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 of a Child, probably the artist’s daughter Clara Serena, Peter Paul Rubens, c1616, Oil on Canvas, mounted on  wood, 33 x 26.3 cm, Sammlungen des Fürsten von Liechtenstein, Vaduz

女孩头像，可能是画家的女儿克拉拉·塞拉娜；鲁本斯；约1616年；画布油画，裱贴于木板；33 x 26.3 厘米；列支敦士登王子收藏，瓦杜茨，列支敦士登

这里根本没有构图的诀窍，没有华服盛装和缕缕光线，只有一个孩子的简单的迎面肖像。然而她似乎在呼吸，心也在跳动，好像活人一样。这正是鲁本斯最大的艺术奥秘——他自信他的笔法转瞬就能赋予任何东西以生命，他魔法般的技巧能使所有的东西栩栩如生，热情而欢快地活起来。

金发打理得井井有条，发际线干净流畅，额头光洁明亮，棕黑色的眼瞳充满自信，粉红的双颊、小巧的鼻子、娇艳欲滴的双唇，再加上线条明朗又不失圆润的下巴——一个聪明、美丽、健康的女孩似乎就站在我们面前。

试图分析鲁本斯怎样赋予画面欢快的生命力是枉费心机的，但是那必然跟大胆、精细地处理光线有一定关系，他用光表示出嘴唇的湿润、面部和头发的造型。[1]

鲁本斯是历史上最幸运的画家：他英俊、健康，受过良好的教育、善解人意、性情温和，很富有，是个天生的外交家，深受欧洲各国王公的赏识，两次婚姻都很成功；他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他以一种无私的勤勉尽力发挥自己的天才，凭借真诚的善良获得了长久的好运。[2]

这幅肖像画作品只不过是他众多辉煌、庞大作品之一斑。他在安排色彩缤纷的大型绘画和在赋予画面以充沛的活力方面都有无与伦比的天赋。他能把大气磅礴的气势与大型作品中的人物结合在一起，产生或欢乐、或低沉、或哀伤、或紧张的气氛，令观者身临其境。

鲁本斯把意大利的华美、佛兰德斯式的明晰和光感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鲁本斯的作品中臻于极致。他将天主教的人文主义注入自己的作品——这种人文主义允许感官的愉悦与宗教感同步发展——从而创造出了乐观、脱俗、充满活力的风格。

1. 《艺术的故事》 p 400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190

Portrait of a Polish Woman, Amedeo Modigliani, 1919, Oil on Canvas, 100.3 x 64.8 cm,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波兰女人肖像，阿梅迪奥·莫迪利阿尼，1919年，布面油画，100.3 x 64.8厘米，费城美术馆

“柳叶眉，杏花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看到莫迪利阿尼的女性肖像，这几句形容中国传统女性美貌的话，总会出现。

画中的女性略带愁容，面颊细长，脖子细长，身形细长，有一种独特的变形美。线条柔和、协调，自有优雅的趣味。这也是莫迪利阿尼的肖像画一贯的特点。同时，愈到晚期，他的画中的线条愈加纤细、柔和。这幅画就是他去世前一年的作品。而画中人物的忧郁表情，似乎就是画家本身对于人生的孤独和人性的本质的表达。他的智慧表现在敏锐纯粹的线条中，他的情感则流露在温暖透明的色调中，智慧与感性这两者，同时融入他的画面中，成为其作品中的主要精神。肖像画和女性裸体画，这是莫迪利阿尼最闻名的两类画。在他的女性裸体画中，色调和线条的体现更为明显。[1]

意大利画家莫迪利阿尼，被后世视为“巴黎画派”的代表成员之一，是一位帅哥；令人唏嘘的是：是一位36岁就早逝的帅哥，“是一个漂亮得几乎注定早夭的年轻人”[2]；更令无数女士为之唏嘘的是：是一位身后有着凄美爱情故事的帅哥。1920年1月24日，他因病离开人世；第二天早上，与他恩爱情深、身怀九个月身孕的珍妮·艾比豆妮悲痛欲绝，从五楼的窗户跳楼自杀身亡。

他在20岁出头时，就来到了当时的艺术圣殿——巴黎。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正是艺术趣味的中心（要了解当时的盛况，不妨参考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毕加索、波拉克、布朗库西、克利、康定斯基、基斯林格等一系列先锋艺术家，都在巴黎崭露头角。而莫迪利阿尼来自古典艺术的摇篮——意大利，他深受提香、波提切利等古典绘画大师的影响，先锋派的气氛让他觉得并不完全适应，虽然一些作品能看出受到影响，但他总持有谨慎的态度、中庸稳重的看法，站在超然的立场加以思考。当他的意大利朋友赛凡里尼发表未来派宣言时，他却拒绝在上面签名，留恋人性的整体价值观念。他寻求一种从佛罗伦萨、西耶那、威尼斯画派等艺术大师门流传下来的优美传统，一种充满人性、和谐统一的样式。换句话说，他热衷于表达人性的追求。从他绘制肖像画中脸部的方式，依稀可以看到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影子。

1. 《世界名画家全集——莫迪利阿尼》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345

Countess Golovin, Elisabeth Vigee-Le Brun, 1797-1800, 83 x 67 cm, 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 Birmingham, England

戈洛文女伯爵，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1797-1800年，83 x 67厘米，巴伯美术研究院，伯明翰，英国

这是一幅异常优美、甚至带点儿色情意味的俄罗斯女贵族肖像：黝黑儿卷曲的长发，随意缠系着的发呆，秋波流转的大眼睛，和她撩起披肩、抚媚地贴向脸颊的神态……任何男性都会留意到这一切。[1]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法国王室支持者。雅克·路易·大卫为之激动的革命气氛，对她没有丝毫吸引力。她理解新古典主义，但超越了它的拘谨，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感受着巴洛克式的自由。[2]

这就是那种会与你对话的肖像画，多看她几眼，仿佛她就会从画中走出来，站在你的面前，然后坐在你的身边，同你谈论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以及草原上的马。

1. 《温迪嬷嬷的艺术之旅》 p 64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