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美好的，可是艺术君以为，不表现真实的艺术，称不上是一流的艺术。不管是真实的感情、世界，还是真实的人，展现真相的艺术和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大家。比如卡拉瓦乔，他扯下了宗教艺术愈加虚幻的外衣，用街头真实的引车卖浆之流，让高高在上的教廷们看到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为谁的，是怎样的。比如伦勃朗，他用真实的自画像，告诉我们年老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老人仍然可以有一颗真实而坚强的灵魂。
正像艺术君之前讲过的：艺术，是真实的谎言。
这篇《朋友》，讲述的就是关于死亡的残酷真相，作者马修·提格（Matthew Teague）是英国《卫报》的记者。他的妻子疾患重病，多年的朋友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 搬过来，跟他们一起面对这段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死亡、残酷、真相，这三个词听上去很简单，可在抽象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鼓足极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
关于翻译：本文翻译自 Esquire 杂志的英文网站，点击【阅读原文】即可阅读英文版本。由于没有拿到版权，所以就不再放有关打赏的二维码了。
之所以要翻译，艺术君还是希望更多人能读到它，传播它，因为力量往往来自于真相之中。翻译得有不准确、不流畅、不到位的地方，责任都在艺术君身上。如果你觉得翻译得还可以，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给艺术君留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更欢迎你说说自己看过这篇文章后想起来什么自己的故事。
当然，如果你是《Esquire》的编辑，希望能撤下这篇稿子的话，艺术君仍然会照做的。
文章很长，希望你能腾出15-20分钟来，读完这也许能给你一些启示的人生故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丹恩和作者已经去世的妻子妮可尔】
2012年9月17日，这一天的大部分印象已经从我心里蒸发了。我还保留着一些记忆。我记得医生说话声音的颤抖。我记得我的妻子在叫我的名字，当时镇静剂的药效还在她身上发作。我还记得医院地板的样子，近在眼前。我记得白色的瓷砖，还有一个希望：也许我永远不必爬起来，也许他们会让我就死在这儿。
妮可尔 34 岁，医生非常直接：“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了，”他说。“就像有人把画笔在癌症细胞里面蘸了蘸，然后在她腹部抹了一遍。”我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向外周，然后就崩溃了。我记得那块地砖，就在眼前，然后看着它越来越远，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从地板上扶起来。他叫丹恩·法绍（Dane Faucheux）。然后，即便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还是意识到：丹恩比我以为的要强壮得多。
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在那儿待了很久。作为人，我们不会告诉彼此关于死亡的真相。毕竟都还没到死的时候。真得要死了，普通而又平庸的死亡，是如此困难而又丑陋，成为了最糟糕的事情：它怪诞荒唐，它尴尬难堪。没人曾经告诉过我它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当它在我的爱人身上发生，我在很多事情上迷失了方向。生活原本平整的地面——精神状态、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变得摇晃起来，成为相对的东西。我偷运药物，撒谎，藏钱，不让国税局发现。
我想我一直没有摆脱医院地板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被它带着走，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切尽在它的掌控之中。生命之有限带来的震惊，一个男人的崩溃，还有另一个人的拒绝，拒绝让崩溃发生。
【丹恩】
在2013年圣诞节前后，丹恩决定搬进来，那天晚上我们的狗死了。
几乎那一整年我都失去了记忆。妮可尔得了卵巢癌，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胃。她承受了一系列身体上的折磨，分开来看，每一件都让人痛苦不堪：只要去一趟化疗病房，在护士给我奶酪饼干的时候，看着像防冻液一样的东西流入她的血管，这就足以永远改变我的生活。不过，放在一起，那些手术和化疗就都凝结成了一块污渍，无法去除，无法细看。
我的确还有一些那年的记忆，丹恩在其中都有出现。比如，当妮可尔开始在枕头上发现自己的头发时，我准备迎接她的痛苦，因为她是如此年轻、漂亮。但是，她让我拿着毛巾、剪刀和我的剃须刀，去起居室跟她碰头。
她把一把椅子拖到房间正中，然后拉起头发，又长又黑如瀑布般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来吧，”她说。
我用剪刀使劲儿剪，直到完全落在我手里。她抬头望着我，两眼泪水，然后微笑。
【作者】
“我应该试着摇滚一点儿，”她说。“给我来个莫西干头型。”
后来，我们走到洗手间里，这样她可以照镜子。她就是一个小溪边的印第安人，我从未见过她把颧骨挺得如此骄傲，从未见过她的双眼如此肆无忌惮。
我给丹恩发了一张她的照片，几分钟后，他回复了一张。他自己也剃了一个莫西干头，跟她的搭配。
妮可尔笑了。十五年前，我们遇到了丹恩，当时我们都住在新奥尔良，他们在一起上大学。男人们总是跟着妮可尔到处跑，在杂货店里，男人们会从奶制品旁边跟着她，尾随她出来到停车场。当她微笑的时候，男人们会幻想她需要他们，她很爱微笑。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动机，我当时已经有种充满同情的怀疑。但即便丹恩不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目光从妮可尔身上移开，他接受她的微笑，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小礼物，别无他意。他把自己的友谊奉献给我们，如此谦恭，对我们的婚姻极其尊重，让我从一开始就信任他。我不知道妮可尔能否原谅我们都这么男人，因为年复一年，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种方式是妮可尔永远无法达到的。
他那令人喜爱的表情，对于妮可尔来说，是个小小的胜利。所以，当她举起丹恩的莫西干头照片，然后大笑起来——“看啊！哈哈！”——我知道她是以最好斗、最得意洋洋的方式在表达。
在一个充满残酷、灾难和挫败的季节里，她获胜了。我后来问过丹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不明白这个问题。“要比起来把我的脑袋剃光，这么做有趣多了，”他说。他从未想过什么也不做。
那年晚些时候，我记得他站在医院里面，像个哨兵。他是从新奥尔良开车过来的，我们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小城费尔霍普【译注1】。过来之后，他在妮可尔的房间外面走廊里站着守卫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让她睡觉。一天下午，一伙儿教堂的女士来了。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比一帮浸礼会的中年女教友更强大了。我们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丹恩在和善意展开战斗。
“他们现在正在休息，”他说。“我很抱歉。”
“哎，我们是来给他们祈祷的，”一位女士说到。
“我知道，夫人，”他说。“不过我很确定，就算在这走廊里，上帝也能听到你们。”
圣诞，我们是在医院过的。朋友们来探访，还装点了房间，我们的两个小女儿蜷在妮可尔旁边，在她医院病房的床上，她正在读诗《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译注2】。过滤管正从她的肠道和鼻子里排出排泄物，我们都试着对此视而不见。
从感恩节开始，丹恩就来了，然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已经用尽了自己几周的假期，白天来医院，每个晚上都在我家过夜。
圣诞节前一天，我们养的八哥犬格雷西，呕出一些黑色和腐烂的东西，就在他脚边的地板上。他把格雷西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毯子，开上车，到处寻找还开着的动物诊所。找到一所之后，他向兽医解释我们当时的状况。兽医做了一些检查，然后脱口而出：“我很抱歉，但是这只狗得了癌症，我想她马上要死了。实际上，我知道她马上要死了。”接着，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丹恩给我打电话。我坐在病房里，红色和绿色的彩灯闪烁不停，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好吧”。
格雷西的死没有触动我。这个消息让我生气。它强迫我要跟女儿们谈话，说出癌症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丹恩来到医院，带着一瓶葡萄酒。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起来，周围是女孩儿们的圣诞礼物包装纸。
“我想也许我应该搬过来，跟你们在一起，”他说。“就是多个帮手，几个月而已。”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公寓，他的生活。
“好吧，”我说。
死亡带给身体上的恐怖，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妮可尔对此尤其现实。她对我们说：“别让我身上有味道就行。”
她的体重下降很多，不过我们都预期到了。丹恩和我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不离开她。有人来看她时，从他们的脸上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是当她的衬衫滑到一边，露出锁骨的时候。这看上去很不正常，就像某个外星人被移植到她的身体里。
除了体重下降，她的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伤口。每次手术过后，她的皮肤都更难痊愈。最后，一个外科医生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包扎伤口。
“不知道，”我说。
“你需要学习一下，”他答道。
每天晚上 ，妮可尔都会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会用镊子从她腹部的伤口中取下一条绷带，有时候有几尺长，它在空气中展开，就像布满脓的绦虫。然后，我会重新往伤口中放进新的绷带，折叠起来，旋着放在她体内，而她一边哭，一边恳求我不要这么做，求你了，就这一次。
求你了，马特，求你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个少女，我那时就已经全身心爱上了她。现在，我才可以会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当时，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次完成一个伤口，一个不到两公分宽的洞，我要往里放进去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我当时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情了。那只是我要做的某个事情。完成之后，我会躺在她旁边，用消毒棉球吸干她的眼泪。当她最终入睡之后，我会偷偷从床上趴下了，钻到壁橱里，这是房间里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里面，我会把毯子裹在头上，塞到嘴里，躺下之后，把头埋到一堆脏衣服里面，然后大喊。
某些深夜，肠胃的绞痛会让妮可尔醒来，一边嚎叫，一边汗如雨下。我会呼叫丹恩，叫醒他，然后他会打开、扶着后门，让我搀扶妮可尔到车上。接着，他会跟我们的女儿坐在一起，等我们回家。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周。
最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少量消化了一半的食物从妮可尔的伤口中涌出来。我给她的肿瘤医生打电话，医生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瘘（fistulas）。体内存在感染或者外部异物时，身体就会努力排斥它，形成通向体表的通道。她的身体不再能识别食物了，现在开始直接从她的腹部伤口往外排斥，就像排除某种异物。
妮可尔试着抬头看自己的肚子。“你闻起来是不是像便便？”
“不，这很难说……”
“是不是便便从我的前面出来了？告诉我。”
一连几个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肠瘘带、专用纱布、布制尿布，但是胃酸会溶解任何附着物，最终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无法抑制，只有用更多麻醉剂止疼。
然而，这些身体上的恐怖，仍旧比不上将会到来的事情。
我告诉我们的家庭咨询师朱莉娅，我知道事情会越来越糟。“如果我必须把她放在背包里，然后背着她去化疗病房，只要这意味着能让她多活一天，我也愿意。”
朱莉娅是个和善的女人，但是很坦诚。“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她说，“你会盼着它早点结束的。”
绝对不可能，我说。
丹恩搬进来已经几个月了，妮可尔还是不愿意吃东西，所以我会用静脉滴注给她喂食。我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但这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有人维持无菌环境，保持清醒。
看着医院或者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一般人很难有感觉，除非你自己试着在家来这么一下。2014年头几个月，丹恩和我一刻不停地搞清洁——房子、孩子、我、医疗设备、妮可尔自己。煮沸、擦抹、过滤。可人体是抗拒无菌环境的，比如我们身上的洞眼、脱落的皮屑、我们的指甲，还有潮湿的环境。
将液体泵入到妮可尔血管的是一台机器，只要出了问题，它就会尖叫。比如某根管子扭结了，或是她压住了什么，要么是液体用光了，要么是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每隔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这几个月里，妮可尔一直在用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意识，我清醒地躺着，听着输液泵的声音。我会把它琥珀色的显示屏转到墙那边，但也没啥帮助；我躺在那儿，做算术，计算妮可尔还需要输入多少毫升液体，然后再输入更多。在那几个月里，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小时整觉。
有一天，丹恩碰碰我的胳膊，我叫了出来，不知道他是谁。“你得睡觉，”他说。
他开始背着我谋划什么，或者我怀疑他在这么做。从卧室房间门外，我能偷听到他跟妮可尔的谈话，讨论我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妮可尔的状况，这么做似乎很荒唐。他开始背着我，给朱莉娅，那个咨询师，打电话。他还和我其他的朋友安排了某些秘密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他拉着我坐下来。“我们要离开几天，”他说。“你和我。”
“什么？不行。”
我们要开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起徒步几天。妮可尔另外的一个朋友已经同意来陪她，他说。
“不行。”
朱莉娅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选择。
“坚决不行。”
这不是为了我，他说。这是为了让我能更好地关心妮可尔。“也为了你的孩子，”他说。
我让步了。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在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度过，走了无尽的林间小道，穿越溪流，攀爬岩层，不知道走了多少英里。在一条小道尽头，我们发现一个瀑布，然后坐在它底部凉爽的池塘中，向上望着倾泻而下的奔流。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平衡在左右摇摆，就像还在徒步一样。但是，虽然身体已经消耗殆尽，可我发现丹恩过去一直明白的事情：我的心智更加敏锐了，比起前几个月，现在充满更多希望。
过了几分钟，我们发现瀑布顶上有些迹象。瀑布顶上有些突出的岩石，六七个大学年纪的女子开始往上爬。我们在看着的时候，她们开始脱衣服。我朝丹恩眨眨眼，两人突然大笑起来。
“哥们儿，怎么回事？”
“别问了，马特。你需要这个。”
女孩儿们开始从岩石上往下跳，跳入底部最深的水潭，然后又往上爬，再往下跳。她们看上去就像天使，不断落入尘世。她们看上去有着难以相信的快乐和健康，在水声之上，我们可以听到她们的欢笑。最后，丹恩说：“咱们也来！”然后开始脱他的衬衫。
“我不行，兄弟。”
“为什么？”
我没有答案，而答案又是很明显的。我是已婚人士。我的妻子快死了。我知道：在这森林中，我每一分钟的快乐，都会在后面变成内疚啃噬我。而且跟丹恩不一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没人想看到我的身体。于是我说：“咱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我看着丹恩爬上去，跟女孩儿们在岩石上聊天，都迎着一阵凉爽的风。妮可尔的病也消耗了丹恩：在三十六岁，他放弃了新奥尔良的管理职位，还有一个女朋友。她无法理解丹恩对妮可尔和我的奉献——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从她的角度看，丹恩一定背叛了什么。他走到岩石边上，跳了下来，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鼓掌、欢呼，然后希望太阳不要落山，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永远不要变老，不要生病，不要死去。丹恩就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留下一幅准备就绪的、有同情心的肖像。
妮可尔恢复了。她又能吃东西了。她已经睡过了静脉喂食的几个月，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穿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小号衣服，而且很合适。她开始娱乐来访的人。人们会来看她，她就会坐起来，满面笑容，聊上几句，为自己的衣帽不整抱歉，或是为房子、或者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她会讲述自己要做的所有事情，人们——善良、好心的人们——会点头，鼓励她，称赞她的勇敢。
2014一整年，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会出神，沉默，睡觉，在强有力的药物作用下维持，然后她会醒来，在自己的待办事项列表上再加一条：她要最后一次前往纽约，她要成为新奥尔良肥美星期二大游行的大元帅，她要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跳入市区下城的喷泉里。这些我们都一起做了。她的生命缺少长度，不过得以弥补以高度。
每当她状态下滑的时候，医生和护士就会给出可怕的时间线。还有几个月存活时间。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天。每一次，她都挣扎过来了。从旁观看真是令人赞叹。但这一切都有隐含的代价。
每当妮可尔变弱的时候，丹恩就会承担很多家务——洗衣服、做清洁、购物、做饭。我干剩下的活。我会叫女儿们起床，给她们穿衣服，吃饭。茉莉（Molly）和伊文捷琳（Evangeline），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我帮她们完成作业。我会安排药物剂量，预订耗材供应，检查邮件，付账单。我在钱上变些小戏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交税，没人会死，所以医院和医生优先。
在这些时间里，妮可尔漂浮在鸦片之海上。我们在房子里存的液体吗啡实在太多，以至于医生警告我们，要小心入室抢劫。然后，她转向了二氢吗啡酮【译注3】，药效比吗啡还要强七倍，而且要日以继夜地在不停断的泵中滴落，还要跟另一种极其强有力的止痛药——芬太尼——一起用。这些药干扰了她的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传递信号，还有她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她的幻觉让丹恩和我无法安心，而且会吓到女儿们。所以我们必须让她不碰这些药。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她要上洗手间。我试着帮她坐起来，但是她说：“不，我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次只能移动一条肢体。”于是，我抬起她的头，然后是她的后背，让她的头摆直，在把一条腿挪到床下，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让她站起来。我挪动她的左脚，接下来是她的右脚，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直到今天，她的首席护士，一位名叫菲丝（Faith）的女士，还存着一张照片，是妮可尔的二氢吗啡酮药泵，她会给其他护士看。那个泵上显示：有超过两万毫克的药进入妮可尔体内。“这么大量的二氢吗啡酮，比我和其他所有共事过的护士用过的都多，”她说，“而且是加起来。”
当她进入比较好的状态时，她会醒过来，惊骇于我运作这个家的方式。有天早上，她踉踉跄跄走进厨房，我们都吃了一惊，然后她宣布：要给女儿们做鸡蛋。我把下厨用的抹刀放哪儿了？为什么冰箱里的牛奶这么少？它煮沸了吗？尝起来味道不对。没有什么尝起来没问题。“我怎么能放心走呢？”她问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每次起起伏伏，她就变得更加神经质。去年夏天一天早上，我发现她站在炉子旁边，煤气大开，她试着教茉莉怎么点着煤气。她已经不记得该怎么做了。我走过去，关上煤气，妮可尔怒视我。她眼中充满仇恨，几乎认不出来了。
茉莉看到了，然后畏缩到一边。
“不是你的错，孩子，”妮可尔告诉她，带她走开了。“不是你的错，爸爸需要修炉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那即将到来的死亡，剥夺了任何外人对于公平的标准。我不能有任何评论，不会说“那很危险”或是“请不要用孩子来对付我。”
我什么也求助不了，因为没有什么能战胜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科技开始以一种新的可怕方式慢慢逼近。
丹恩发现，我们的门廊中不断有包裹到达——其中包着最平常的东西，比如厕纸或是学校的笔记本，他以为是我订的。然后，医疗材料开始到达，接下来是衣服 、食物。我们发现，是妮可尔偷偷在网上订东西，坚守自己作为购物者的职责。
“我还是一个正当的人，”当我问她这些包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我纵容了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原因，因为她总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她会给丹恩和我打电话，叫到她床边，怒气冲天，指控我们偷了她的手机，实际上就在她头边的枕头上。最后，当她试图给伊拉克的某个人送钱的时候，我改变了我们的账户，没有告诉她。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战役中，对手是不断增加的电子设备。当我不让妮可尔碰某样东西的时候，比如我拿走了她的车钥匙，或是访问我们账户的权力，或是某些拜访时间，她就会去在线癌症论坛发帖子，讲述我的做法。这些论坛中充斥着经历类似糟糕情况的人，他们会上线寻求认可，因为所处的世界突然对他们说“不”。这些人——这些面部不清的大量线上操纵者们——总是在鼓励妮可尔要坚持战斗，鼓励她说可以战胜这些事情，无视我的负面做法。
死亡是隐形的，你无法咒骂它、无视它，或是诋毁它。不过，每个晚上，当我躺在她旁边，她会冲我落泪几个小时，来自于愤怒、恐惧和二氢吗啡酮。
我开始避免上床的时间。现在我看到，15年婚姻之后，这是我走上远离她之路的第一步：她的路通向死亡，我的路通向之后的生活。
丹恩和我会整夜看电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开始迷上了僵尸电影、电视剧。我们每个晚上，一整个夏天的每个晚上，看着那些活死人拖着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然后就被某个英雄送入阴曹地府。
然后，我们会在黑暗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默默无语，不过常常会讨论白天跟妮可尔的某些交流。有天晚上，我跟他坦白自己的某个黑暗幻想，这幻想之前一直在我心中闪烁，跟勺子和蛋黄酱有关。
他笑了。妮可尔现在什么不爱吃，除了蛋黄酱。她特别能吃蛋黄酱，以至于丹恩跟我日常购物的时候，我们总会一次买两罐。她养成了一天吃一罐的习惯。这一天，她让我给她做一个火鸡三明治，做好后，我给她拿进卧室。她咬了一口，然后递还给我。
“少放火鸡，多放蛋黄酱，”她说。
我重新做了下，用勺子放进去双倍蛋黄酱。
“不行，”她又说，面带厌恶之情。“更多蛋黄酱。”
这次，我直接往上倒，倒了一大堆。
递给她的时候，她摇头。“所以你想饿死我，”她说。“我想我死得还不够快吧。”
自从她的诊断结果出来，我生活的一切就都围绕着面前这个脆弱的人。决定和郁结，希望和伤心。现在，有那么一下下，我想象自己撬开她的嘴，把一整罐蛋黄酱都倒进她的喉咙。
有人来访的时候，妮可尔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魅力和无畏的典范，就像她在线上论坛和 Facebook 中的形象。这些情感是真实的，她自己的确有勇气、爱心和镇定，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她伤我伤得毫不留情。
只用一句话，丹恩就拯救了我。
他说：“她朝你发作，是因为她知道你会留下来。”
妮可尔还有另一个妄想：当卫生间永远成为她出行最远的目的地时，她想去不一样的地方。当我要拒绝这个妄想时，丹恩有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永远丢掉了这种能力。
“直接告诉她没问题，”他说。
某种错乱开始出现了。
丹恩已经跟我们一起住了将近一年，住在死亡的阴影中，他和我都发现：我们自己开始讲特别黑暗的笑话，十分变态，以至于无法解释。
我们约定：如果他某一天结婚了，或是如果我再婚了，要是我们某个人的妻子诊断患有癌症，另一个人就会出现在医院，把一把刀刺入对方肋骨之间。这是怜悯的杀害。我们大笑，想象着现场旁观者们的疑惑：“这个家伙就这么走进来，然后杀了他。奇怪的是什么？是死者还对他说‘谢谢你’。”
我们讲述某一天我们都老了，留着口水，大小便失禁，然而妮可尔会拖着脚走过来，要一个蛋黄酱三明治。
我们笑话自己不熟练的偷运药物水平。我曾经听说，大麻可以帮助缓解化疗带来的恶心，但是医用大麻在阿拉巴马州是非法的。所以，一些朋友提出要给我们一些。我告诉他们，直接放在他们的邮箱里就行，我会过去拿。“只要确定在中午之前拿走，”我的朋友说。“邮递员在那时候来。”第二天商务，我发现一块大麻砖就放在那儿，裹着透明的塑料袋，在它上面，是当天的邮件。
后来，我们必须拿走妮可尔的手机——这也许是整个苦难日子中最难的决定，她开始给我们手写恶毒的、因为药物而混乱的纸条。这些纸条令人心碎。但是她一定要完成它们，其中的创造力和决心已经上升到了艺术层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在枕头上看到这个，”某晚丹恩说。是用蜡笔潦草完成的。
我给他看我的，一篇愚蠢而又冗长的文字，要自己的手机。“我是在卫生间发现的，”我告诉他。“贴在马桶对面的墙上，坐下来正好看到。”
在心痛和心力交瘁之中，我们同时开始窃笑。“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对吗？”丹恩说。
“什么？”
“她在给我们发信息。”
后来发展到我开始躲着妮可尔，无法面对她的怒火。我太胆小，无法坐下来承受。我会蜷缩在门廊的秋千里，像个婴儿，这样她就找不到我。或者，我会撤退到楼上女儿们的卧室中，她就没法跟上来。我开始不吃不喝。
某个晚上，丹恩出现了，拿着一盘食物，还有一瓶水。他用极大的同情劝诫我。“你这个样子，我还能允许再来一天，”他说。“一天之后，你必须起来。”
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完自己的观点。“为了你的女儿们，”他说。
即便是在我不断坠落的螺旋中，我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女儿已经爱上了丹恩。她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我已经失去的力量，她们信任他。
每个晚上，当妮可尔和我入睡之后，他都会独自坐在门廊上。他会读书，或者给他新奥尔良的朋友打电话，或者数数有多少只浣熊穿过街灯下面。有几次，茉莉会爬起来，出来和他一起。
我在窗内望着他们。他会坐在茉莉旁边，摇动秋千，聆听她讲述自己的噩梦。
妮可尔腹部伤口的敷料变成了巨大而复杂的东西，需要多位专业护士前来，作为一个团队把它组合起来。现在，这些敷料的目的，就是保证她的腹部不要四分五裂。
有一天，护士们刚走，妮可尔开始扯掉绷带。“我想，我得给自己冲个澡，”她说。
她扯掉最后一块纱布，走向淋浴间，一边走，粪便和胃酸滴落在地板上。我看着，没说话，只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躺在我旁边。她要胶带和纱布。
“让我叫护士来，”我说。
“不用，我自己能行。”
当她开始解开胶带时，胶带粘在她手上，自己粘在一起，粘在她肚子上。她的肠胃喷出一股黄色的屎，流过她身体一侧，流到床上。她的手停下了，我望向她的脸，她已经晕过去了。
我碰碰她的面颊，她的眼睁开了，朝我微笑，似乎很疑惑，发现自己身上布满温热的排泄物，还试着要用手去拢起来。它涂满她的躯体，直到她的胳膊和肘部，满床都是。我伸手去帮她，她推开了我。
我心中某些东西破碎了。那让我不至崩溃的最后一条绳索的最后一丝纤维上的最后一根线，刚刚断了。我滚下床，不想让她看见，我爬进洗手间，蜷在马桶底座旁边，颤抖，哭泣。
她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我能听到，“丹恩……”她的声音绵软无力，就像是从蚕丝传过来的。我听到丹恩来到门口，妮可尔告诉他我需要帮助。她是为我才叫的丹恩。
丹恩打开卫生间门，我喊出声来：“到处都是屎啊，丹恩。”他十分小心，这次没有试着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他只是关上门。
护士们来了，为妮可尔换了药。我不记得自己在洗手间待了多久，但是当我出来的时候，窗口透进来的光已经换了位置。
后来，妮可尔的首席护士菲丝拉着我坐下来。“我现在看出来了，”她说。“她需要精神抑制类药物。”
1950年代，氟哌啶醇（Haldol）用作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当时美国的精神诊疗机构正是爆发期。那是一种让人昏迷不醒的药。“大猎狗”，护士们这么称呼它。
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有执照的执业护士，也就是现在待在我家、全天看护妮可尔的人们，不允使用这种药物。注册的护士可以，但是他们每天只能来一次。
不过，法律中有个漏洞，他们说：其他人可以使用。
我。
所以，当有护士看着而且给我建议时，我开始给我的妻子注射这种药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结她生命的药物。氟哌啶醇的药效让她神游大海，用毫升度量的大海，她不再要食物或水了，这也就意味着她胃里的火山不再爆发。她的脸放松了，下巴也松弛了。
她的呼吸放缓，接下来几天，呼吸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响到整个房子里都能听到。听上去，就像某个人在自己的声带上慢慢拉着一把大提琴弓。然后我意识到：最后一个诚实描述死亡的人，可能是说出“croaking”这个词的人。【译注4】
死亡的场景，或者我期望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一小群朋友和家人聚在病人旁边，看着她吸进、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握着手，交换眼神，标明彼此都很清楚这个时刻是多么重要，然后一名医生进来，检查一下脉搏，随后宣布：“结束了。”
真实发生的场景是这样的：有些医疗设备挡住了我们通向卫生间的路，所以，在2014年9月9日早上，我上楼去冲澡。我当时满头洗发水，听到丹恩在楼梯下面叫我。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赶紧冲一下，走出淋浴间。几秒后，我努力用毛巾擦干，他又喊我：“赶快。”
我试着把牛仔裤套在湿漉漉的腿上，一边还要冲下楼，就在我冲进卧室之前，我听到妮可尔刺耳的呼吸。我想我尽力了，至少；我还在努力在进入房间之前拉上裤子拉链，丹恩和两个护士站在那儿。他们站着，看着妮可尔。
“怎么了？”我问。
“那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呼吸了，”菲丝说。“也许，它们来得很慢。”
妮可尔的脉搏几天前就开始变弱了，直到再没人能感觉到。所以我们站在那儿，望了她几分钟。她就是不再呼吸了。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放松，没有肤色的变化，没有面部五官的变形。她的生命就这么终止了。
从任何角度说，这都是一次很常规的死亡，普通，平常。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丹恩。我的婚姻把我带到这个境况，但是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爱不是一个足够有力的词。他站在那儿，面对死亡的现实，为了我。他是我的朋友。
妮可尔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在拉长、缩短，又拉长，像太妃糖一样。
悲伤让我变得空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悲伤之下，我还感到某种深层次的放松，甚至是喜悦。两年来，第一次，我感受到希望。不过，我把这当做秘密。人们会在街上拦住我，表达他们的悲痛，我发现自己勉强应对着他们的感情腔调。“哦，是的，的确不容易，不过我们总会缓过来的。”
真相是，经过两年的折磨后，妮可尔终于不再感到痛苦了。经过两年的恐慌后，女儿们和我觉得似乎逃过了某些东西。茉莉告诉我：在她记忆中，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不再害怕听到我在楼梯下面的叫声了，因为她知道，我已经没有什么坏消息要发布。
丹恩帮助女孩儿调整，让她们适应没有母亲的无尽生活，但是没有妮可尔的日子是空虚的，他想找些工作。我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愿意跟他分享我的收入。永远，只要他愿意。我们已经度过了无尽的冬天，进入了存在意义上的春日。
但是丹恩默默陷入某种他自己的忧郁。他感到坐立不安，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得更久。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去宠物商店，朋友在小猫和小狗之间挑来挑去。“你不想抱一只吗？”她问丹恩。
“没必要，”他说。他无法解释，但是他知道，一旦自己抱着某只小动物，他一定会哭出来。
今年1月，妮可尔已经去世4个月了。距离丹恩突然放弃自己成年生活的一切、来为妮可尔和我服务，已经14个月了，他决定自己要搬回新奥尔良，找回自己的生活。
丹恩的离开突如其来，比起妮可尔来说，打击更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准备。他不知道如何告诉我离开的想法，所以他只是开始收拾行李。那一天，女孩儿们还在学校，他要走了。就在那天，他在钻进车里时停了下来。“过几周我还会回来，”他说。“不过到时候会很奇怪，因为那时你就结婚了。”
我们都笑了。他启动车子，开上车道，我就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想着要做些什么，满眼都是泪水。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转头回到了自己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
译注：
- 阿拉巴马州的费尔霍普（Fairhope，Alabama），距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262 公里。
- 《这就是圣诞前的夜晚》（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来自美国诗人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e Moore, 1779—1863）。该诗写于1822年，在圣诞前夜阅读该诗，成为很多美国家庭的传统。
- 二氢吗啡酮 （二氢吗啡酮），全称：盐酸二氢吗啡酮，又叫：双氧吗啡，强力止痛镇静剂。
- croaking，英文原意为：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后来成为非正式的“断气”说法。
- 文中图片都来自原文所在 Esquire 英文网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苦艾酒杯】
【
【毕加索在布瓦杰鲁的城堡】
《雅典学院》 by 拉斐尔
《彼得罗·阿雷蒂诺》 by 提香
《保罗三世肖像》by 提香
《宫娥》by 委拉斯开兹
《背叛基督》 by 乔托
《哀悼基督》 by 乔托
《波尔蒂纳里祭坛画》by 
《背负十字架的基督》by 勃鲁盖尔
《背负十字架的基督》细部 by 勃鲁盖尔
《维纳斯的诞生》细部 by 波提切利
《圣马太的受难》by 卡拉瓦乔
《彩虹风景》by 鲁本斯
《发舟西苔岛》by 华托
《奥尔莱斯伯爵骑马肖像》by 委拉斯开兹
《指挥阿尔克莱战役的拿破仑》by 格罗男爵
《奥尔南的葬礼》by 库尔贝
《奥林匹亚》by 马奈
《幻想》by 夏凡纳
《一个女人和一把吉他》 by 毕加索
《格尔尼卡》by 毕加索
【《印象三号》by 康定斯基】
【《圣乔治屠龙》by 保罗·乌切罗】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这本 Art is … ，到昨天就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
克莱门斯·罗塞勒，卢克斯·费宁格，1987.1100.476
受胎告知三联画，罗伯特·康平画室，56.70a-c
14岁的小芭蕾舞者，德加，29.100.370
男子坐像，马里13世纪，1981.218
1866年的年轻女子肖像，马奈，89.21.3
侧躺裸女像，莫迪里阿尼，1997.149.9
海洋生物，詹姆斯·萨默维尔，1977.181
做梦的女子，毕加索，1997.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