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价值在于解决人性的问题,那么科学的价值呢?

 

很多人都问艺术君:你以前是做 IT 的,为什么要转而做艺术普及的事情呢?简略的回答是:艺术有可能解决人性的问题,而技术不能。(想看长篇大论,请看艺术君的自白。)

科学技术的价值,古往今来是众多哲人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欧洲诸国借助科学的发展,结合国内的帝国主义,掠夺世界上其他落后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从那时起,很多古老的文化和宗教就开始将科学技术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个怪物必将亡国灭种,使自己的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真是这样吗? 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一定是互斥的吗?难道不能共存吗?

在科学面前,人类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么孜孜不倦地研究科技发展,真的是在飞蛾扑火、自掘坟墓吗?

科学技术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上述问题,当你读过下面这篇《科学的价值》之后,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这篇文章是艺术君昨天推荐的《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后记,是费曼先生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相信有不少艺友是真正在做艺术的,艺术君希望大家能注意其中这样一段话:

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科学和艺术,也许可以离得更近一些,甚至互相融合,这,就要靠大家了。

突然想起来,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十九世纪的艺术中,科学一直是绘画中的重要主题,从地球仪到地图,从三角板到六分仪,从霍尔拜因笔下的大使,到意大利主教的书房,这些科学器具都象征着作品主人公的博学多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主题在艺术中慢慢消失了?

文章有点长,建议大家多花一点耐心读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费曼是人类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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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这种享受在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及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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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摘录文字内容,版权归《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出版社所有】

 

为什么NASA 曾是“小而美”的反面典型?

 

如今,我们国家事故频发,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密集,深究背后的原因,管理失职乃至失控恐怕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叠床架屋的组织结构,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导致信息在一次次传递中,不断丧失其准确性。艺术君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津港那样的事故,但是,魔鬼却在一个个细节中向我们走来。

艺术君曾经做过项目经理,当时算过一道算术题:如果信息传递三次,每次准确率为90%,到最后一次的信息,只能保证 72%的准确率了。这还没有考虑故意漏报瞒报的情况。

如果艺术君告诉你:NASA 曾经也是这样,你可不要惊讶。(现在是不是?不好说吧。)

费曼的自传性书籍有两本,一本是前两天推荐的《别闹了,费曼先生》,另一本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第二本着重讲两件事:他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的经过。

很多人大概已经不记得这次事故了。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由于发射时右侧的航天飞机固体助推器的O型环碎裂,在发射后第73秒时解体并导致所有7名成员罹难。该事故中遇难的宇航员克丽斯塔·麦考利夫是太空教学计划的第一名成员。她原本准备在太空中向学生授课,也因此有许多学生也观看了挑战者号的发射直播。一项民意调查的研究报告显示有85%的美国人在事故发生后一个小时内,就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的新闻。

这次灾难性事故导致美国的航天飞机飞行计划被冻结了长达32个月之久。

事故发生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下令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罗杰斯委员会,负责此次事故的调查工作。罗杰斯委员会发现:这次事件的关键因素,在于NASA的组织文化与决策过程中的缺陷与错误。自1977年开始,NASA的管理层事前已经知道:承包商设计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在O型环处存在着潜在缺陷,但NASA却未曾提出过改进意见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更为过分的是:他们忽视了在当天清晨时,工程师对于低温下进行发射的危险性发出的警告,且未能充分地将这些技术隐患报告给他们的上级。

在《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一书中,费曼在调查中发现:工程师认为本次发射的失败风险为百分之一,而 NASA 高层的风险概率为十万分之一,相当于每天发射一次,连续发射300年不会出错!为什么会这样?

费曼在书中专门分析了他观察的现象,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看看这段摘录,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也许能够重新思考自己的组织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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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NASA会有这么严重的信息阻滞?

当NASA一开始要登月时,这个宏伟的目标使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极度兴奋。他们并不知道这目标能否达到,但每个人都全力投入,大家通力合作。

我在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里有过同样的经历。紧张和压力使得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比如,引爆装置出了毛病,每个人都知道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没了它,原子弹不可能爆炸。于是,大伙想出各种点子。当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时,大家都欢欣鼓舞。

NASA初建立的时候,一定也是那样——每个人都关心周围人的工作,因为任何疏忽都会导致登月计划的失败。

可是,登月成功之后,NASA突然发现自己早已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在刚刚有了登月这样的辉煌业绩后,怎么可能解散NASA,把这些有功之臣遣散回家呢?于是,就有了一个大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NASA必须让国会相信,有一个巨大的工程,必须而且只有NASA才能完成。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夸大其词(现在看来他们的确那样做了):他们夸大说航天飞机能省多少多少钱,能重复起飞多少次;他们夸大飞行的安全性;他们也夸大这样的飞行能带来多少重大的科学发现。他们说,“只要花这点钱,我们一定能办到!”

同时,下面的工程师们却在叫,“不!我们办不到!用这么点经费是不可能保证那么多次飞行的安全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卡掉许多必要的检验。”

不过,去国会打交道的人根本不想知道这些。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些而还要按原计划向国会报告,那他们就犯了蒙骗国会的大罪!于是,最好的出路就是压根儿对问题不知不晓。用不了多久,这种“对下面的问题最好不知道“的态度蔓延开来,层层报喜不报忧。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报告,“密封圈的问题不解决,飞行就应该停止”的时候,主管人员会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我不想知道这些问题”,“飞行可以继续,否则影响不好”。

他们大概不会明明白白地申明,“别向我汇报问题。”但他们可以不鼓励对话,这样的结果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条文规定上写的什么,而在于当一个人向他的上级反映问题时,得到的是鼓励赞许还是冷冰冰的面孔。如果他得到的是“快告诉我更多的情况”或“能不能试这些……那些……”,他会积极性上升;相反,如果回答是“你自己看着办吧”,用不了几次,他就会泄气地想,“见鬼去吧,关我什么事!”

这便是我的推论;上层的夸张不实与基层的实际状况无法调和,信息交流受到阻碍甚至中断,最终导致高层的管理人员对下边的情况极不熟悉。

另外一种可能是高层人员实际上心里明白,只不过扯谎而已。

我曾经试图找一位NASA的前官员。他现在任加州一家公司的主管。我回加州看望家人时,想找他聊聊。我想问他,“他们都说不了解情况,你觉得这可能吗?这种事怎么调查呢?

他一直没回我的电话。不知他是不愿意理会调查委员呢,还是在NASA受够了,不愿意再牵扯上,或是其他原因。我呢,也忙于其他事,所以没有追踪下去。

好多事最后都没查清楚,比如,NASA前任主任伯格斯因其他的事受审查,职务也被暂时撤销了,由格雷姆替代。但是,在发射“挑战者”之前,伯格斯每天都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许多人找他汇报工作,而他却从不和格雷姆交流情况。我要问,他在那儿究竟做什么,是否还在操纵部下?

我几次提请罗杰斯调查这类可疑的事,我说,“咱们委员会里有律师,有经理,有各种背景经历的人。他们知道如何让一个不愿合作的人讲出真情,我就对此一窍不通。比如,他们告诉我失事的机会是十万分之一,我明白这一定是胡扯,却没想到这类问题在官僚机构中屡见不鲜。我们应该把最大的家伙找来查一查,就像我们审查中层经理似的。”

罗杰斯说, “我同意。”过了一阵,他告诉我,他给那些大头目们发了信,但他们都说没什么可谈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白宫是否对NASA施加了压力。

让中学教师麦考利夫在“挑战者号”上当宇航员是里根总统的主意,意图是要象征国家对教育的重视。里根是在“挑战者”失事前一年的国会讲演上提出它的,如果在第二年的国会讲演时,麦考利夫能从航天飞机上打招呼,那该是多么地给里根长情绪!所以,看上去很有可能白宫从中做了什么手脚。

我调查了很多人,问了很多问题,最终结论是白宫是清白的。

当时,压着摩腾公司同意起飞的穆勒只是个中层经理。假如白宫要告诉NASA“总统要你们保证明天起飞”的话,那么这道命令必须层层下传,直到至少与穆勒同级的人都知道。这样,就会有许多人知道它。但我的调查结果并非如此。

经过这几个月,我慢慢明白了华盛顿和NASA这种机构的风格。我从亲身经历中学到,他们不用明白的指令就能默契地知道该做什么。

在航天飞机这件事上,NASA一直就面对着巨大的压力,要不断地证明NASA的能力和成就。至于里根总统要在国会讲演的时限,应该说是次要的问题了。NASA总是要拚命让航天飞机按时升空的。【是不是想起了我们的成语: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最近我和不少朋友谈了我在调查委员会的情况,也明白了一些以前不懂的事,其中一件是当初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把科尔惹恼了。这是因为我向一个在华盛顿工作很久的朋友问了同样的问题,现在我意识到,这种问法很容易被误解成有意侮辱别人。

在我熟悉的科学研究领域,成功的惟一办法是抛开所有个人的主观臆断,客观地非常严谨细致地看待一切。如果你有个理论,那你必须同时讲清楚它的成功和不足。因此,科学研究有一种内在的诚实。

在其他领域,情况就不同了。比如经商吧,你看见的所有商业广告都或多或少地被加工伪饰以引诱顾客上钩:或夸大其词,或用含混不清的词藻,或把重要的,但他们不愿意你知道的东西用极小的字号印在某个难以阅读的角落。谁都明白广告讲的绝不会是老实公正的话。所以,在推销业,总的来说是没有诚实可言的。

我的父亲有科学家的严谨和诚实,他却是个推销员。我有一次问他,“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做推销员呢?”

他说, “老实讲,我这行里大多数人是不诚实的,他们觉得那是推销的诀窍。但我试图保持诚实,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的。而且,诚实有时也有好处。一些顾客最终会意识到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行骗,他们很看重这条,于是和我建立了长期的业务联系。”

我父亲是个中等大小的制服公司的经理,做得不错,但算不上极其成功。

每次我看到国会议员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我总禁不住怀疑那是他的真实想法呢,还是经过剪裁以讨好选民的。这似乎对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个问题。所以,我常常好奇地想,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在华盛顿做事呢?

那天,科尔自我介绍说他是物理学的博士。我当然以为物理领域的人都是诚实的(大概又是太幼稚了),所以我马上问他我常想的那个问题:“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在华盛顿做事呢?”

这问题很容易被误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你在华盛顿做事,所以你一定是个不诚实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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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杰特岛星期天的下午·修拉

A Sunday on La Grande Jatte, Georges-Pierre Seurat, 1884-1886, Oil on Canvas, 207.6 x 308 cm,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格兰·杰特岛星期天的下午,乔治·修拉,1884-1886年,布面油画,207.6 x 308 厘米,芝加哥艺术学院

“在我的画里,有人说看到了诗意,我看到的是科学。”——乔治·修拉

一幅画,更是一个万花筒,是当时世态万千的展现,更重要的,是画中一个一个的色点,就是万花筒中一片一片的碎色。

放大画中某些局部,可以看到一个个的色点。比如这位坐在阴影中、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的绅士。

比如牵着白衣小女孩的女士的衣裙下摆:

看似杂乱无章的各种色点,组合起来,构成了这样一幅《格兰·杰特岛星期天的下午》。

仔细观看,画中充满富有趣味的细节——各种人物,特别是这些穿着礼服的女人们,尤其有位女士,手持竹竿,在河边钓鱼。其实,根据一个纪录片中的研究,这个格兰·杰特岛,当时是个卖笑的欢场。穿着入时时的年轻女子,很多都是到这里来寻找短期伙食、长期饭票的。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画面中的男子们产生好奇。戴礼帽的坐着的男子,与前景有些像是工人打扮、叼着烟头的老哥,他们真的都是到这里来猎艳的么?右侧这位刚刚进入画面的绅士,他身边的女士与他又是什么关系?最有趣的一点在于:他们两人脚下这只猴子是怎么回事?时至今日,这只猴子仍然是个谜。

当然不仅仅是猴子,至少还能看到三条狗,清晰分辨出四个小孩子(都是女孩儿,奇怪……),远处走来两名士兵或是警察,以及一众前来休闲、或是抱有其他目的的人们。

旁边的塞纳河里面,有帆船、汽船、单人小舟和划艇。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个宝贵的假日的下午。

美国物理学家O·N·鲁特,曾与1880年出版著作《现代色彩学》。他做过如下试验:在一个回转的圆盘上涂以平列的两种色彩,在另一个圆盘上,则把两种色彩调和成混合色;圆盘转动时,涂以两种平列色彩的,自然地造成一种混合的感觉,射入眼帘之色的灿烂、强烈,远超过原来调和的混合色。这一实验使人相信,与其在调色板上把颜色调匀,不如直接把纯粹的原色排列在画布上,让观众的眼睛自行去获得混合的色彩效果。新印象派画家根据这种原理认为,在光的照耀下,一切物象的色彩是分割的,要真实地表达这种分割的色彩,必须把不同的、纯色彩的点和块并列在一起。由于新印象派对色彩用分割法,所以这一派也常常被称为“分割主义”(divisionism);又由于他们使用点描画法,他们往往又被称为“点彩派”(pointillists)。[3]

无疑,修拉就是点彩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学习期间,就对光学理论很感兴趣,并逐渐沉醉于点彩派的画法。d

由于这种画法去掉了所有的轮廓,自然使形象难以辨识。于是,修拉不得不设法补救他的绘画技术的复杂性,对形象进行根本的简化,他强调直线和水平线,几乎有埃及的艺术风味,这使他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忠实地描绘自然面貌的道路,走向探索有趣的、富有表现力的图案的道路。[4]

遗憾的是,他在32岁便英年早逝。

  1. 欧洲绘画史》 p208
  2. 艺术的故事》 p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