过好几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无法恢复原状了。等到他们认为坛子已经长满、怪人已经造成了的时候,便把坛子打碎。孩子出来了,看呀,那就是圆坛怪人。

这个方法很简单。不管你愿意要什么样的侏儒,都可以预订。

题图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标志性的“笑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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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看果实一样看你自己

“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署名了。我不是莫德尔松,我也不再是宝拉·贝克了。我就是我自己,我希望更多地成为我自己。我们所有人的挣扎,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1906年,画家宝拉·贝克(Paula Becker)在给好友、诗人里尔克的信中这么说。

六天之后,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只身前往巴黎,继续追寻自己的艺术家之梦,并且画下这幅自画像。

这是艺术史上第一幅女画家自己署名的裸体自画像,宝拉·贝克是艺术史上第一位描绘女性裸体、特别是裸体自画像的女性画家。

画中的宝拉·贝克,栗色头发,从中间整齐地分开。一张标准的鹅蛋脸上,两只大眼睛神采奕奕,日耳曼族裔典型的鼻子,两片薄薄的嘴唇抿在一起。这几乎是波提切利《春》之中花神的脸,但更加沉稳、冷静,这种沉稳与冷静源于自信,就像她跟朋友说的:“我现在开足了马力,在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能看到这一点,知道应该怎么做。”

她带着一串琥珀色的项链,这是她在多幅自画像中的好伙伴,也是她上半身唯一的装饰。

站在绿色点状背景前,宝拉·贝克面带微笑,赤裸上半身。她画笔下自己的乳房,展示出她对人体的精准掌握和透视技法的了解。比起十八世纪做作的古典名画裸女,它们绝不圆润完美,但是真实。右侧的乳房正对着观者,乳头像是第三只眼睛,直视我们,直到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该往哪里看。

她的小腹是隆起的,右手搭在上面,左手捧着下面,像孕妇一样的姿势,可这时她并没有身孕。然而30岁的宝拉·贝克的确在孕育着什么,孕育着一个艺术家眼中的世界、一张又一张摄人心魂的自画像,孕育着一个全新的自己。

在1890年代,宝拉在多所艺术学校注册,后来认识了画家奥托·莫德尔松(Otto Modersohn),1901年与后者结婚,将自己的姓改为“莫德尔松-贝克(Modersohn-Becker)。1899年,她首次前往巴黎,奥托被她丢在身后。 在那里,塞尚、高更和凡高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她,她开始思考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更令卫道士惊悚的是:作为艺术家,宝拉开始质疑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必须要养育后代吗?必须要结婚嫁人吗?1906年到达巴黎之后,她写信给奥托,说不想要他的孩子。

但她是爱孩子的。嫁给奥托时,后者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宝拉一直抚养着她,这个可爱的姑娘也是她众多画作的主题。儿童的天真,再加上自己的天性,让她仍旧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丰满的裸体母亲,正在吃奶的稚嫩婴儿,她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这是她众多作品的主题。

很矛盾,不是吗?人生就是充满矛盾的。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不愿意随波逐浪像大部分人那样,你不愿意每天就是吃吃喝喝上班下班,你知道孩子会占用你绝大部分时间,让你没法完成自己的阅读计划,不能再去思考深入的哲学问题,人生中这几年,一定会在尿布和奶瓶子之间来回奔波。可你还是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什么。

更何况你是一个艺术家,你要表现出你的自我。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在艺术之都巴黎一席席流动的盛宴之上,宝拉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表现方式。

她这样一幅直面自己、直面世人的自画像,让艺术君想起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这两位艺术家都长于自画像,只是剖析自己的方式不同:席勒更像一把手术刀,宝拉则如同一面镜子,但绝不是《白雪公主》中王后的魔镜,也不是如今满大街商店中都在使用的瘦身试衣镜,而是一清如水、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的一面镜子。

这幅自画像及其同时期创作的一大批作品,以其丰富表现力,让人看到一个决心追求自我的新女性,看到她的决心、她的坚持,看到她的独立和温柔的女性特质。

同在1906年的巴黎,宝拉的画甚至有可能启发了毕加索,让他创作出自己玫瑰时期的重要作品《格特鲁德·斯泰因肖像》(Gertrude Stein)。这同样也是一位敢于独立、不落流俗的女性,在当时的巴黎,她是现代文学的首席沙龙女主人。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的开端,作为早期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宝拉·贝克、毕加索和马蒂斯,共同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大门。

现实总是残酷的,和凡·高一样,宝拉的画几乎无人问津。当时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谁会愿意挂一幅身材如此真实的女性裸体自画像?还是油光水滑、看不出笔触的古典裸女更受欢迎,那才能满足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的浪漫化的、甚至是不怀好意的幻想。

社会环境的逼迫、身边朋友的压力,加上她自己对于孩子的喜爱,1907年,宝拉回到了丈夫身边,并且终于怀上了孩子,她自己的孩子。

11月,孩子出生,是一个女孩儿,名叫玛蒂尔德(Mathilde),《这个杀手不太冷》中娜塔莉·波特曼扮演的女孩叫玛蒂尔达(Mathilda)是同一个来源,含义为“战斗中的力量”。

孩子出生后的第十八天,身体衰弱的宝拉终于可以从床上站起来,她梳了梳头,插上别人送来的玫瑰,慢慢走到孩子的摇篮边。宝拉把玛蒂尔德包在怀里,说:“现在就像圣诞节一样美好!”然后,她倒在了地板上,积累多日、让她抱怨“大腿一直在痛”的血栓塞给予她致命一击,只让她来得及说出最后一句话:“多么可惜。”

宝拉去世之后,生平好友里尔克悲恸难忍,酝酿一年之后,1908年10月31日,他用三天之间,完成长诗《献给一位女性友人的安魂曲》,其中有这么几句:

你像看果实一样看你自己,

你将自己从衣服里取出,

将自己拿到镜前,让自己进入镜中,

一直进入你的凝望;巨大地停留在镜前,

不说“是我”,而说“这是”。

宝拉·贝克,Paula Becker,后名Paula Modersohn-Becker,1876.2.8—19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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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3·8:女性肖像壁纸

 

Paul Gauguin – Woman in Front of a Still Life by Cezanne, 1890

Edgar Degas – Woman Drying Hair, 1905-10

Pieter Codde – A Woman holding a Mirror

Nicolaes Berchem – A Peasant playing a Hurdy-Gurdy to a Woman and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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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农少女 by 毕加索

Les Demoiselles d’Aiglon, Pablo Picasso(Spain), 1907, Proto-Cubism, Oil on Canvas, 244 x 235 cm, MoMA, New York

阿维农少女,毕加索(西班牙),1907年,原始立体主义,布面油画,244×235厘米,MoMA,纽约

《阿维农少女》被看作是现代艺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开创了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洗衣船(Bateau-Lavoir)”是巴黎人最传奇的先锋艺术家的工作室,当巴布罗·毕加索(1881-1973)在这里向大家展现这幅画时,他的朋友们都被其中的残酷和革命性的人物形象震惊,这些任务都有锋利的表面和杂乱的形体。画作直到1916年才对公众展出。

当代艺术评论家安德雷·萨尔芒给予这幅作品它现在的名字,暗示了这些女性的职业。阿维农(Avingo, Avignon)是巴塞罗那一条街道的名字,其中有一所声名狼藉的妓院。最初的构图中有男性角色,但最后完成的作品已经不需要解释:五名女性妓女身体扭曲、变形、交错,直接面对观者,其中两名把幕布推在一边,其他人摆出色情的姿势。

在《阿维农少女》之前,毕加索已经探索了如何分析、简化图画的形式。这幅作品中混合了几种方法:人物的外表、她们周围的环境、她们的脸综合了非洲面具、伊比利亚风格化的艺术、以及埃尔·格列柯的影响。这些都标志着毕加索艺术的一个演化、过渡期,他开始转向成熟的立体主义,使用复杂的几何形状。

毕加索身兼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制图员、版画家等多种身份,他大概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了,在20世纪艺术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即使是没有直接受他影响的艺术家,也无法避免其各种各样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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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kudj跳舞面具 by 未知艺术家

Mukudj Dance Mask, Artist Unknown(Gabon), c.1907, Punu Culture, Wood, pigment and kaolin, H: 34.3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Mukudj跳舞面具,未知艺术家(加蓬),约1907年,Punu文化,木头、颜料和高岭土,高:34.3厘米,大都市博物馆,纽约

加蓬的Mukudj面具从20世纪早期开始被人收藏,它们的纤细之美一直受人赞誉。加蓬的男性者会踩着高跷表演复杂的mukudj舞蹈,那时候他们就会带着这些面具,而这些舞蹈也成为Punu文化认同的标志。舞蹈是为了强调社群内的重要场合,而那些异常健壮、灵活的舞者也被认为是吸收了灵性的力量,以完成出色的舞蹈。

这个面具像其他mukudj面具一样,其制作日期介于19世纪到20世纪,人们认为它模仿了社群内某个特别漂亮的女性成员的肖像。Punu对于女性美的理想很明显:宽大圆浑的额头,弧形的眉毛和杏仁状的眼睛,窄窄的脸,小小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头发,头上中间一个突出的发髻,两颊还有风格化的头发曲线;这是当地19世纪的典型造型。白色高岭土涂在表面,代表美丽和灵性,同时与古代神灵世界的洁白构成联系。两眉间的菱形疤痕是感官享受的象征,它分成9份,体现数字9具有的神秘治愈力量。当地人认为:这些神性的力量注入到舞者身上,让他们具有表演高难度舞蹈的技能,同时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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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弗里达 by 弗里达

The Two Fridas, Frida Kahlo(Mexico), 1939, Mexican Renaissance, Oil on Canvas, 173 x 173 cm, Museo de Arte Moderno, Mexico City

两个弗里达,弗里达(墨西哥),1939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布面油画,173×173厘米,现代美术馆,墨西哥城

弗里达·卡罗(1907-1954),作为迭戈·里维拉的妻子,是墨西哥文艺复兴艺术运动的主要人物。她在里维拉身边工作,发展出一套结合了世界现代主义和墨西哥大众文化的独特风格。她的作品有着交杂的本质,引起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的关注,并将她和超现实主义画家放在一起。

弗里达在18岁时遭遇了几乎丧命的车祸,此后的一生中,她承受了无数手术,而且一直伴随着长期的慢性疼痛。她的全部作品以自传性为主,用自画像表达自己感情的复杂,同时反映宗教、性别和身份的重要性。

“两个弗里达”绘制于1939年,当时她和里维拉已经离婚,画中浓缩了她生命中诸多个人情感和文化元素。她坐在暴风雨来临的天空前,两个弗里达,一个穿着欧式长裙,一个穿着墨西哥传统服装,以此表达出她自己身份的混合(mestizaje)和窘况。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墨西哥人,弗里达的血缘本就是混合的(mestizaje),这是一个殖民词汇,意指西班牙人和本土人的孩子。打开的心脏象征她与里维拉的关系。左边的弗里达穿着特华纳(Tehuana)长裙,手里拿着一个里维拉的小肖像,说明这是迭戈爱过的弗里达。右边的弗里达身穿欧式长裙,有一颗破碎的心和断裂的血管,象征她与丈夫的分离。这里表达出的双重性是弗里达构图的特点和明显的风格,混合了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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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体-大城堡 by 让·杜布菲

Corps de Dame – Chateau d’Etoupe, Jean Dubuffet, 1950, Oil on Canvas, 114 x 88 cm,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Oberlin College, Oberlin, Ohio

女体-大城堡,让·杜布菲,1950年,布面油画,114×88厘米,艾伦纪念艺术博物馆,欧柏林大学,欧柏林,俄亥俄州,美国

让·杜布菲(1901-1985)的这幅《女体-大城堡》属于一系列女性裸体作品,用最粗粝的厚涂颜料绘制而成,其中任性肆意的粗陋公然挑战所有传统。这些人物更像是地形地貌,而不是人的形状。相对于她庞大的身躯,女人的头和胸显得很小;她的身体似乎有着坚硬的外壳,与无数细小的笔画和不规则形状一起,表现出画家的创作过程。

生于专制的葡萄酒商人父亲之家,杜布菲持有坚定的反传统、反政府立场,实际上也就是反文化立场,并因此闻名。他反叛空洞的学院规则,以及它们对于理想美的理念,这先为他赢得恶名,最终让他获得认可。杜布菲只是在41岁时才全身心投入绘画,此前,他对于艺术家的曝名感到不安。他坚持:儿童的艺术有一种情感上的天然和真实,让职业画家的东西看起来显得无关紧要。杜布菲创造了“原生艺术(Art Brut,法语)”这个词汇,用来表述超出布尔乔亚艺术形式的艺术表达,不管是孩子,还是像囚犯或是精神病患这样的边缘人士。

因此,杜布菲本人寻求描绘“完美的自由”,鄙视、嘲笑高品位,并召唤最原始的涂鸦艺术,在颜料中掺以最粗糙的材质,比如沙子或石膏。1948年,他与安德烈·布列东创建了《原生艺术团体》杂志,其中奉精神病患的作品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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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滴杀死荷罗孚尼 by 阿特米希娅·真蒂莱斯基

Judith and Holofernes, Artemisia Gentileschi, c.1612-21, Oil on Canvas, 200 x 163 cm, Uffizi Galery, Florenze

犹滴杀死荷罗孚尼,阿特米希娅·真蒂莱斯基,约1612-1621年,布面油画,200×163厘米,乌菲奇美术馆,佛罗伦萨

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几十个早期文明互相征伐不断。其中最凶残的就是亚述(Assyrian)与后来文明和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帝国完全不同,早期的亚述人征战只为财产,大量屠杀战败的俘虏。后来亚述人也保留俘虏作为奴隶,但是待遇极其残忍刻薄。所以如果城邦被亚述人攻克,则意味着大量的抢劫与屠杀。犹滴是一位犹太寡妇,美丽机敏。亚述人侵占了耶路撒冷,男人们都卷缩无能,犹滴暗中决定要杀掉侵略者的将军荷罗孚尼。犹滴利用自己的美色骗取了荷罗孚尼的信任,带着自己最亲信的仆人,进出荷罗孚尼的军营帐篷。在一次荷罗孚尼饮醉酒后,犹滴将其头颅砍下,无人统帅的亚述军队也随之溃败了。吓退了亚述侵略军,拯救了以色列人民。

三个人,六只手,一把剑,一个头颅一腔血。光影的对比强烈,更强烈的,是这暴力场景的血腥,还有三个人动作中的激情。

荷罗孚尼虽为万军主将,但却被美酒和美色魅惑得无法尽力反抗。以正义之名,犹滴和自己的女仆手刃敌酋。

犹滴的故事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美人计”。也是《圣经》中“大卫王杀死巨人歌利亚(Goliath)并割下他的头颅”的翻版或“女英雄版”:一个女孩子站出来:勇敢,果断,睿智,献身,计谋,并且最后获得成功。

阿特米希娅是20世纪以前女美术家中独一无二的一位。传承自己的父亲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她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画家,几乎像她的父亲一样充满激情和感染力。事实上,她的禀性和卡拉瓦乔更接近。作品中强烈的明暗光影对比,同样来自卡拉瓦乔。

《犹滴杀死荷罗浮尼》引起人们兴趣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艺术表现力。这个题材阿特米希娅反复画过许多次,研究者们相信,这一定与画家的个人经历有关。她18岁时被父亲送到当时精通透视的一位老师家学画,然而不幸的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她被老师多次强暴,后来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些画和债务将这件事告上法庭,结果又使得阿特米希娅在法庭上当众受了很多折磨和屈辱,那时她刚刚20岁。整个事件给阿特米希娅的心灵、生活和创作,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一系列的《犹滴杀死荷罗浮尼》也是随后不久开始创作的,它们可能是在通过犹太女英雄的事迹表达作者本人对男性社会的复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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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 by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

Self-portrait, Elisabeth-Louise Vigee-Lebrun, 1790, Oil on Canvas, 100 x 81 cm, Galleria degli Uffize, Fiorence

自画像,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1790年,布面油画,100×81厘米,乌菲奇美术馆,佛罗伦萨

之前曾经推荐过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的《戈洛文女伯爵》,今天来看看这位出色女画家的自画像。

法国大革命时期,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逃离巴黎,流亡到意大利。玛丽·安托万皇后的兄弟大公(the Grand Duke)委托她作画,将自画像奉献给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的大公爵画廊。

这幅画完成于罗马,后来被多次重新绘制,自画像中画家笔下的人物先后是玛丽·安托万、她的女儿,最后的版本中是拉斐尔。

维热-勒布伦是当时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那时很少有女性能被接纳从事该职业。玛丽·安托万是她的好朋友和闺蜜,在她笔下出现超过25次。尽管画家绘制了很多肖像,但她几乎从未绘制过男性人物。正像这幅画一样,她的肖像画充满私密感,而且有着简洁、自然的时尚风格,同时加入新颖别致之感。这幅优雅的肖像让人最后瞥见18世纪女性的风采,坚定果断而又不失女性风情,同时显露出波旁王朝最后几年的魅力。

维热-勒布伦十分仰慕鲁本斯,她选择了更温暖的颜色组合,同时使用薄薄一层透明颜料,这从雅致精妙的蕾丝领边皱褶和色彩鲜艳的腰带上可以看出来。

1790年,这幅画在罗马展出时得到一致称颂,她也因此入选罗马圣路加学院(Accademia di San Luca)。【圣路加学院,1577年成立于罗马,是学院派艺术的发端地之一。取名圣路加,是因为传说中圣路加为圣母玛利亚绘制了第一幅肖像,因此成为画家工会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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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变形——里维拉小姐画像 by 安格尔

Mademoiselle Riviere,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806, Oil on Canvas, 100 x 70 cm, Musee du Louvre, Paris

里维拉小姐画像,安格尔,1806年,布面油画,100 x 70厘米,卢浮宫,巴黎

毫无疑问,她表现得体,但是等待画家完成工作,这开始考验她的耐心。整个过程几乎要到永远,她之前就了解了。即使她开始表现出不安,虽然不太可能,安格尔先生也不会顾及。他已经沉入这小姐画像的和谐和宁静中。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她只有13岁,看上去没那么明显。她的表情表现出一些自我克制,不过这当然是画像需要的礼仪。不能看出任性或是冲动的迹象。这既是社交问题,也是艺术问题:年轻女子的肖像要挂在她父母的画像旁边,那些也是安格尔所画,要作为她所得教育和所受价值观的证明。这幅画会向世人证明一个家庭的品质和财富,以此方式强调出这个家庭的存在。

作品凸显的尊严感本来很正常。但是,其中还是有些小麻烦——不太平衡,肖像的不同部分之间有些乱,让人觉得有些不适。画家的同代人马上就能注意到,发现肖像存在某种“哥特”元素,这在当时意味着模特的古怪比例有些难看。她的头有些太大了。而且,她的两只眼睛距离太远,让人马上注意到又平又长的鼻子,发光的下嘴唇把观者的视线吸引到脸的下半部分,跟她宽宽的眉毛一比,就显得太小了。她的双颊有淡淡的胭脂,脖子特别粗,双肩几乎完全被画家削了下去。在现实生活中,这裙子必须要别在这可怜女孩的肉上,才能不滑下去。

在画面下半部分,气氛不一样了,人物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当时流行的女装紧身上衣在小姐身上无法展现女性的曲线,但是一些小小的移动就会让白色布料起伏,让它看上去更立体。她脸部明显的线条与小臂上围绕的毛皮围巾线条类似,两相对比,仿佛脸上绽开了花。总的来说,看起来她没有完全放松,但是她的配饰让她不再那么僵硬。安格尔不喜欢尖角,他在这里找到一个完美的机会,隐藏肘部形成的空隙,而且为这年轻的身体增加了一些性感,尽管她还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黄色手套在画面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异常明亮,几乎背离了整体上低调朴素的氛围,暗示某种成熟,尽管很高雅,但还是像一个符号,揭示了更亲昵的未来。她正戴着它们,但她也可以去掉它们。不过,也许她知道、或是觉察到:一条赤裸的手臂可能引诱起欲望。

即使她自己尚未意识到这个事实,安格尔知道,而且为之付出代价:这幅肖像在1806年展出时,有人以之指责他。手套和毛皮围巾不受人待见。它们让人们觉得不舒服,无疑,是出于下列同样原因,画家被说服要把它们加进来:它们增加了一种性感的女性特质,而我们没想着要在这里看到它。

安格尔绘制过很多女性肖像,也画过很多儿童肖像,但在这里,他面对不同境况:面前的模特已不再是个孩子,但还没有成为女人。安格尔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认识到青春期的问题,恐怕他自己也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受过培训的眼睛,已经适于发现常理之上的事物。当他要在年轻少女和当嫁之年的年轻女人之间选择时,他注定会发现真相。小姐还在成长,还没完全成熟,还充满困惑。她像成人般行事,但在内心最深处,她缺少成年人的自信。她模仿出某种姿态,这姿态与她的身体迥异。无疑,她被说服,要表现出某种魅力,还要穿上与她年龄完全不相称的衣服,这是她所在的时代提出的要求。每个人都是如此。当时的绘画作品中满是年轻女人的图像,我们无法从中推测这些女子的实际年龄。她们看起来都成熟稳重。除了一个人:里维拉小姐。

安格尔什么都没隐瞒。他声称:“绘画是正直的艺术”。在这幅画中,他证明了自己一丝不苟的方式。年轻的卡洛琳小姐无疑是一个有自我的人,而不是随便一个年轻人的代表。画家展现出她所有的矛盾、她不好看的部分、她的犹豫,从而使她完整。她身上有些东西还不成熟,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她的尴尬会消逝。安格尔在主动教她移动,用曲线让她平静。她的皮肤稚嫩,不可触及。虽然画作在蓝和绿之间取得平衡,但是皮毛围巾为画中带来温暖,让人想要伸手去摸它。安格尔的笔下画出了爱抚的路线。

画作背景是毫无激情的风景,就像水一样平静;在此基础上,安格尔构造出可见的旋律,它围绕少女展开,作为前奏,预告她将成为年轻女人。皮毛围巾的外形让人想起另一个图景,再次让人思考画作的模糊性。它不仅仅是高雅的配饰,还令人想起天鹅的脖颈,这是朱庇特变作的鸟儿,为了诱惑美丽的勒达。这个主题常常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看到,安格尔也一定很熟悉,即使是无意而为,总还是能联想起这个故事。不管怎样,这巧合意义重大,并为画作加入隐含的情色意味。

安格尔没有时间画得那么精确,他更喜欢美丽的曲线,而不是肩膀的特定形状,一张风格化的、匀称的脸一定优于某种一闪而过的表情。但即使他坚持线条的音乐性,而不是模特的平凡,他的肖像画也没有退而成为自己的某种抽象练习,不管他受到多大启发,也不管这样的练习进行过多少次、已经成为他声誉的基础。因为那么简单的诠释等于忽略了他的洞察力和他对真相的尊重。安格尔这幅《里维拉小姐的画像》,表现出模特完美的教养,同时,也许是第一次,展现出成长中的年轻人暗暗的尴尬和拙笨。

注:标题中的“变形”,有两层含义。画中的里维拉小姐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变形;里维拉小姐的毛皮围巾让人联想起奥维德的《变形记》里面的天鹅,也就是朱庇特为了诱惑勒达而化作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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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译自《How to Look at a Painting》,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