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的玛利亚·范·里德-阿斯隆 by 让-艾蒂安·利奥塔德

Maria Frederike van Reede-Athlone, later Countess von Heiden, at Seven, Jean-Etienne Liotard, 1755, Pastel on Vellum, 57.2 x 47 cm, J. Paul Getty Centr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七岁的玛利亚·范·里德-阿斯隆,让-艾蒂安·利奥塔德,1755年,牛皮纸上的粉蜡笔画,57.2×47厘米,J.保罗盖蒂中心,洛杉矶,加利福尼亚

让-艾蒂安·利奥塔德(1702-1789)典型的启蒙时期画家,游遍整个欧洲,到过君士坦丁堡(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对不同文化感兴趣,渴望展现人性。他的风格冷静、现实,这也将他与当时主流的沙龙(巴黎美术学院的官方展览场所)画家们区别开来。他的模特,不管是来自贵族还是布尔乔亚家庭,都被用直接的笔法得以表现,而且有着照相术般的精确度,可与当时的夏尔丹媲美。

这幅作于1755-1756年的肖像,是七岁的玛利亚·范·里德-阿斯隆,一个荷兰贵族家庭的女儿。利奥塔德展现出高难度的粉蜡笔绘画技法。颜色鲜活,有着微妙的变化,创造出一种透明感,似乎珐琅瓷做的肖像,而这也是他最初受训从事的手艺。他的模特背景是一种典型的灰棕色,创造出一种空间感。这是一幅充满私密感的肖像,表现出适度的魅力:年轻女孩望向一边,略显羞涩,她的狗充满自信,两眼直视。18世纪,欧洲涌现了大量中产阶级,同时人们对于孩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将他们看作拥有自己权利的孩子,而不是小大人;这两种趋势都在这幅肖像中得到了体现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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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蚝午餐 by 让·弗朗索瓦·特鲁瓦

The Lunch of Oysters, Jean-Francois de Troy, 1735, Oil on Canvas, 180 x 126 cm,  Musee Conde, Chantilly

生蚝午餐,让·弗朗索瓦·特鲁瓦,1735年,布面油画,180 x 126 厘米, 孔代美术馆,尚蒂伊

桌子周围坐满了人,闪耀着颜色以及人们的机智,在这里,狂欢与食物同样重要。我们不知道打猎的成果如何,但是一路骑行的确让诸多客人胃口大开。

餐厅的欢宴上方,维纳斯娇弱无力,下面,国王在宴请年轻的王公贵族们。女神的头上有个贝壳,她从高高的壁龛往下看,看丘比特绕着洛可可风的枝状大烛台玩耍。丘比特的小伙伴们爬在檐板上,女神柱仿佛支撑着檐板。上面一幅椭圆形的画反映了这个场景,描绘出轻狂的众神们纵情狂欢,不过它挂得太高,其中的信息没人注意。下面,整个场景已经设定完成。

银色盘子用来奉上食物,而且都空了。蚝壳堆在地面上,跟过去一样,那时,钟爱精美和奢华的众神,也会一起大快朵颐。凡尔赛跟奥林匹斯山没有关系,但让·弗朗索瓦·特鲁瓦还是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他们绘制出了奥林匹斯山之美。生蚝透明的肉在舌尖融化,盐勾出它的新鲜味道,同时平息和引起口渴之感——前者带动后者。仆人端上来的越来越多。爱之女神,像生蚝一样,从丰盈的海水中浮现,在生蚝上打上她的封印。餐桌上的愉悦只是前奏。

沿着房间黑白相间的地砖,欢乐的气氛四散传播。可能有人会想:某个地方,在某个地方,有穿着层层丝绸和蕾丝的女子在偷窥这个场景,但在背景中,看不到潜藏的裙子和漂亮的脸颊。此时此刻,这些和蔼可亲的绅士们享受彼此的陪伴,享受令人垂涎的生蚝。他们对其从不厌倦。过往的众神们,这些缺乏享受的不朽生命,他们那时还未享用过含汽葡萄酒,这酒可以挑逗、满足他们的喉咙,让饮酒者感到像这酒一样轻盈。他们的头开始发晕,所有的感觉都放松了。作为一个微妙的结束,一只香槟酒瓶塞刚被起出,在路易十六的画家手中,这瓶塞永远不会掉落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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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千春光 by 弗拉戈纳

The Swing(French:  L’Escarpolette), Jean-Honore Fragonard, c. 1767, Oil on Canvas, 81 x 64.2 cm,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

秋千,让·奥诺雷·弗拉戈纳,约1767年,布面油画,81 x 64.2厘米,华莱士收藏博物馆,伦敦

弗拉戈纳来自法国东南部的格拉斯——法国香水工业中心, 他是布歇的学生,是一位作画快、大手笔的画家。在帮助观众分享他对年轻妇女和她们的身体的愉悦感方面,他的技艺和布歇同样精湛,而且他对人物思想感情的捕捉更为敏锐。

这幅画中愉悦的场景绘制于弗拉戈纳艺术生涯早期,当时他刚刚荣膺画家学会成员。其时,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宫廷朝臣与弗拉戈纳接洽,邀其作画。那位年轻人想要一幅其与情人的画像。他与情人只是斯通,因此提议画家描绘其情妇荡秋千的场景,并将他本人安置于密集的灌木丛林间,以此暗示其地下恋情,而推秋千者则画成一位助教。弗拉戈纳对这种有辱教会的构思颇感忐忑,忧虑期艺术事业受牵连,最终说服作品出资者将推秋千的主教形象替换为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丈夫。

弗拉戈纳常常机智地利用雕像作为场景道具,让雕像参与画面叙事。丘比特是传统的爱情象征,出现于情爱场面自然是物尽其用。小爱神在此画中是个沉默的同谋,他竖起手指置于嘴唇前示意噤声,更强调了两位男女的私密地下情。

而洛可可艺术家沉迷于情色题材,粉色的秀美鞋履飞向空中,陡然徒增了画面轻逸放荡的气氛。在稍早期的道德训谕绘画中,给女子少画一只鞋就意味着该女子已经失去童贞。而在此画中,秋千上的女子还特意将裙边往上踢高,以便她的情郎看到她裙下腿间的旖旎春光。

而描绘秋千“荡妇”的绘画在洛可可时期颇为风靡。秋千代表动摇轻浮,因此是隐喻对婚姻不忠以及出轨的理想意象。画中的丈夫看上去是以两根长绳控制了秋千,但在现实中,他却根本无法驾驭他那多情而善于机变的妻子。

右下方有一只生动的小狗,它十分难以发现,隐藏在画面底部,正看向这场情爱游戏。小狗在此出现有反讽意味,因为夫妻双人肖像中常常有狗出现,那是婚姻忠诚的象征。这里的小狗蹦跳吠叫,似乎在揭露警示这对青年男女的特殊关系,但画面中的所有人都对它置若罔闻。

  1. 《艺术通史》 p 254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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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猎物的静物·夏尔丹

Still Life with Pheasant, Jean Simeon Chardin, c1750, Oil on Canvas, 49.6 x 59.4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有猎物的静物,夏尔丹,约1650年,布面油画,49.6 x 59.4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夏尔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静物画家之一。之所以被归于“洛可可”,仅仅是因为年代相合。尽管夏尔丹选择表现的题材非常迷人,但他从不流于表面,常常拥有道德寓意。

在这幅画中,被宰杀的鸟和兔子都是小而无害的生物,它们正以一种庄严的姿态躺在厨房台板的“祭坛”上。暮色笼罩墙壁,闪着幽光,光芒仿佛发自墙壁内部。

夏尔丹代表我们准备了这个祭献的仪式。被祭献的除了动物还有蔬菜。夏尔丹在这些祭品前谦恭地低下了头。

李健曾经在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说过: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理性的,纯感性的艺术作品很难经得起推敲。艺术冲动的那一瞬间是感性的,所谓的灵感,但把灵感能够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其实是靠技术,是靠理性的思维。

夏尔丹的画可为例证。夏尔丹从不随波逐流地创作他那个时代被视为“主旋律”的题材。他的作品主要表现室内没有戏剧色彩的静态景物,以及普通人生活中宁静的瞬间景象。从题材和内容上说,并无太多新奇之处,只因他的处理手法,才使之具有了宏大的气势。

他感觉到家庭场面中的诗意,并把它描绘下来,不追求惊人的效果或明显的暗示,与荷兰的维米尔类似。他的色彩也是平静而克制的,跟之前介绍过的华托的作品相比,他的作品可能不够辉煌。但如果我们观看原作,立刻发现他的作品色调有细微变化,场面布局似乎朴实无华,隐然含有功力,使他成为18世纪最有魅力的画家之一。

  1. 《艺术的故事》 p 470 – 472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30 -231

画家的女儿追扑蝴蝶·庚斯博罗

The Painter’s Daughters Chasing a Butterfly, Thomas Gainsborough, 1759, Oil on Canvas, 104 x 113.7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画家的女儿追扑蝴蝶,托马斯·庚斯博罗,1759年,布面油画,104 x 113.7厘米,国家美术馆,伦敦

之前曾经介绍过英国伟大的风景画画家康斯特布尔和他的作品《干草车》,不过他曾经写道:“我觉得在每一道树篱、每一株中空的树里都能看到庚斯博罗的影子。”

使英国绘画进入伟大时期的画家有一个群体,庚斯博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风景画上的成就,为康斯特布尔风景画彻底的自然主义手法与英国浪漫主义的绘画传统铺平了道路。在肖像画方面,他不但准确捕捉人物形象,而且对悲凉之美、英雄主义、对时间如何改变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十分敏感。因此,他的某些肖像画令人心碎、凄凉。

这幅画就是他的两个女儿:莫莉和玛格丽特,她们常常在他的画中出现,而且带着一丝悲凉色彩。两个平常的女孩被画家视为掌上明珠,但她们的未来不会幸福——她们在精神上都非常脆弱。我们仿佛能从画中预感到这种不幸——只有孩子才会捉蝴蝶,成人能够伤感地意识到:蝴蝶很难捕捉,即使捉到后,也难免一死。可是对孩子来说:这种追逐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任何忧虑。

画面中,妹妹眼中只有蝴蝶,表情透露出认真和执著,整个身体语言都在诉说对那只白色生物的向往。而姐姐却不是如此,她一只手拉着小妹妹的手,保护她,仿佛要叫她不要光顾着蝴蝶而忘记看脚下的路,另一只手把手绢扬起来,已经准备出手用手绢把蝴蝶扑落了。

最吸引人的,是姐姐的表情,她当然也喜欢那只蝴蝶,但同时,她似乎知道有人在看着她,有一种假装小大人似的、成人般的、克制的微笑在脸上出现,让人难忘。

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证明庚斯博罗从小就具备的出色肖像画能力。

一天,窃贼越入庚斯博罗的家园,小艺术家却在墙头看得真切,他把其中一个窃贼的面貌画了一幅速写,报官时以画为凭,案子很快就破了。

这还不算。这张饶有意味的速写并没遗失,后来,庚斯博罗把它划入一幅描写窃贼的画中。人们把它悬挂在园中,正好在当时窃贼所站的地方。据说路人竟然分辨不出真伪,当它是个真人。

这件作品现藏伊普斯维奇(Ipswich)美术馆。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40-241
  2. 《世界美学名作二十讲》 p266

 

 

发舟西苔岛·华托

The Embarkation for Cythera, Jean-Antoine Watteau, 1717, Oil on Canvas, 129 x 194 cm, Louvre, Paris

发舟西苔岛,让-安托万·华托,1717年,布面油画,129 x 194厘米,卢浮宫,巴黎

西苔岛,爱神维纳斯的诞生之岛,恋人之岛。最右侧的树荫掩映之中,是她的塑像。这座雕像的眼神慈悲而怜惜,她望着画面中的八对恋人,这些恋人在维纳斯雕像面前海誓山盟,决意再不分开,他们在唱歌、跳舞、调情,然而此刻他们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恋人之岛。维纳斯看着他们,似乎他们的爱情也将像她身上的花一样,不久就会凋谢。

爱情再未被表现得这样易于理解,这样一目了然:离开维纳斯和这片绿荫,他们的幸福就会陷入却全然危险的境地。这一点无须华托赘述。恋人们正沉浸在心满意足之中,但同时也在悲伤地缓缓离去——爱情的快乐,转瞬即逝。

画家安托万·华托,因开创“游乐画”(fetes galantes)这种风俗画的新样式声名鹊起,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求爱的节日”。也是华托将我们带入洛可可时期。洛可可起源于法国,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洛可可”源自法语rocaille,原指应用了贝壳和其他石雕饰品的室内装饰风格,一向给人以纤巧、华丽之印象,迥异于古典主义艺术的严肃。[1]坐落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王宫,其内部装饰就是典型的洛可可风格。

在华托美丽的景象之中,有一丝伤感难以描述,难以说明,却把华托的艺术境界提高到了超出单纯技术和漂亮的范围。他能够仅仅用一点白垩或色彩就传达出有生命的、颤动着的肌肤感。

生于比利时,37岁就因肺病在巴黎故去,华托是个病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意识到美的稍纵即逝,才使他的艺术表现出那样强烈的感情。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225
  2. 艺术的故事》 p 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