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de in the Bath, Pierre Bonnard(France), 1937, Intimisme/Modermism, Oil on Canvas, 93 x 147 cm, Musee d’Art Modeme de la Ville de Paris, Paris

浴盆中的女人体，皮埃尔·博纳尔（法国），1937年，亲情主义/现代主义，布面油画，93×147厘米，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巴黎

保罗·高更的大胆用色和强烈的轮廓对一些年轻的巴黎画家有着强烈影响，他们组成了一个协作小组，名为“预言家（纳比，Les Nabis）”。皮埃尔·博纳尔（1867-1947）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的木刻版画也给他带来了灵感，其中的严谨构图、简介的制模和颜色的单纯同样吸引着他，以至于他的朋友们——包括维亚尔（Nabi Edouard Vuillard）——将他成为“日本纳比”。

1893年，博纳尔遇到一个年轻模特，名叫玛莎·波尔丝茵（Marthe Boursin），这是他后来的妻子。他画玛莎几乎用了50年的时间，但是在画布上，玛莎的身体从未老去。在这幅亲密的画作中，虽然玛莎当时已年近60，但她的形体依然年轻年少轻盈。

这幅“浴盆中的女人体”可以与亨利·马蒂斯的作品“对话”相比，因为它同样强调用色的大胆和造型，而不是景深。玛莎身体的曲线和流动的形状，水和浴盆与地面和墙上的几何形状形成对比，墙砖的方格一直延伸，越过外墙上的窗户，内部和外部的界线也模糊了。浴盆的形状已经被破坏，同时给人以私密和幽闭恐惧症之感。多种暖色和冷色的使用，产生闪耀和炙热的效果，而且被多种色值的相似性进一步强化。这幅图像几乎有一种神秘之感，超越了它家居式的场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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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30,000 Years of Art》，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

Recumbent Figure, Henry Moore(UK), 1938, Modernism/Primitivism, Hornton Stone, 89 x 132 x 74 cm, Tate, London

斜躺的人，亨利·摩尔（英国），1938年，现代主义/原始主义，霍顿产石灰岩，89x132x74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的灵感来自于非洲、希腊的基克拉迪（Cycladic）群岛和存在于哥伦布发现之前（Pre-Columbian）的美洲等地的艺术传统。他总在探索人的外形，并寻求将自己的雕塑与过去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同时要根除“现代雕塑家眼中希腊雕塑的宏丽”。

“斜躺的人”常被用来与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现代主义雕塑做比较，二者都有简洁的形式，被比较的还有摩尔常常直接从石头上雕刻的技法。（“斜躺的人”与他很多作品一样，使用英国本土产石材，采自牛津郡。）他曾宣称：自己最大的灵感来源，是玛雅一种斜倚的雕塑，名为“查克莫（Chac-mool）”。在这件作品中能看到斜倚的姿态，以及头上巨大的光环。

由康斯坦丁和特纳执掌的英国风景画传统，同时也是摩尔传承的艺术遗产的固有部分。他作品中的生物形态让人同时想起女性人物和风景：“斜躺的人”有突出耸起的膝盖、球状的胸部，让人想起山丘，凹陷和洞暗示悬崖、岩洞峡谷和起伏的斜坡。摩尔说：这种他偏爱的姿势，“斜倚的人物最自由，从构图上和空间上都是如此……它同时表现出自由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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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rucifixion, Marc Chagall(Russia), 1938, Expressionism, Oil on Canvavs, 154 x 140 cm,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钉上白色十字架, 夏加尔, 马克·夏加尔（俄罗斯），1938年，表现主义，布面油画，154 x 140 厘米，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芝加哥

马克·夏加尔（1887-1985）生于维特伯斯克（Viciebsk, 现在叫维捷布斯克[viciebsk]，隶属白俄罗斯），他的家庭属于虔诚的犹太哈西德教派（Hassidic），而且他是家里9个孩子的长子。尽管人们现在将他看做是巴黎画派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他还是将自己视为俄罗斯画家。他的表现主义风格感情丰富、活泼有生气，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几乎没有改变。

1935年，夏加尔畅游巴勒斯坦、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对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他亲眼目睹的反犹太主义感到警觉。“钉上白色十字架”绘制于3年之后，仿佛是他看到的一个预言，展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灾难和惨剧，还表现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恐怖活动给他的震动。画面的中心人物明显是犹太人，头戴犹太男人做晨祷时戴的披巾（tallit），被钉在十字架上，周围充满迫害和战争场景。一条亮白色切分开画面，将这遭受折磨的男人沐浴在一道神圣的光束中。

这幅作品是政治宣言，夏加尔在其中放弃了自己常用的表现主义色彩手法，强化了他作为犹太艺术家的身份，而且着重指出他对即将到来的暴行感到的恐惧。

尽管主题是战争和迫害，在模仿民间艺术和孩子般的生命力方面，夏加尔的这幅“钉上白色十字架”无疑与亨利·卢梭的原始主义画作《梦》有着类似之处。 更多艺术堂奥，前往 ArtsHo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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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Fridas, Frida Kahlo(Mexico), 1939, Mexican Renaissance, Oil on Canvas, 173 x 173 cm, Museo de Arte Moderno, Mexico City

两个弗里达，弗里达（墨西哥），1939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布面油画，173×173厘米，现代美术馆，墨西哥城

弗里达·卡罗（1907-1954），作为迭戈·里维拉的妻子，是墨西哥文艺复兴艺术运动的主要人物。她在里维拉身边工作，发展出一套结合了世界现代主义和墨西哥大众文化的独特风格。她的作品有着交杂的本质，引起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的关注，并将她和超现实主义画家放在一起。

弗里达在18岁时遭遇了几乎丧命的车祸，此后的一生中，她承受了无数手术，而且一直伴随着长期的慢性疼痛。她的全部作品以自传性为主，用自画像表达自己感情的复杂，同时反映宗教、性别和身份的重要性。

“两个弗里达”绘制于1939年，当时她和里维拉已经离婚，画中浓缩了她生命中诸多个人情感和文化元素。她坐在暴风雨来临的天空前，两个弗里达，一个穿着欧式长裙，一个穿着墨西哥传统服装，以此表达出她自己身份的混合（mestizaje）和窘况。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墨西哥人，弗里达的血缘本就是混合的（mestizaje），这是一个殖民词汇，意指西班牙人和本土人的孩子。打开的心脏象征她与里维拉的关系。左边的弗里达穿着特华纳（Tehuana）长裙，手里拿着一个里维拉的小肖像，说明这是迭戈爱过的弗里达。右边的弗里达身穿欧式长裙，有一颗破碎的心和断裂的血管，象征她与丈夫的分离。这里表达出的双重性是弗里达构图的特点和明显的风格，混合了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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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ment VI, Barnet Newman(USA), 1953, Abstract Expressionism, Oil on Canvas, 259 x 304 cm, Private Collection

一体之六，巴奈特·纽曼（美国），1953年，抽象表现主义，布面油画，259×304厘米，私人收藏

巴奈特·纽曼为自己这一系列威严有力的绘画作品命名为“拉链（zip）”系列。在这些作品中，一条或几条垂直的线穿过一块巨大的彩色区域，今天这幅“Onement VI”就是其中之一。在“Onement VI”中，闪闪发光的“拉链”与它浮动其上的大块深蓝色对话，两种力量因此形成张力。构图的大尺寸强化了自己的力度，纯净的颜色体量像要吞没观者，标题中的“一体（onemoment，即有形的联合，或是浑然一体）”理念因此得以体现。

巴奈特·纽曼（1905-1970）相信：美国和欧洲艺术，包括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乡土风格（Regionalism）和现实主义，这些都已经走入下坡路，需要全新的绘画形式。他把自己1940年之前的大部分作品都悉数破坏，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神秘而抽象的风格之上。纽曼常常被与所谓的“色域绘画（colour-field painting）”联系在一起，这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分支，如何使用持久不变的连续色彩来吸引观者，是他们探索的方向。色度的选择和构图的次序相对简单，以此提升整体在形象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方向感、抬升感和敬畏感。这样的绘画对后来的艺术运动影响深远，特别是极简主义，后者选择非个人的、甚至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比如贾德的“无题”）。相比来说，纽曼的方法在这幅“一体之六”隐约起伏的画作表面上体现得很明显——他希望观者能够与他的画形成共鸣，他也将自己的画视为在情感上明显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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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fter Velazquez’s 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 Francis Bacon(UK), 1953, Expressionism, Oil on Canvas, 153 x 118 cm, Des Moines Art Center, Des Moines, Iowa

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弗朗西斯·培根（英国），1953年，表现主义，布面油画，153 x 118厘米，得梅因艺术中心，得梅因，衣阿华

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艺术培训，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他曾在柏林和巴黎过着很边缘化的生活，此后才定居伦敦，并获得一系列工作，包括装修和运营一家非法赌场。尽管他是自学成才，他所接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影响十分广泛，包括古希腊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诗人和批评家T.S.艾略特，还有艺术家费尔南·莱热、毕加索、梵高和委拉斯开兹。后者为他1950年代的“尖叫教皇”系列带来灵感。

培根的作品领域广泛，除拍照之外，他甚至还会绘制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而且经常在一件作品中组合不同来源的元素。尽管这幅惊人的画像着重强调了对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肖像的研究，但也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波特金号战舰》中吸收了灵感，其中有个被射中眼部的女人在前景尖叫的镜头。培根的教皇也在自己的王座上尖叫，他被封锁在一个框架中，这框架类似笼子或是折磨人用的设施。培根绘制了很多类似被困在框子里的怪异风格的人物画像，这是人类状态的象征，他们的痛苦同样出现在画家戏剧般的油画处理中。

尽管培根利用了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但他从未加入任何现成的流派或是现代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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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arade, Fernard Leger(France), 1954, Modernism, Oil on Canvas, 300 x 400 cm,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大游行，费尔南·莱热（法国），1954年，现代主义，布面油画，300×400厘米，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

小丑、荡秋千的演员、音乐家、杂技演员，他们在这幅“大游行”中的黑白框架周围开心地腾跃；蓝色、绿色、橙色和红色的形状响应了蒙德里安使用的调色板。在一战的战壕里面，费尔南·莱热（1881-1955）遇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士兵们，他开始感到：有必要要为一般人创作大众化的艺术。他常常使用马戏团作为母题，将其视为社会的水平仪，因为它迷惑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人。

1907年，巴黎的秋季沙龙举办了塞尚回顾展，这深深影响了莱热，他因此放弃了自己受到野兽派启发的风格，并开始研究有体积感的立体主义。

在他服役期间，莱热对机械产生了狂热的新区，这让他与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纯粹派运动产生共鸣，后者看重秩序、精确和现代产品。“大游行”中的人物周围环绕着批量生产的物品，构成人物的，是简化的、机器般的几何形状。在完成之前，曾经有100多幅素描，有些可以追溯到1947年；这幅充满喜乐的“大游行”最终版完成于莱热死前一年，也是他终生追求的艺术形式的高峰，他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够让广大民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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