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wo Fridas, Frida Kahlo(Mexico), 1939, Mexican Renaissance, Oil on Canvas, 173 x 173 cm, Museo de Arte Moderno, Mexico City

两个弗里达，弗里达（墨西哥），1939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布面油画，173×173厘米，现代美术馆，墨西哥城

弗里达·卡罗（1907-1954），作为迭戈·里维拉的妻子，是墨西哥文艺复兴艺术运动的主要人物。她在里维拉身边工作，发展出一套结合了世界现代主义和墨西哥大众文化的独特风格。她的作品有着交杂的本质，引起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的关注，并将她和超现实主义画家放在一起。

弗里达在18岁时遭遇了几乎丧命的车祸，此后的一生中，她承受了无数手术，而且一直伴随着长期的慢性疼痛。她的全部作品以自传性为主，用自画像表达自己感情的复杂，同时反映宗教、性别和身份的重要性。

“两个弗里达”绘制于1939年，当时她和里维拉已经离婚，画中浓缩了她生命中诸多个人情感和文化元素。她坐在暴风雨来临的天空前，两个弗里达，一个穿着欧式长裙，一个穿着墨西哥传统服装，以此表达出她自己身份的混合（mestizaje）和窘况。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墨西哥人，弗里达的血缘本就是混合的（mestizaje），这是一个殖民词汇，意指西班牙人和本土人的孩子。打开的心脏象征她与里维拉的关系。左边的弗里达穿着特华纳（Tehuana）长裙，手里拿着一个里维拉的小肖像，说明这是迭戈爱过的弗里达。右边的弗里达身穿欧式长裙，有一颗破碎的心和断裂的血管，象征她与丈夫的分离。这里表达出的双重性是弗里达构图的特点和明显的风格，混合了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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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30,000 Years of Art》，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

The Crucifixion, Mathias Grunewald, 1511-1516, Oil on Wood, 269 x 307 cm, Musee d’Unterlinden, Colmar, France

基督受难图，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约1510-1515年，木板油画，269 x 307 厘米，菩提树下博物馆，科尔马，法国

基督的身体已经发绿了，似乎开始腐烂。上面布满了肿胀，还有像箭头一般的碎片形成的痘痕。这种折磨，比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任何场景都更令人痛苦，它的图像充满张力，让人难以承受。我们本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难以理解的伤口向我们扑过来。行刑者已经离开。为什么这恐惧还能继续？

这已经不是基督第一次在一幅画里面死去了。主题也不足以惊人。我们毕竟已经看到过太多基督受难图，大部分都忘记了。但对这幅画我们毫无准备。它不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抹除。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这种境地。

其他类似画作是什么样子？大多数都更为庄严肃穆。但是，格吕内瓦尔德在作画时，似乎对这些一无所知，仿佛死亡才是必然结局。在这次骇人而又极度痛苦的死亡异象中，该事件的灵性空间消失不见。

画中基督身体尺寸过大，他的死亡没有发生在各各他，而是在这伊森海姆医院的教堂里，欧洲各个角落的众多病人来到这个医院，接受圣安东尼修道会僧侣们的照顾。他们要在这里看护圣安东尼热病的受害者，这种疾病慢慢吞噬病患的身体。很多人因此丧失手脚四肢，人们认为僧侣是截肢的专家，但是大多数人屈服于疾病，痛苦不堪。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这些人遭受的折磨难以言表。如果真有语言可以表述，濒死的人们也肯定不会知道：疾病让他们的身体苦痛，也夺去了他们的心灵。

格吕内瓦尔德的画作展现了他们的苦痛。他将这苦痛从他们身上撕裂下来，与他们隔开。在他们身上，如影随形的折磨突然不见了，不在他们身心深处，而是到了基督的身上。他们发现一个基督的图像，他独立承担了世界的罪，用这些伤口和肿胀担负起随之而来的磨难，而伤口和肿胀也因此消弭于无形，因为基督因它们而死亡。

如果基督像阿波罗那么公平，那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当他们的身体在溃烂、破碎的时候，他们怎么能相信有人理解他们、拯救他们呢？这样对他们未免要求太高了，而且这会在他们和仍旧遥不可及的天堂之间，进一步划下深深的沟壑。格吕内瓦尔德笔下受难的基督，既不高贵也不完美。 这男人可能是上帝的儿子，但对所有的残疾和悲惨不幸的人，他们拖着残缺的身体穿过地面要与他在一起，他根本就是他们的双胞胎兄弟。

他们完全不知道能看到什么，也不晓得他们能希望什么：这里描绘的人物大小不同，但是彼此接近，但也没有在一起。施洗约翰用手指着他预示的这个男人，现在，他从这个男人面前退下。约翰的话在黑暗中回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格吕内瓦尔德的基督，让自己承担起折磨病患的疯狂图景。他的画踉跄在深渊的边缘。

格吕内瓦尔德创作的这幅作品，初看上去残酷无情，其实它发出了同情的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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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How to Look at a Painting》，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

Crucifixion, Matthias Grünewald, c1510/1515, Oil on Board, 269 x 307cm, Musee d’Unterlinden, Colmar

基督受难图，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约1510-1515年，木板油画，269 x 307 厘米，菩提树下博物馆，科尔马，法国

“他是最有力度的画家之一。在他之前，还从没有一位画家这样如实地揭示苦难的恐怖、同时又不失对灵魂得救的信心。”

这幅《基督受难图》是多联大型板上画《伊森海姆祭坛画》中的一幅，画家应伊森海姆的安托纳特修道院之邀而绘，意在鼓舞僧侣医院的病人。这所医院照顾的病人，多受皮肤病之苦，包括当时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

这又是人类受难时被极度的痛苦所扭曲的惊人写照。格吕内瓦尔德曾在医院工作，他亲眼看到病人如何遭受煎熬，创作了这一受难形象。

基督形象可怖，因受鞭挞和种种酷刑浑身虚肿、伤痕累累。

基督垂死的身体受十字架的折磨已经变形；刑具的蒺刺扎在遍及全身的溃烂的伤痕之中。暗红色的血和肌肉的惨绿色形成鲜明对比。十字架的横木是一根粗粗劈砍过的树干，被死者的重量微微坠弯，基督的手臂被拉长变形，扭曲的双手仿佛痛苦的呐喊，看起来既像绝望的谴责又像对上帝的服从。通过他的面貌和双手的难忘的姿势，这忧患的人（the Man of Sorrows）向我们表明他受难的意义。

他的痛苦反映在按照传统程式安排的群像之中。面对基督可怕的死亡，亲友们悲痛欲绝，和神情冷峻、不为所动的施洗约翰形成鲜明对照。玛丽亚是居孀的装束，昏倒在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手臂里，也许是因为体力不支，也许是无法承受儿子受刑的悲惨一幕，主已经嘱咐过圣约翰照顾玛丽亚。抹大拉的马利亚形象瘦小，她带着她的玉膏瓶，悲哀地绞着双手。

十字架的另一边站着强壮有力的施洗约翰，他光脚站在十字架下，他手拿一本书，身披象征荒野生涯的兽皮。在那个可怕的时刻，他没有低头，而是满怀先知的坚信毫不动摇。施洗约翰用下命令的严厉姿势指着救世主，在他上面写着他所讲的话（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0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掷地有声的语言镌刻在茫茫夜空，传达了基督教关于希望与救赎的教义，平衡了这个场面的凄惨与悲凉。

还有那个古代的象征物——带着十字架的羔羊，它正把它的血滴入圣餐杯。犹太人把羊羔作为献祭神灵的动物，早期基督徒把它沿用作为基督献身的象征。这一象征和圣约翰也有关系——他看到耶稣时曾说：“请看上帝的羔羊。”

对格吕内瓦尔德来说，艺术并不在于寻求美的内在法则，艺术只能有一个目标，也就是中世纪所有宗教艺术所针对的目标——用图画来布道，宣讲教会教导的神圣至理。这幅画标明了他为了这个唯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他一切概不考虑。

毫无疑问，艺术家想叫观看祭坛的人沉思一番，想一想他以施洗约翰指着救世主的手来特别强调的那几句话，也许他甚至还想叫我们看到基督必定怎样生长而我们怎样萎缩。因为在这幅画中，现实似乎是用它十足的恐怖描绘出来的，却有一个奇怪的不真实之处：人物形象的大小差别很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在十字架下面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双手跟基督是双手，对它们的大小悬殊就十分清楚了。

格吕内瓦尔德将哥特式艺术对苦难、罪恶和道德的关注发挥到了极致。这个生动的局部表现了牺牲者基督被残酷处死时肉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与文艺复兴时期同类作品中基督英雄主义的优美大相径庭。格吕内瓦尔德的意象是恐怖的，是对人类可以残酷和堕落到什么地步的隐喻，同时也表明，基督的恩泽是何等的慈悲。

十六世纪，科学和医学仍处于黑暗时代，身体上的苦痛让人们无从逃避，只有宗教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同时，健康的人们不知道医院里的麻风病人经历什么样的煎熬，身处现代的我们也难以感受当时的人必须承受的一切，就像一般信徒无法想见耶稣被辱骂、戏弄、鞭打、戴荆冠、乃至被钉上十字架的整个过程。这幅画让观者体验感同身受的困难，信徒与耶稣、健康人与麻风病人、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多了几分“同情之理解”。

而在苦难的体验当中，麻风病人和信徒更升华出一种信念，是对基督的虔诚，更是对彼岸的信心。

1. 《艺术的故事》 p 351-353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