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松树的圣维克多山·塞尚

Mont Sainte-Victoire, Paul Cezanne, 1885-1887, Oil on Canvas, 67 x 92.5 cm, Courtauld Institute Galleries, London

有大松树的圣维克多山,保罗·塞尚,1885-1887年,布面油画,67 x 92.5厘米,柯陶德美术馆,伦敦

1895年,这幅画首次对公众展示,人们对此画纷纷表示难以理解,唯一欣赏此画的,是塞尚一位童年好友的儿子——约阿希姆·加斯奎特(Joachim Gasquet),一位年轻的诗人和作家。他对画作的欣赏让塞尚感慨不已,以至于当场在画上签名,将画直接赠送给了加斯奎特。这样的举动对于塞尚而言相当罕见。[1]

也难怪当时的人们无法接受,塞尚不再纠缠于他所绘制的对象的具体细节,而是转而用色块表达形体和图像结构,去深入探索和发掘自然事物的几何图形本质。他希望找回印象派已经失去的秩序感和平衡感,印象主义者因为专心于飞逝的瞬间,使得他们忽视自然的坚实和持久的形状。[2]

对比之前介绍过的洛兰的作品——《逃往埃及路上的风景》。从其中每一根树枝、每一片树叶,都能感受到洛兰的细腻笔触和用心。回头看这幅画,塞尚试图分析山石和植物表象下的内在几何学——“用圆柱、球体、和圆锥去表现自然”。

在这幅画中,塞尚关注画面的整体效果而非个体细节。树枝之间的灰色和绿色色块可能是云或者树叶,达到塞尚想要的一种效果:让画面上部呈现微光闪烁的动态。而山体嶙峋古拙的表面,就是纯粹由各式色块表现。

为了适配画面构图,塞尚不时重塑自然元素。此画中的树木构成画面主体图形——山峰——的外围框架。树干那优雅的倾斜弯曲与前景中自然地貌的和缓斜坡互为补充平衡。相似地,画面右侧大树枝的弯曲弧度又与远处地形山谷的凹形线条呼应。

画面下方中部的风景,被塞尚精简概括,只求以线条和几何形体呈现画面的要素结构。连曲线都被塞尚越来越多地呈现为多个连接的平面色块。

以塞尚、梵高、高更、修拉为代表的后印象派画家,他们不但描绘他们之所见,而且表现他们之所感,最终使绘画得以如同描绘物质世界一样把玩情感。他们试验新的主题和技巧,使美术进一步向抽象靠拢,为下一代美术家赢得极大的自由空间。[3]塞尚的办法最后导向起源于法国的立体主义(Cubism);梵高的办法导向主要在德国引起反响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ms);高更的办法则导向各种形式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2]

  1. 《艺术通史》 p 332
  2. 《艺术的故事》
  3.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310

黑色和金色的夜曲:降落的烟火·惠斯勒

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The Falling Rocket, James McNeil Whistler, 1872-1874, Oil on Canvas, 60.3 x 46.6 cm,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etroit

黑色和金色的夜曲:降落的烟火,惠斯勒,1872-1874年,布面油画,60.3 x 46.6厘米,底特律美术馆,底特律

惠斯勒习惯于用人们认为古怪的名称给画命名,他蔑视学院派的准则,激起了拥护过特纳和拉斐尔前派的大批评家约翰·拉斯金的愤怒。1877年,惠斯勒展出了这幅具有日本手法的夜景画,每幅索价200畿尼(合当时330英镑)。拉斯金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听见一个花花公子拿一桶颜料当面嘲弄一个公众就要200畿尼。”惠斯勒控告他犯了诽谤罪。

在法庭上,惠斯勒和拉斯金的代理律师荷尔克有如下对话:

荷尔克:《黑色和金色的夜曲:降落的烟火》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

惠斯勒:这是一幅夜景,表现了克雷蒙公园的烟火。

荷尔克:不是克雷蒙的景色?

惠斯勒:如果画的名字是《克雷蒙的风景》,那么观众恐怕只有失望了。这是艺术层面的安排。所以我称之为“夜曲”……

荷尔克:你画这幅《黑色和金色的夜曲》用了很多时间吗?赶了多久把它画出来?

惠斯勒:噢,我大概几天的时间就把它“赶出来”了——用一天作画,另一天收尾……

荷尔克:两天的工作,你就要收200个畿尼?

惠斯勒:不,我是为一生的知识开的价目。

看过《憨豆先生》电影版第一部的同学应该还记得里面那幅老妇人的画:《画家母亲的肖像》,其作者就是惠斯勒。

十九世纪末,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跟印象主义接触,然后随身带走新发现,同时带走艺术家作为反对有产阶级的偏见和习俗的造反者所持有的新态度。惠斯勒就是这一信条最有影响的鼓吹者之一。他不是印象主义者,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光线和色彩的效果,而是优雅图案的构图。他鄙视公众对富于感情的轶事趣闻所表现的兴趣。他强调的论点是:关乎绘画的不是题材,而是把题材转化为色彩和形状的方式。

看看这幅画,夜空中的烟花碎屑发着金光,映在深沉的湖面上,旁边黑青色的树无言漠视,近景中的人们在看着这一切,远处,还有烟火在不停燃放,这不正像一支舒伯特的小夜曲么?音符不断缓缓起落,回旋。

  1. 艺术的故事》 p 530

发舟西苔岛·华托

The Embarkation for Cythera, Jean-Antoine Watteau, 1717, Oil on Canvas, 129 x 194 cm, Louvre, Paris

发舟西苔岛,让-安托万·华托,1717年,布面油画,129 x 194厘米,卢浮宫,巴黎

西苔岛,爱神维纳斯的诞生之岛,恋人之岛。最右侧的树荫掩映之中,是她的塑像。这座雕像的眼神慈悲而怜惜,她望着画面中的八对恋人,这些恋人在维纳斯雕像面前海誓山盟,决意再不分开,他们在唱歌、跳舞、调情,然而此刻他们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恋人之岛。维纳斯看着他们,似乎他们的爱情也将像她身上的花一样,不久就会凋谢。

爱情再未被表现得这样易于理解,这样一目了然:离开维纳斯和这片绿荫,他们的幸福就会陷入却全然危险的境地。这一点无须华托赘述。恋人们正沉浸在心满意足之中,但同时也在悲伤地缓缓离去——爱情的快乐,转瞬即逝。

画家安托万·华托,因开创“游乐画”(fetes galantes)这种风俗画的新样式声名鹊起,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求爱的节日”。也是华托将我们带入洛可可时期。洛可可起源于法国,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洛可可”源自法语rocaille,原指应用了贝壳和其他石雕饰品的室内装饰风格,一向给人以纤巧、华丽之印象,迥异于古典主义艺术的严肃。[1]坐落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王宫,其内部装饰就是典型的洛可可风格。

在华托美丽的景象之中,有一丝伤感难以描述,难以说明,却把华托的艺术境界提高到了超出单纯技术和漂亮的范围。他能够仅仅用一点白垩或色彩就传达出有生命的、颤动着的肌肤感。

生于比利时,37岁就因肺病在巴黎故去,华托是个病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意识到美的稍纵即逝,才使他的艺术表现出那样强烈的感情。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25
  2. 艺术的故事》 p 455

逃往埃及路上的风景·洛兰

Ideal Landscape with the Flight into Egypt, Claude Lorrain, 1663, Oil on Canvas, 193 x 147 cm,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Madrid

逃往埃及的理想化风景,克劳德·洛兰,1663年,布面油画,193 x 147厘米,提森·波涅米萨美术馆,马德里

《圣经》中说,东方三博士得知人类未来的救世主耶稣诞生,即前往耶路撒冷朝拜,以色列希律王得知后甚为恐惧,立即下令将耶稣诞生地的伯利恒地区所有男婴全部杀死,借以灭掉耶稣根除后患。上帝托梦于耶稣义父约瑟,赶快将圣母玛利亚和刚出生的耶稣带往邻国埃及避难。

洛兰的画中,有一种怀旧之美,在这一点上,他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普桑的画作一样,并以此享有盛名。

他选择自己认为跟往昔梦幻美景中的场所相称的母题,而且把景色全部浸染上金色光线或者银色空气,似乎就使整个场面理想化了。看看这幅画作,这个特点再清楚不过了——似乎每一片叶子、远处的山、水和景物,都在反射夕阳的光。

作为一个意大利化的法国人,洛兰研究了罗马附近的坎帕尼亚(Campagna)的风景,那是罗马周围的平原和山丘,具有可爱的南方色彩。还有一些雄伟的古迹引人缅怀伟大的往昔,这在他的诸多画作中都能看到。

是洛兰首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看到自然的崇高之美。在他身后几乎有一个世纪之久,旅行者习惯于按照他的标准去评价现实世界中的景色。如果那个地方使他们联想起洛兰的景象,他们就认为那个地方美丽,坐下来野餐。一些富有的英国人甚至进而决定把称为己有的那一块自然景色,即他们地产上的园林,仿照克劳德的美丽的梦境加以改造。就这样,许许多多大片的英国美丽乡村,实际上应该加上这位定居在意大利的法国画家的签名。

  1. 艺术的故事》 p 397

 

戈洛文女伯爵·维热-勒布伦

Countess Golovin, Elisabeth Vigee-Le Brun, 1797-1800, 83 x 67 cm, 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 Birmingham, England

戈洛文女伯爵,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1797-1800年,83 x 67厘米,巴伯美术研究院,伯明翰,英国

这是一幅异常优美、甚至带点儿色情意味的俄罗斯女贵族肖像:黝黑儿卷曲的长发,随意缠系着的发呆,秋波流转的大眼睛,和她撩起披肩、抚媚地贴向脸颊的神态……任何男性都会留意到这一切。[1]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法国王室支持者。雅克·路易·大卫为之激动的革命气氛,对她没有丝毫吸引力。她理解新古典主义,但超越了它的拘谨,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感受着巴洛克式的自由。[2]

这就是那种会与你对话的肖像画,多看她几眼,仿佛她就会从画中走出来,站在你的面前,然后坐在你的身边,同你谈论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以及草原上的马。

  1. 温迪嬷嬷的艺术之旅》 p 64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58

格兰·杰特岛星期天的下午·修拉

A Sunday on La Grande Jatte, Georges-Pierre Seurat, 1884-1886, Oil on Canvas, 207.6 x 308 cm,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格兰·杰特岛星期天的下午,乔治·修拉,1884-1886年,布面油画,207.6 x 308 厘米,芝加哥艺术学院

“在我的画里,有人说看到了诗意,我看到的是科学。”——乔治·修拉

一幅画,更是一个万花筒,是当时世态万千的展现,更重要的,是画中一个一个的色点,就是万花筒中一片一片的碎色。

放大画中某些局部,可以看到一个个的色点。比如这位坐在阴影中、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的绅士。

比如牵着白衣小女孩的女士的衣裙下摆:

看似杂乱无章的各种色点,组合起来,构成了这样一幅《格兰·杰特岛星期天的下午》。

仔细观看,画中充满富有趣味的细节——各种人物,特别是这些穿着礼服的女人们,尤其有位女士,手持竹竿,在河边钓鱼。其实,根据一个纪录片中的研究,这个格兰·杰特岛,当时是个卖笑的欢场。穿着入时时的年轻女子,很多都是到这里来寻找短期伙食、长期饭票的。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画面中的男子们产生好奇。戴礼帽的坐着的男子,与前景有些像是工人打扮、叼着烟头的老哥,他们真的都是到这里来猎艳的么?右侧这位刚刚进入画面的绅士,他身边的女士与他又是什么关系?最有趣的一点在于:他们两人脚下这只猴子是怎么回事?时至今日,这只猴子仍然是个谜。

当然不仅仅是猴子,至少还能看到三条狗,清晰分辨出四个小孩子(都是女孩儿,奇怪……),远处走来两名士兵或是警察,以及一众前来休闲、或是抱有其他目的的人们。

旁边的塞纳河里面,有帆船、汽船、单人小舟和划艇。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个宝贵的假日的下午。

美国物理学家O·N·鲁特,曾与1880年出版著作《现代色彩学》。他做过如下试验:在一个回转的圆盘上涂以平列的两种色彩,在另一个圆盘上,则把两种色彩调和成混合色;圆盘转动时,涂以两种平列色彩的,自然地造成一种混合的感觉,射入眼帘之色的灿烂、强烈,远超过原来调和的混合色。这一实验使人相信,与其在调色板上把颜色调匀,不如直接把纯粹的原色排列在画布上,让观众的眼睛自行去获得混合的色彩效果。新印象派画家根据这种原理认为,在光的照耀下,一切物象的色彩是分割的,要真实地表达这种分割的色彩,必须把不同的、纯色彩的点和块并列在一起。由于新印象派对色彩用分割法,所以这一派也常常被称为“分割主义”(divisionism);又由于他们使用点描画法,他们往往又被称为“点彩派”(pointillists)。[3]

无疑,修拉就是点彩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学习期间,就对光学理论很感兴趣,并逐渐沉醉于点彩派的画法。d

由于这种画法去掉了所有的轮廓,自然使形象难以辨识。于是,修拉不得不设法补救他的绘画技术的复杂性,对形象进行根本的简化,他强调直线和水平线,几乎有埃及的艺术风味,这使他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忠实地描绘自然面貌的道路,走向探索有趣的、富有表现力的图案的道路。[4]

遗憾的是,他在32岁便英年早逝。

  1. 欧洲绘画史》 p208
  2. 艺术的故事》 p344

希阿岛的屠杀·德拉克洛瓦

The Massacre at Chios, Eugene Delacroix, 1824, Oil on Canvas, 419 x 354 cm, Louvre, Paris

希阿岛的屠杀,欧仁·德拉克洛瓦,1824年,布面油画,419 x 354厘米,卢浮宫,巴黎

这就是我在《干草车》的介绍中提到的那幅画,它的背景之所以这么亮,就是因为德拉克洛瓦看到了《干草车》之后修改的。

1822年,奥斯曼帝国军队为了镇压希腊的独立战争,在希阿岛屠杀了数万名希腊人。当时,邻近岛屿的希腊人来到希阿岛上,鼓励岛人为了独立而斗争,因此导致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屠杀报复。进攻从1822年4月11日开始,持续数月之久,直到当年夏天。战争导致2万当地居民死亡,剩余7万余人,几乎全部被强制驱逐成为奴隶。这次屠杀引起了国际社会公愤,并让希腊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支持。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人所共知。这幅《希阿岛的屠杀》是他第二幅主要作品。4米高的画,将战争的恐怖表现得一览无余。受害者的痛苦夹杂着军队的野蛮,复杂的构图与多彩的色调互相映衬,恐怖和死亡不再只是阴影;在这一幕画面前,时间仿佛都停止了,背景凄惨的远景中,那些被放火燃烧的房子冒出的青烟似乎还在缓缓升起。

与当时反映内战后情况的其他典型画作不同,这幅画中没有英雄形象去平衡遭受苦难的受害者,从画中的废墟和绝望中,也看不到一丝希望的迹象。侵略者被刻画得充满生气,与受害者们的阴郁凄厉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有评论者甚至指责德拉克洛瓦试图展示对残忍的占领者们的同情。时至今日,我想这样的指责不会存在了。站在这样一幅画前,我们会震慑于人性的残暴、悲哀、无助。

你看那右下角的婴儿,他光着身子,趴在已经死去的母亲的身上,仍然希望吮吸到滋养自己的奶水。母亲左侧的老妇人,双目上望,双唇微启,似乎是在向天上的诸神发出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为什么这些惨剧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幕情景,让我想起一些老纪录片里面的镜头,是关于日寇入侵时期的纪录片,我已经记不清那纪录片的场景是在上海、武汉,重庆、长沙,还是南京,只记得坐在死去母亲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衣衫凌乱、披头散发、面如死灰的老妇人……

前景中的人物密集,对比强烈的,是他们身后开放而分散的背景空间。大地、海洋,光明、阴影,这些飘忽的色带,以冷漠无情的方式彼此交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梅杜莎之筏》之里,我曾提到那幅画对德拉克洛瓦的巨大影响。其中的双金字塔造型,在这幅画前景中同样可以看到。13个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裹围在一起,等待被屠杀,被奴役。他们几乎以一种完全平面的方式出现在观者面前,跌落在地,秩序失调,杂乱分布。画布左侧的金字塔,以带有土耳其毡帽的男子为顶点,右侧以骑马的士兵为顶点。两个金字塔之间的区域中,有两个士兵,还有两名希腊受害者——一名年轻男子被一名年轻女子拥抱。左侧金字塔中的两个男人受了伤,前面的男人已经濒临死亡,戴毡帽的男人也已经无法再防御侵略者的攻击。他的目光朝向面前遭受苦难的孩子们的方向,但是并没有真正落在他们身上。这种疏离感,与正要死去的男人的空洞眼神合在一起,让这组人充满绝望的气氛。

右侧的金字塔截然相反,涌动着垂直向上的力。一个女人扭曲的身体与马连在一体,躯体向上伸展到她的左侧,马因震惊而飞扬的鬃毛,马上的士兵身体也扭转着,一副威风凛凛、居高临下的姿态,这都让这一组向上提升的人像充满动感。可在金字塔底部, 是那老妇人、那婴儿和其死去的母亲的尸体。

对于背景,曾有评论者说:“背景从把整体构图从中间切割开来,以不可言状的方式,从前景的一众人物中凸现出来。”这种充满张力的安排将整张画分为两个部分,各自包括缠绕在一起的尸体,四处投射的目光,以及其他诸多细节,争夺着观者的注意力。在中景中,是另一幕人道惨剧;背景是被毁坏、燃烧的居所,还有像伤痕一样的大地。往往被表现成湛蓝的地中海地平线,这里都是阴冷、荒凉的、土地一般的颜色,只有战争的硝烟、马飞撒的鬃毛和士兵的头颅将它刺穿。

梅杜莎之筏·热里科

The Raft of the Medusa, Theodore Gericault, 1818-1819, Oil on canvas, 491 x 716 cm, Louvre, Paris

梅杜莎之筏,泰奥多·热里科,1818-1819年,布面油画,491 x 716厘米,卢浮宫,巴黎

1816年,法国军舰“梅杜莎号”在前往西非的途中沉没。幸存者乘坐木筏逃生。船长和高级军官们坐着救生艇逃离,把这只临时扎成的木筏留给150名乘客和船员。他们在大西洋漂流了13天,除15人外全部丧生。在这条筏子上,维生资源异常匮乏,生的机会异常渺茫,于是,为了生存,人们互相残杀,乃至相食等一幕幕人间惨剧,在这艘灾难之筏上一再上演。

这就是本画的背景。

《梅杜莎之筏》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代表作,画家热里科虽然32岁即英年早逝。但这幅画的影响却可以在欧仁·德拉克洛瓦、J·W·特纳、古斯塔夫·库尔贝和莫奈的作品中看到。

这幅画的体量很大,宽7.16米,高4.91米,画中几乎所有人物皆为真人大小。前景中的人几乎有真人两倍大。观者站在画前,仿佛身临惨境。

这是一幅采取双金字塔构图的画。观者首先会被吸引到画面中间,接下来,幸存者的躯体以其竭尽全力的姿态,将我们吸引到画面右侧。艺术史学者告诉我们:“一条水平方向的对角线,将我们从左下侧的死者带到右上角的生者,也是整幅画的顶点。”画中还有两条对角线,用以强化戏剧张力。一条由桅杆和其上的绳索构成,将观者视线引向扑过来的海浪,这海浪几乎要将整个筏子吞没了。向上伸展的人物构成了第二条,引向Argus号的轮廓,那艘救起这灾难之筏上幸存者的船只。

尸体的惨白色调、幸存者衣衫的黯淡色调、海与云的绿、黑、灰、棕,这是画面中的主色。画面整体偏黑,气氛阴郁,棕色为主,热里科认为这颜色可以突显悲剧和痛苦效果。作品的光影明暗对比被认为是“卡拉瓦乔式的”。为了不影响筏子和人物的调子,海的颜色有意用深绿替代了深蓝。拯救船所在的远方区域,有亮光闪现,为整个昏暗的场景带来光明。

画面前景中的老人,也许引用了但丁《神曲》中的角色——乌戈里诺(Ugolino),作为人相食的象征。这也是这条灾难之筏最令人情绪难平的惨剧。筏子上其他人都对看到Agus号兴奋不已,只有这个老人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只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不肯放松。也许是丧子之痛使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也许是他看到的人伦惨剧让他对“人”这种动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画中将一个黑人放在最高点,这在当时是充满争议的,热里科自己对废奴主义充满同情。

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新古典主义中描绘古典英雄人物形象的方式,绘制了一起灾难之中的平民受难者,看看他们的肌肉、五官,仿佛他们是从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之中走下来,却不小心踏上了这条充满险恶的筏子。而这,就更让观者感到震动。以往观看古典绘画那种心平气和、圣洁清明的心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力量的慨叹和命运无常的惊恐。当然,还有对当权者恣意妄为的不满,因为“梅杜莎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故,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并未经过深入调查,就随意任命了一位经验不足的军官担任船长。

热里科绘制这幅画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为了更逼真地表现尸体,他多次去停尸房素描,甚至自己购买死尸和损坏的头颅到自己的工作室,研究它们腐败时的样子。即使发着高烧,他还是多次前往海岸,以见证暴风雨冲击岸边时的样子。

热里科使用了很多自己的朋友作为模特。德拉克洛瓦,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其中之一,在画面中,他是这个面部冲下,手臂伸出的人。他曾写到:“在他还没画完的时候,热里科就让我看了他的这幅画。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当我从他工作室出来之后,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一路狂奔,直到回到我的房间才停下来。” [1]

热里科似乎逼迫我们从感官上接受人类苦难和死亡的现实。这是一种在最可怕的境况之下的死亡——极度痛苦,受尽折磨,漫长的垂死挣扎,绝无高贵或隐蔽可言。这幅画的戏剧性以对肉体痛苦的细节刻画来表现,热里科似乎是在有意避免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场面中使用过于明亮、细碎的色彩,看画的人在画上找不到可以逃脱粗笨的三角形木筏冲击力的空间,它仿佛是一根猛击向我们腹部的木棒。[2]

而热里科自己生命的终结,同样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过程:他当时由于骑马事故受伤,同时受到结核病的折磨,许久,才离开人世。无意之中,这幅画也成为他人生的诠释。

这幅画和它表现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三体》的第二部,那逃往宇宙深处的战舰,不就是这梅杜莎之筏么?黑暗森林、猜疑链,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60

苦艾酒·德加

In a Café, also called Absinthe; Edgar Degas; 1873; Oil on canvas; 92 x 68 cm; Musée d’Orsay, Paris

苦艾酒,爱德加·德加,1873年,布面油画,92 x 68 厘米,奥赛美术馆,巴黎

这是巴黎一间咖啡馆中的一刻,画中两个人物,女士梳妆打扮整齐,表情却落寞黯然,摆在面前的一杯苦艾酒,似乎还没有动,或者她只是浅酌一口,心思却不知道被面前杯中的绿色仙子领到了什么地方。

她身边的黑衣男人,眼光看向画面之外,神态漠然,虽然与女士同坐一桌,但两人毫无任何沟通。而从整个画面看来,这两个人即使说上几句话,恐怕也说不上是心与心的交流。两人背后的影子,黢黑暗淡,似乎为整幅画的调子打上了黑色的强调符号。

当时的巴黎,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城市大发展,人口大发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也越来越机械化、冷漠。“我们的孤独感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单纯的数字问题。这个星球上生活着几十亿人口,这就使得跟陌生人搭话这样的想法比起人烟稀少的年代要更加可怕,因为社交的深入程度似乎与人口的密度成反比关系。一般而言,我们于他人欣然交谈,其隐含的前提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彻底回避这一交谈对象。……对于同时代居于城市的人而言,尽管他同样的心地善良、热情好客,但为了维持起码的内心平静,他就必须对身边的同类表现出熟视无睹的神情,哪怕这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就在你周遭几厘米外吃喝拉撒,睡觉做爱,争吵不休,生老病死。”[6]

苦艾酒,被看作神秘的、令人上瘾的、和改变思想的饮料,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苦艾酒配方复杂,主要原料有茴香、海索草、蜜蜂花、桧、肉豆蔻、婆罗纳等植物,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从多年生草本植物苦艾中提取的苦艾汁,它赋予了苦艾酒灵魂。曾几何时,它是梵高和莫奈的宠儿,被称为绿色仙子。

19世纪中叶以来,苦艾酒曾担任众多美术、电影、电视、音乐和文学作品的主题。然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禁酒运动和酿酒协会的带动下,苦艾酒和暴力犯罪与社会动乱划上等号。一位评论家称:苦艾酒使你疯狂,诱惑你犯罪,引发癫痫,结核病。它使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葬送生命。它将男人变成凶猛的野兽,将女人变成悲惨的牺牲者,将小孩变成败类,它破坏家庭,毁灭幸福,威胁整个国家的未来。

正因如此,今天的画作在刚刚展出时,被时人唾弃,而且主要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观者。因为这些喝苦艾酒的人竟然也能作为绘画的主题!怎么能这样呢?绘画应该是弘扬真善美的!更有人称画中的女士为“妓女”。

可是,当时在法国生活的众多艺术家和作家都是出名的苦艾酒爱好者,经常一边工作一边饮用苦艾酒。包括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Amedeo Modigliani)、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居伊·德·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和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之后继承了这种苦艾酒文化的艺术家和作家包括了巴勃洛·毕加索(Pablo Picasso)、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王尔德曾说:“苦艾酒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诗意的东西,一杯苦艾酒和一轮落日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在进入佳境之后形容自己看到的情景:我感觉大簇大簇的郁金香,在我脚边挨挨擦擦。苦艾酒又叫忘忧酒,当你进入幻觉,所有的烦恼都结束。

  1. L’Absinthe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 苦艾酒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3. Musée d’Orsay: Edgar Degas In a Café 
  4. p 464
  5.  p 18

阿尔卡迪亚的牧人·普桑

Et in Arcadia Ego, Nicolas Poussin, 1638-1640, Oil on Canvas, Louvre, Paris

阿卡迪亚的牧人,尼古拉斯·普桑,1638-1640年,布面油画,卢浮宫,巴黎

6月15日,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生日。

普桑在《阿尔卡迪亚的牧人》(Et in Arcadia ego, Les bergers d’Arcadie)一画中,描绘如诗如画的夏日野外,本是无忧无虑的牧羊人聚集围绕在一座简朴的墓前,以手势表达出他们所发现的墓碑题词。碑上刻着拉丁文「Et in Arcadia ego」(等在阿尔卡迪亚自我),表达了这人间仙境曾经存在、却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阿尔卡迪亚」源自古典希腊时期的田园诗,据说位于希腊南部山区的中央高地上,是个牧羊人和猎人居住的理想化的世外桃源;传统中牧羊人整个夏日过着野外生活,他们照顾羊群,也有许多时间是在吹笛、写情诗或对唱;早于西元前三世纪就已有诗人和艺术家们颂扬阿尔卡迪亚的乡景田园风光。

「Et in Arcadia ego」这句拉丁词组通常被解释为「即使在阿卡迪亚我存在」(Even in Arcadia I exist),而普桑的传记作者安德烈(Andre Felibien)解释它的意思是「埋在这座坟墓的人一直住在阿卡迪亚」(The person buried in this tomb has lived in Arcadia)。

画中古典的牧羊人手指铭文,似乎在沉思、研究铭文的意义,透过手势和眼神说明年轻的自己对永生的意涵不解。右侧的女子端正的面貌,高贵、优美的服饰,典雅的身体比例,稳重、庄严的仪态,表现出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形式;画中构图严谨,四位年轻人或左右、或高低、前后彼此平衡,秩序明晰,加上光线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富有田园诗般宁静气氛。

普桑以井然有序、具体而优雅来呈现古典色彩。牧羊人映在碑文上的影子似乎在提醒人间欢乐的短暂,从而强调生命永恆意义的追寻。

  1. Nicolas Poussi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