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irs in the Artist’s Garden, Pierre Bonnard, 1942/1944, Oil on Canvas, 60 x 73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艺术家花园里的台阶，1942或1944年，布面油画，60 x 73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这是博纳尔风烛残年的作品。和他创作过的许多卓越的“花园”主题的变体画一样，这幅画也是杰作。台阶向中间延伸，直到灼灼盛开的鲜花遮住我们的视线。鲜艳的色彩聚集到左边，春天的绿色像喷泉一样喷洒到右边。前方是光芒夺目的丛林，耀眼的金黄色和炽热的红色，头顶又是更多的鲜花——湛蓝的天空成为花园的背景。

这里仿佛是一个剧场，一个舞台，不过在舞台上演出的不是戏剧，而是生命。博纳尔希望激励我们接受生存的美好。我们被从现实生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走进这一片光明与自由。

纳比画派的画家都很推崇塞尚。博纳尔和维亚尔在其中也清晰可辨。博纳尔的风景画不仅是展现我们能够看到的景物，而且展示出这片风景给人的感觉。他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感知的世界。不仅如此，博纳尔将塞尚式的色彩的堂皇又向前推进一步，淡化了塞尚认为至关重要的凝重感。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已经使博纳尔堪称大艺术家。

•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327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 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

The Letter, Pierre Bonnard, c. 1906,  Oil on Canvas, 55 x 47.5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信，皮埃尔·博纳尔，约1906年，布面油画，55 x 47.5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年轻妇女全神贯注于她正写的那封信，头部倾斜的角度暗示出她思想集中的程度。然而向前低着的头部也处处显示出女性的美：闪闪发光的深棕色头发，一把精致的发梳，调皮地微翘着的小巧鼻子，曲线富于表情的双唇。博尔格对这个女子的兴趣不在于她的个性，而在于她的迷人——一个非常日本化的特点。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她筑起一道“围墙”——配以绚丽饰边的深红色椅背，色彩斑驳得有趣的墙壁；在前方的开放空间里，可以看到一个盒子和一个色彩迷人的信封。绿色的合资在画面上颜色最浅，由此向上望去，可以看见夫人朴素的深蓝上衣和向前低垂的头部。

博纳尔并不想就生活或者这一特定人物发表什么宏论。他只是怀着一种最为温和但并不复杂的喜悦注视着她。

皮埃尔·博纳尔和爱德华·维亚尔一起，跨越了后印象主义和现代美术之间的鸿沟。由于从艺术上很难给他们定位，人们便把他们看做内景画家以及纳比派的领袖。

纳比（Nabis）是希伯来语，有“预言家”和“先知”之意。装饰性是该画派的主导原则。莫里斯·德尼曾说：“在画出一匹战马、一个裸体或者描绘一件轶事之前，一幅画本质上只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涂以各种色彩的一个平面。”由于他们都喜欢表现温馨美好的家庭生活——这是纳比派的重要特征——两位画家谁都不真正属于现代艺术世界。

博纳尔受东方的影响最深，朋友们都称他为“日本纳比”。最吸引博纳尔的，是日本木刻简洁平面的造型，以及单纯得迷人的色彩与线条。

随着博纳尔艺术上的日趋成熟，他使用的色彩更加丰富、深刻。作品的全部含义因此而仅限于色彩之中。

•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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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s de Mars: La Tour Rouge, Robert Delaunay, 1911-1923, Oil on Canvas, 160.7 x 128.6 cm, Art Institute of Chinago,

战神广场：红色的塔，德劳内，1911-1923年，布面油画，160.7 x 128.6厘米，芝加哥艺术学院

与很多20世纪上半叶的画家一样，德劳内艺术风格的发展与现代艺术的危险步伐走在一起。在他开始着这幅画作之前，年轻的法国画家仍在绘制上个世纪的印象派风格作品。背叛了印象派风格之后，艺术家为自己的新风格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主题：埃菲尔铁塔。 1909年，针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也是法国现代化的象征，他开始绘制一系列作品。1911年，受到基于慕尼黑的“蓝骑士（The Blue Rider, Der Blaue Reiter）”团体的邀请，德劳内去展出自己的作品。在该团队抽象主义的影响下，德劳内自己的作品开始变化。

这幅画中，他笔下的红色钢塔像凤凰般，从火焰和烟雾缭绕中飞升而起，从褐色的、单调的巴黎式公寓街区中飞升而起。灰色的城市景观突出了德劳内的主题，同时暗示这是古典的母题表达方式：从一个阳台或是窗口绘制的风景。优秀的立体派方法中，客观对象会被打碎，在画布上从多个角度表现。后来，画家将这个阶段称为“破坏阶段”。然而，在对光的处理中，他表现出对战神广场的明显兴趣。德劳内把塔周围的空气用同样的立体派手法分析、处理，将大气层解构为一堆跳动的颜色。德劳内的风格变化剧烈，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抽象主义的怀抱。

• 《1001 Painting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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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Girl Reading, Fragonard, c. 1770, Oil on Canvas, 81.1 x 64.8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读书的少女，弗拉戈纳，约1770年，布面油画，81.1 x 64.8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这幅画闪烁着最柔和的棕红色。艳丽的色彩随着少女优美的轮廓或明或暗。她背靠一个浅玫瑰红的靠枕。靠枕很大，仿佛充满母性的柔情。她手臂下的扶手构成地平线式的线条——它的坚硬只有在少女美丽的衣袖遮掩下才会消失。少女专心致志地看书，像布歇笔下的林泽仙女一样不加任何防范。

这幅画充满甜美，有着近乎雷诺阿式的美丽，但这不应成为领会其力度与坚实感的障碍。年少的读书人的温柔之外，是几何形的“框架”：垂直的棕黄色墙壁，微光闪闪的水平扶手。正是这种对装饰性的超越，使弗拉戈纳独具个性。少女的脖颈和胸口环绕着精美的褶边和缎带，丝绸的裙褶向下流泻，下面是真实、丰满的人类躯体。这种无意义的主题被置于庄严的氛围之中。

弗拉戈纳和布歇相似，但他的作品比外表表现得更深刻，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天才的敏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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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ing(French:  L’Escarpolette), Jean-Honore Fragonard, c. 1767, Oil on Canvas, 81 x 64.2 cm,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

秋千，让·奥诺雷·弗拉戈纳，约1767年，布面油画，81 x 64.2厘米，华莱士收藏博物馆，伦敦

弗拉戈纳来自法国东南部的格拉斯——法国香水工业中心， 他是布歇的学生，是一位作画快、大手笔的画家。在帮助观众分享他对年轻妇女和她们的身体的愉悦感方面，他的技艺和布歇同样精湛，而且他对人物思想感情的捕捉更为敏锐。

这幅画中愉悦的场景绘制于弗拉戈纳艺术生涯早期，当时他刚刚荣膺画家学会成员。其时，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宫廷朝臣与弗拉戈纳接洽，邀其作画。那位年轻人想要一幅其与情人的画像。他与情人只是斯通，因此提议画家描绘其情妇荡秋千的场景，并将他本人安置于密集的灌木丛林间，以此暗示其地下恋情，而推秋千者则画成一位助教。弗拉戈纳对这种有辱教会的构思颇感忐忑，忧虑期艺术事业受牵连，最终说服作品出资者将推秋千的主教形象替换为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丈夫。

弗拉戈纳常常机智地利用雕像作为场景道具，让雕像参与画面叙事。丘比特是传统的爱情象征，出现于情爱场面自然是物尽其用。小爱神在此画中是个沉默的同谋，他竖起手指置于嘴唇前示意噤声，更强调了两位男女的私密地下情。

而洛可可艺术家沉迷于情色题材，粉色的秀美鞋履飞向空中，陡然徒增了画面轻逸放荡的气氛。在稍早期的道德训谕绘画中，给女子少画一只鞋就意味着该女子已经失去童贞。而在此画中，秋千上的女子还特意将裙边往上踢高，以便她的情郎看到她裙下腿间的旖旎春光。

而描绘秋千“荡妇”的绘画在洛可可时期颇为风靡。秋千代表动摇轻浮，因此是隐喻对婚姻不忠以及出轨的理想意象。画中的丈夫看上去是以两根长绳控制了秋千，但在现实中，他却根本无法驾驭他那多情而善于机变的妻子。

右下方有一只生动的小狗，它十分难以发现，隐藏在画面底部，正看向这场情爱游戏。小狗在此出现有反讽意味，因为夫妻双人肖像中常常有狗出现，那是婚姻忠诚的象征。这里的小狗蹦跳吠叫，似乎在揭露警示这对青年男女的特殊关系，但画面中的所有人都对它置若罔闻。

1. 《艺术通史》 p 254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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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near Paris, Paul Cezanne, c. 1876, Oil on Canvas, 50.2 x 60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巴黎附近的风景，塞尚，约1876年，布面油画，50.2×60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这是体现塞尚典型风格的画作。

垂直生长的两棵树，调和了横向线条为主的画面，加入了变化，整个画面看起来更舒服。

不同类型的主体，笔法区别开来，而同一类型的主体，笔法完全相同。树叶，从上到下有所弯曲的绿色系短划。房屋建筑，长的横线竖线斜线。地面的草木，粗短微斜的竖线。菜畦，45度角绿色长线。天空，微蓝、灰绿或灰白的杂乱短弯线。

一切皆有法。

这幅画中的房屋让人想起吴冠中笔下的水墨江南民舍，同样笔直的线条，同样规整而富有节奏感。只不过江南的色调以黑白灰为主，像是钢琴的键盘。塞尚使用蓝绿红黄灰，交织杂糅，融为一体，如同深夜烟雾缭绕的酒吧里面几个黑人老炮随性演奏的爵士乐，在随意的同时，又不失严谨和原则。

这幅画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塞尚在天空和土地部分利用了画布本来的颜色，放大看作品的细部，可以看到画布本身的纹路，特别是天空部分。我们不知道，100多年前巴黎附近的天空，是否也像北京大多时候的天空一样，灰黄暗淡。塞尚这种做法，确实让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们这些东方的观者，更容易从此联想起传统的东方绘画方法：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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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Life with Pheasant, Jean Simeon Chardin, c1750, Oil on Canvas, 49.6 x 59.4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有猎物的静物，夏尔丹，约1650年，布面油画，49.6 x 59.4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夏尔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静物画家之一。之所以被归于“洛可可”，仅仅是因为年代相合。尽管夏尔丹选择表现的题材非常迷人，但他从不流于表面，常常拥有道德寓意。

在这幅画中，被宰杀的鸟和兔子都是小而无害的生物，它们正以一种庄严的姿态躺在厨房台板的“祭坛”上。暮色笼罩墙壁，闪着幽光，光芒仿佛发自墙壁内部。

夏尔丹代表我们准备了这个祭献的仪式。被祭献的除了动物还有蔬菜。夏尔丹在这些祭品前谦恭地低下了头。

李健曾经在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说过：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理性的，纯感性的艺术作品很难经得起推敲。艺术冲动的那一瞬间是感性的，所谓的灵感，但把灵感能够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其实是靠技术，是靠理性的思维。

夏尔丹的画可为例证。夏尔丹从不随波逐流地创作他那个时代被视为“主旋律”的题材。他的作品主要表现室内没有戏剧色彩的静态景物，以及普通人生活中宁静的瞬间景象。从题材和内容上说，并无太多新奇之处，只因他的处理手法，才使之具有了宏大的气势。

他感觉到家庭场面中的诗意，并把它描绘下来，不追求惊人的效果或明显的暗示，与荷兰的维米尔类似。他的色彩也是平静而克制的，跟之前介绍过的华托的作品相比，他的作品可能不够辉煌。但如果我们观看原作，立刻发现他的作品色调有细微变化，场面布局似乎朴实无华，隐然含有功力，使他成为18世纪最有魅力的画家之一。

1. 《艺术的故事》 p 470 – 472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30 -231

The Railway (widely known as The Gare Saint-Lazare), Edouard Manet, 1872, Oil on Canvas, 93.3 x 111.5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圣拉扎尔火车站，马奈，1872年，布面油画，93.3 x 111.5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马奈抛弃了传统的色调圆柔、画面光润的画法，大胆地运用色彩表现阳光创造的鲜明而又真实的对比。

马奈把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界线处理得如此模糊，以至绘画再也没能恢复到他这场潜移默化的变革之前的状态。

说潜移默化，是因为马奈是一个谨慎的、颇具绅士风度的画家，他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在巴黎沙龙取得符合传统的成功。

马奈追逐时尚、谈吐诙谐，温文尔雅，是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这可不是贬义词。在印象主义运动鼎盛时期，巴黎的大街和咖啡馆成了举止时髦的作家、艺术家的光顾之地。“浪荡公子（flaneur）”是巴黎的一种独特现象，指的是举止优雅、无所事事、特别注意仪表、可是又对文学、艺术又持相当严肃的态度的绅士。马奈在巴黎就以时髦的外表和一生酷爱时尚直至细枝末节而著称。

整个画面并不对称，但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自然。在帽子绚丽的装饰下面，她浓密的红发毫无拘束地流泻下来。她身穿巴黎流行的时装，花边皱褶环绕着性感的脖颈，脖颈上那根丝绒饰带把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美丽的胸前凝脂般的三角形区域上。她膝盖上放着一本显然没有读的书，一条惹人爱的小狗伏在镶满褶边的袖口上睡觉。她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气十分迷人。画面上同样不落俗套的另外一个人物只以宽阔的脊背对着我们。浆洗得很硬的白裙子和蓝腰带上，光与阴影明灭不定。小女孩的衣物和她的同伴一样昂贵，但她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全神贯注地朝阳台——一个对于孩子们而言永远迷人的地方张望。

马奈以湮没女孩实际看到的景物的手法将女孩的形象处理为我们视野内的焦点，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团白色的烟雾和昏暗笼罩的车站。

马奈这幅画没有选择传统的自然风景作为户外场景的背景，而是用伸展到整个画面的铁栏杆。火车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白色烟雾。远处，可以看到现代的公寓正在建设中。这种方式，将前景压缩到了很近的焦点。传统的大景深空间被马奈忽略了。

这幅画的主题正是女孩的痴迷，孩童式的兴奋与对眼前这个现代世界新奇的感觉。和身边漫不经心地在消磨实践中厌倦地等候、只想自己心事的妇人相比，女孩的态度更加鲜明。马奈能够按照他的意愿吸引看画人的注意力：烟雾缭绕的沉闷背景，凝重而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以及令人印象缥缈的前景。

马奈让其他画家领略到的正是他对时间转瞬即逝的体验，这对印象主义运动的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画面中左侧的女主角维多利安·莫涵，是马奈最钟爱的模特儿，马奈最著名的画作《奥林匹亚和草地上的午餐》中的裸体女子就是她。那幅作品完成十年之后，莫涵在这幅画中对身体的把握仍是同样地无畏、持重、从容不迫。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84-289

Eve, Lucien Levy-Dhurmer, 1896, Pastel and Gouache with Gold, 49 x 46 cm, Collection of M. Michel Perinet, Paris

夏娃，路西安·雷维-杜尔马，1896年，水粉、蜡笔、金箔，49 x 46厘米，私人收藏，巴黎

“那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看好吃，又能得智慧，就很羡慕。她摘下果子，自己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圣经·旧约》

那女人就是夏娃。

画中的夏娃，容貌甜美，笑靥无邪，一头红发，纯真魅力让人无法抵抗。她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摸着长发，头扭向那蛇，聆听着它决定人类命运的言语：“上帝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你们一吃了那果子，眼就开了；你们会像上帝一样能够辨别善恶。”

那蛇丑陋不堪，灰白和赭褐色鳞片渐次布满全身，盘旋在苹果树枝干上，对于这一时刻，也许它蓄谋已久。只是可怜这女人夏娃，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走向毫无预感，她美丽的身体将要被无花果叶遮蔽，而且随着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她要经历怀孕的痛苦和生产的阵痛。她的身体会一年年变老、皴皱、衰竭、下垂，直到死亡从山谷里来迎接她。

到现在为止，这是我看到的最美丽的夏娃。

画家雷维-杜尔马，是法国的象征主义画家。象征主义者认为艺术应用间接的方式来表现更绝对的真理，因此他们用极其隐喻化和暗示性的手法写作，赋予一些画面或物体象征意义。象征主义把宗教神秘主义与反正常和色情的兴趣结合起来，把对所谓“原始性”的兴趣与复杂微妙的颓废崇拜结合起来。

Jean Moras的象征主义宣言发表于1886年。Moras宣告象征主义反对“平铺直叙，雄辩，矫情和就事论事”，它的目的于“思想观念用可察觉的形式装饰起来”、“形式本身不是目的，思想观念是目的”、“在这样的艺术中，自然景观，人文活动，和所有其他世界万象自身并无任何意义，它们只是与原始观念之间的奥秘联结”。

The Repentant Magdalen, Georges de La Tour, c1635/1640, Oil on Canvas, 113 x 92.7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忏悔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乔治·德·拉图尔，约1635-1640年，布面油画，113 x 92.7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在《新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个妓女，受耶稣感召，成为信徒。因为她过去犯下的罪和她后来的忏悔行为，她成为忏悔仪式（Sacrament of Penance）的象征。

画中的马利亚，面貌沉静，看不出她过去犯下的罪，只有露出的左肩能提供一点点线索（这一点在昨天介绍的《窗前两妇人》也有体现），但是也并不明显。她左手摸头盖骨，右手托腮，沉思时，眼睛望着前面的镜子，还有镜中的头骨。头骨和镜子，都是生命易逝的象征。

她的面前，是画中唯一的光源——一支蜡烛，这蜡烛被头骨遮盖，整个画面的主体因此被黑暗占据，同时笼罩着神秘的气氛。然而，蜡烛也为马利亚恬静的脸庞上投射一层金黄色的圣洁之光。

乔治·德·拉图尔注重由卡拉瓦乔的传统衍生而来的光-影二重性，并将之化为一种近乎简约的个人风格——形象轮廓简洁、不加雕琢。他的作品中，一些通俗题材的作品更广为人知，他曾绘制多幅关于赌博和出老千的风俗画，也许是其中人性的冲突令他入迷吧。

1. The Repentant Magdalen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