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孩子受到一只夜莺的威胁 by 马克斯·恩斯特

Two Children Are Threatened by a Nightingale, Max Ernst(Germany), 1924, Surrealism, Oil on panel with painted wood elements and frame, 69.8 x 57.1 cm,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两个孩子受到一只夜莺的威胁,马克斯·恩斯特(德国),1924年,超现实主义,油画颜料在带有木框的木板上绘制,69.8×57.1厘米,MoMA,纽约

在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1891——1976)与自己很多同代人一样,产生了撕裂感和疏离感,而且不再能够接受传统的欧洲道德原则。在不断成长的达达运动中,他找到了安慰。达达完全拒绝分类和布尔乔亚标签,因此后来让位给超现实主义;在超现实主义中,日常的想法常常被看作解放想象力的方法,非常重要;恩斯特与亨利·马格利特、萨尔瓦多·达利和胡安·米罗一起,使用绘画、雕刻和拼贴来将梦境表现出来。

1922年,恩斯特开始创作一系列作品,表现自己童年时的幻梦与噩梦。“两个孩子受到一只夜莺的威胁”不完全是一个拼贴作品,但是就像恩斯特1918年到1924年的绘画作品一样,该作品也基于类似的方法。恩斯特相信“谈到拼贴,就是在谈非理性(he who speaks of collage, speaks of the irrational)”,因此,在这幅作品中,他在平面的绘画中加入了一扇三维的门、一间茅屋、一个门把手。不同的绘画元素让人想起艺术史:孩子让人忆起早期绘画大师笔下的理想化人物,背景中包括一个古典的圆顶和拱。作品标题有些讽刺意味:害怕一只小鸟似乎很荒谬;然而恩斯特的绘画在酝酿一种幻觉的预兆和富有破坏性的情色感。

 

鸟是恩斯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个人着迷的主题,艺术家使用一种鸟类的人格作为自己性格的另一面,称为“Lop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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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舞 by 速水御舟

Fire Dance, Hayami Gyoshu(Japan), 1925, Taisho Period, Nihonga Style, Colour on silk, 120 x 54 cm, Yamatane Museum of Art, Toyko

火之舞,速水御舟(日本),1925年,大正时代,胶彩画(又称作重彩画、岩彩画、日本画)风格,颜料在丝绸上作画,120×54厘米,山种美术馆

1925年,一个夏日傍晚,画家速水御舟与家人在旅游胜地轻井泽(Karuizawa)休养,他注意到、而且仿佛是初次看到:飞蛾在绕着篝火飞舞。他开始用速写记录下昆虫和火焰的运动,包括翅膀和烟火的模式。不久,他创作出这幅充满幻觉的悬挂卷轴,这幅画从此成为二十世纪早期日本画风格(Nihongga)的最高理想。

火焰的风格化画法,部分源于日本古代佛教艺术,但是延伸到黑夜背景的火焰采取了现代表现手法,让人感受到篝火强烈的热度。速水御舟用极为精细的笔触,绘制出昆虫们充满粉尘的翅翼,在它们的边缘可以看到黑色背景,让人意识到:这些纤细的生命很可能随时被吞噬。

这幅画首先在1926年展出,画家岸田刘生(Kishida Ryusei)称赞它传递出“一种简朴的崇敬和对自然形式的热爱”。

御舟使用多种传统日本风格,并慢慢发展出自己细致的现实主义,这也是受到了中国宋元时期艺术的影响。他后期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富有象征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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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与小路 by 保罗·克利

大路与小路,保罗·克利(瑞士),1929年,包豪斯/现代主义,布面油画,83.7×67.5厘米,路德维希博物馆,科隆

瑞士艺术家保罗·克利(1879-1940)相信:颜色和线条可以将观者传送到超越日常平凡生活的世界,就像音乐可以令听者入迷、出神一样。克利是小提琴演奏家,常常去听歌剧;音乐在他的画中一直有深远影响,颜色则是内在的本质元素。

克利在1920年代担任包豪斯学校的教师,主讲设计,他的理念打开一扇门,让人们可以深入了解他构建于逻辑之上的构图。

在一次充满启示的埃及之旅后,克利绘制了这幅“大路与小路”。之前在突尼斯的旅行,启发了他,让他选择更生动的颜色,放弃了单色色调。埃及的风景是这幅网格状构图的灵感来源,表现出克利的“整体(dividual)”和“单一(individual)”理念框架。“整体”是指作为整体的结构,体现为画中平行的层。“单一”结构由位于平行通道内的小块颜色单元组成,这些通道在冷暖色调之间波动。

此前,立体主义的设计深深影响了克利,但是“大路与小路”的几何形式更松散,让人想起音符,同时也有不完美和变化,表达出他的理念:构图应该自洽,而不是去遵从什么严格的规划。

克利的绘画灵动而充满诗意,常常令人愉悦,成为无数现代艺术家的指路明灯,特别是加泰罗尼亚画家米罗、超现实主义画家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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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清早 by 爱德华·霍珀

Early Sunday Morning, Edward Hopper(USA), 1930, Realism, Oil on Canvas, 89 x 153 cm,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

周日清早,爱德华·霍珀(美国),1930年,现实主义,布面油画,89×153厘米,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纽约

这幅“周日清早”,展现了爱德华·霍珀(1882-1967)笔下疏离的美国生活场景。霍珀的世界常常没什么人,即使有人物出现,他们也不怎么互动。这幅画作中长长的影子暗示时间流逝,空荡的街道、半开的百叶窗,传递出孤独和忧郁之感,尽管房屋和人行道有着强烈的红色和黄色色调。虽然这场景表面上描绘了曼哈顿某一排房屋,画面整体上古怪的正面和拘谨的外表,几乎从整体上施以抽象投射的效果。

霍珀被奉为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的领导者,有时会拿他与先驱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作比较。霍珀生于纽约,在学习油画之前,他曾从事商业插画相关工作。在1906年访问过巴黎之后,霍珀开始绘制户外场景,颇有活泼的印象派之感。法国文学,象征主义的一些诗歌,还有埃德加·德加的一些作品一直启发他一生的创作灵感。1913年,霍珀在军械库画廊的展览(Armoury Show)上卖出了自己的第一幅画,但他的全面成功要到10年之后才来到,那时他已经开始使用水彩。

随着抽象表现主义兴起,霍珀的现实主义开始显得过时。然而,他那稀疏又令人不安的图景有着深远影响,范围波及电影、文学和音乐等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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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哥特 by 格兰特·伍德

American Gothic, Grant Wood(USA), 1930, Regionalism, Oil on Beaverboard, 78 x 65.3 cm,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美国式哥特,格兰特·伍德,1930年,乡土主义,纤维板油画,78×65.3厘米,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芝加哥,伊利诺伊州

格兰特·伍德(1891-1942)是美国乡土主义艺术家公认的领导者,这些艺术家崇尚绘制美国中西部的乡土风物景象。伍德生于爱荷华州一个保守的农民家庭,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他一直在到处旅游,学习艺术,并且受到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影响(English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他早期的风景画有印象派的特点。然而,在1928年访问慕尼黑时,伍德遭遇到15世纪尼德兰绘画大师们的作品,其中纤细入微的细节和强烈的色彩,永远改变了他的风格。

这幅“美国式哥特”完美体现了伍德新发现的现实主义方法。它描绘了一个阴郁的中西部农民,手中紧握干草叉,旁边是他未出嫁的女儿。他们的脖子被拉长,面孔椭圆,看起来几乎有些滑稽的风格,也许会令人想起15世纪佛莱明画家布茨(Dieric Bouts)。画作中的现实化手法,当然是受益于北方文艺复兴绘画大师。农民分外严肃的表情,是对伍德自己成长社会环境的讥讽。后面农舍的“木匠式哥特(Carpenter’s Gothic)”建筑,暗示了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是美国中西部乡村地区清教徒道德和价值观的体现。

如今,这幅画作已经成为美国最具普适性的图像之一,启发无数广告界和设计界人士,是美国的文化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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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是公鸡的梳子 by 阿希尔·高尔基

The Liver is the Cock’s Comb, Arshile Gorky(USA), 1944, Abstract Expressionism, Oil on Canvas, 186 x 249 cm, 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Buffalo, New York

肝是公鸡的梳子,阿希尔·高尔基(美国),1944,抽象表现主义,布面油画,186×249厘米,阿尔布赖特-诺克斯画廊,布法罗,纽约

亚美尼亚画家阿希尔·高尔基(1904-1948)在自己的生涯中常常改变风格。他的主题非常个人化,但是他成功在当代艺术的主流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他首先模仿印象派,在1930年代,他实验了塞尚的风格,后来开始探索宽大的平面和鲜亮的色彩,后来被称为“综合立体画派(Synthetic Cubism)”。

在1940年代早期,高尔基遇到了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列东,还有智利出生的画家罗贝托·马塔(Roberto Matta)。此后,他的绘画开始综合马塔的生物形态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美学。初看上去,也许会以为这幅“肝是公鸡的梳子”的灵感来自潜意识。然而,在实践上,高尔基一丝不苟地规划自己的图像,创作了大量素描和速写,其中融合了观察到的现实与遥远的个人记忆。

艺术家生于Vostanik Manoog Adoyan,当母亲死在自己的怀中之后,他与妹妹逃离了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并在1920年到达纽约。1925年,他选择了自己的笔名,声称自己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亲戚。自己童年的痛苦和对成年后身份的重新创造,隐隐体现在这幅画骚动的母题和强烈的色彩中。高尔基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奠定很多基础。他后来的生活像年轻时代一样充满麻烦,在经历了工作室的火灾和一次车祸之后,44岁的高尔基在康涅提格州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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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现代迁移 by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

Modern Migration of the Spirit, Jose Clemente Orozco(Mexico), 1932, Mexican Renaissance, Mexican Muralists, Fresco, 305 x 320 cm, In situ, Bake Library, 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ew Hampshire

圣灵的现代迁移,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墨西哥),1932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墨西哥壁画派,湿壁画,305 x 320 厘米,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汉诺威,新罕布什尔州,美国

“圣灵的现代迁移”是环形壁画“美国文明传奇”的一部分,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在1932年至1934年为达特茅斯学院绘制,共包括24块湿壁画,讲述了美国的历史,从前哥伦布时期(pre-Hispanic)直到现代工业社会。今天这幅壁画诉说了战争和世界宗教之间的关系:人类的苦难来源于上帝的名义,而基督以解放式的刚烈姿态,摧毁了自己的十字架。奥罗斯科使用类似基督教的象征主义手法,同时借助古典神话和前哥伦布时期的传说,在其他壁画中也表达了人类在创造力和破坏力方面的潜能。他的表现主义风格和冷峻的线条,是受埃尔·格列柯的影响,在基督的躯体和身上裹着的、有棱角的布料上有明确体现。

奥罗斯科的职业生涯,从卡通画家开始,在1920年,他受邀参加国家预备流派(National Preparatory School)的壁画计划,这个运动希望启动墨西哥文艺复兴的壁画运动。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后来加入该运动,创作出一批墨西哥最动人心魄的湿壁画(比如之前介绍过的里维拉的“人,宇宙的控制者”)。

墨西哥文艺复兴运动大概介于1920年至1950年,寻求一种民族风格,希望结合欧洲的先例、大众的艺术以及墨西哥的手工艺传统。该运动结合当代的印第安传说,同时希望证明墨西哥前哥伦布时期遗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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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境况 by 雷尼·马格利特

The Human Condition, Rene Magritte(Belgium), 1933, Surrealism, Oil on Canvas, 100 x 81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人类的境况,雷尼·马格利特(比利时),1933年,超现实主义,布面油画,100×81里面,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雷尼·马格利特(1898-1967)深受意大利形而上画家乔治·德·基里科(Giogrio de Chirico)的影响,同时他也帮助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团队登上历史舞台。马格利特喜欢使用视觉上的双关语、流畅的绘画风格,而且缺少人物的姿态,他一直在把玩客体和表达客体的图像之间的关系。

在这幅“人类的境况(La Condition Humaine)”中,马格利特画出三条画架的腿,它们位于一个窗下,从这个窗户向外看可以看到一个画板般的风景,因此在一张画布之内又创造出一张画布。细长的白色垂直形状站在草丛中,类似画布的边缘,画布伸展、撑开在自己的框架上,尽管那可能就是一棵树。画中画的理念,可以追溯到错视画(trompe l’oeil)传统,其中的图像如此真实,会让观者误以为真。这些设备和技法提出了关于幻觉和现实之间的问题。

马格利特的风格一直没有远离他自己早期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但在生命晚期,他被看作比利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到今天还享有盛誉。他的影响一直未断,在波普艺术和概念艺术的方针中仍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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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宇宙的控制者 by 迭戈·里维拉

Man, Controller of the Universe, Diego Rivera(Mexico), 1934, Mexican Renaissance, Mexican Muralists, Fresco, 48.5 x 114.5 m, In situ, Palario de Bellas Artes, Mexico City

人,宇宙的控制者,迭戈·里维拉(墨西哥),1934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墨西哥壁画流派,湿壁画,48.5 x 114.5 cm,市立美术馆,墨西哥城

1910年墨西哥革命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迭戈·里维拉(1886-1957)协助政府,为其民族主义路线建立了某种形象。从1920年开始,里维拉成为了国际最知名的墨西哥艺术家,在美国获得一些重要的委托,其中包括这幅壁画。本画作原本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RCA公司绘制,但它从未被完成,因为其中有列宁的肖像,里维拉拒绝去掉它。在经历了一次公众丑闻之后,尼尔逊·洛克菲勒下令破坏该壁画。里维拉在墨西哥城的市立美术馆重新绘制了该作品,它在这里保持完整无缺。

里维拉的风格独特,他用自己出色而大胆的技法承载负载的历史叙事。他与自己的同代人——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柯(Jose Clemente Orozco)和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不同,他的观点传递出对未来的希望和信任。在这幅作品里,工业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力量指导着宇宙,一名蓝眼睛的领军人物象征美国的进步。技术如果用来满足贪欲和统治(画面右边),就会带来不幸;如果追求为工人阶级改善物质生活(画面左边),自由也就随之而来。

对现代化乌托邦式的处理,再注入社会主义的热情,让这幅壁画成为里维拉最典型、最集大成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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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的回声 by 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

Echo of a Scream, David Alfaro Siquerios(Mexico), 1937, Mexican Renaissance, Pyroloxin on panel, 122 x 91 cm, MoMA, New York

尖叫的回声,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墨西哥),1937年,墨西哥文艺复兴,瓷性漆在木板上作画,122×91厘米,MoMA,纽约

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1896-1974)在壁画运动方面做出的贡献,为墨西哥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带来了国际声誉;而且,他还是第一位实验非传统技法和材质的墨西哥艺术家。他使用的革命性技法包括:使用工业用画笔、瓷性漆、拼贴、胶片和拍照等。西盖罗斯是一个活跃的武装分子和狂热的共产主义者,1922年,他与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e Clemente Orozco)以及其他艺术家为国家预备役学校(National Preparatory School)绘制壁画,他们一起在这时组织建立了“技术工人、画家和雕塑家联盟(Union of Technical Workers, Painters and Sculptors)”。1936年,他在纽约建立了“西盖罗斯实验工作室(Siqueiros Experimental Workshop)”,吸引了像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这样的艺术家。

西盖罗斯的作品极富煽动性,强调出这个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当时法西斯主义、社会革命和战争纷至沓来。“尖叫的回声”是他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绘制于1937年,当时西盖罗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阴郁的色调与构图强调出战争的严峻;毁灭、失望和苦难从尖叫的男孩身上得到有力的表现,而他的未来是对危险的法西斯主义的回响。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影响在工业化的背景和构图元素中可以看到。瓷性漆为人物带来体量和物质性,产生一种运动的幻觉,这也是西盖罗斯的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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