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戳穿西方古典艺术皇帝新衣的小孩儿走了

昨天在整理大都会那篇文章的内容时,突然看到一条新闻:

1 月 2 日,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约翰·博格(John Berger)去世,享年90岁。

如果你关注了很多艺术有关的公众号,一定也看到了他们的纪念文章。

让艺术君用一句话来概括约翰·博格在西方艺术界的地位,可以说:凭借《观看之道》,他就是那个小孩儿,戳穿了西方古典艺术这个皇帝的新衣。

必须说明一下,约翰·伯格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绘画传统,而是要说明——当我们将它们摆上神坛之后,随之而来就会产生新的偏见和误解。这种偏见和误解会偏狭我们的眼界,无法更完整地理解世界,理解人类,理解我们自己。

今天回顾的这篇文章,来自约翰·博格为《绘画主题小百科》(Encyclopedia of Themes and Subjects in Painting)一书所做的序言,虽然是40多年前的文章,放到今天依旧振聋发聩。

文章有点长,可如果你用心读进去,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眼中的艺术皇帝没穿衣服。

点击【阅读原文】去看看他的《观看之道》这本经典著作的豆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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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一本词典,包括欧洲绘画中最常见而且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时间从早期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期。大约300个条目,用绘画加以解读,绝大部分是架上绘画,来自150位左右艺术家。不过,跟所有的字典一样,它们不仅包括列出的作品,这些条目的指向很广泛。这本字典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前往美术馆或者收藏的人,让他们了解那些绘画主题,这些主题有其因循传统,但目前正在慢慢变得不为人知。

需要这样一本字典,这样的事实表明:绘画所属的图说传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在某个层面上,绘画的意义对于公众不再那么明显。曾经产生这些绘画的文化也已经发生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塑造它们的观看者。作为整体的传统,现在只是历史事实,而不再是延续下来的、有生命的现实。这个判断总的来说没有问题,虽然有一些极为出色的作品似乎超越了所处的传统,能够直接与我们对话,谈及人类经验中某些不变的内容。

后面有一篇短文,试图将架上绘画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说明图说传统的意义。今天可以这样做(或者说试着这样做),正是因为这种传统已经终结,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从外面加以观察,不受其自我证明和自我延续的影响。我们也有独特的优势——如果这可以视为优势的话——可以认识到欧洲文化从来都不是世界文化毋庸置疑的巅峰。

在艺术史专家和大众之间,存在很严重的沟通不畅;我相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欧洲高雅艺术传统已经断裂这件事视而不见。专家们还生活在过去,无法意识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鸿沟有多宽。大众生活在现在,对于过去,最多也不过是有种错误的、充满乡愿意味的好奇。想要理解我们要谈及的那段时期的艺术,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要意识到年代上的距离感。无论是专家还是大众,都对这种距离感有所抗拒。

这篇短文想要粗略说明:自从文艺复兴以降,欧洲绘画的作用——在整体上服务社会和意识形态。本词典列举了绘画为服务于这些目的而引用的内容。文章试图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词典试图回答“用什么”,还有“怎么做”的问题,绝大部分艺术史学家已经在他们的书中集中对此做出了回答。

有没有人试着做过这样的事情:统计一下,现存多少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加框油画?在过去50年中,一定有很多都被摧毁了。从1900年到现在的有多少?这个数字本身并不重要。但即便随口猜一下也能看出来:通常视为艺术的作品,以及艺术史学家和专家眼中的欧洲传统作品,这个数字相对真正制造出来的油画,在数量上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画廊的长墙上,那些作品带着永恒的自负,抱着镀金边框,俯瞰下方,它们从来都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意义。我俯视画廊围绕的庭院,中间有一座喷泉,无精打采地喷着水,水流很慢,不过还是一直从水盆边缘溢出来。四周有柳树、长凳,还有一些姿态各异雕像。这个庭院向公众开放。夏天,它比外面的城市街道凉爽,冬天,它也不受寒风侵袭。我曾经坐在长凳上,聆听别人谈话,他们走到庭院里来,休息几分钟,很多都是老人,或者带着孩子的女性。我曾见过孩子们在这里玩耍。没人的时候,我曾在庭院里漫步,思考我自己的人生。我也曾坐在那儿读报,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当我从上向下俯视庭院,还没回头去看那些十九世纪的本地名流肖像之前,我注意到:那位画廊服务员也站在另一扇高窗之前,凝视下面的人流。那时,我眼中突然有了某个图像:他和我,两个人都各自僵立在自己的窗户中,被人从下往上观看。我的形象很清楚,但是无法辨认出细节,因为窗户到地面有十二多米高,太阳的位置正好晃着观看者的眼睛。我能看到自己被人观看,我经历了某种熟悉的恐慌,然后,我就回头去看那些加了框的人像了。

十九世纪的正式肖像平庸无味,不过当然还是比十八世纪的风景画或是十七世纪的宗教画来得更完整。但其程度也许还不怎么重要。在发展过程中,欧洲艺术的历史重要性被夸大了,而且从未被视作一个整体,因此,它也被理想化了。

十九世纪的正式肖像平庸无味,不过当然还是比十八世纪的风景画或是十七世纪的宗教画来得更完整。但其程度也许还不怎么重要。在发展过程中,欧洲艺术的历史重要性被夸大了,而且从未被视作一个整体,因此,它也被理想化了。

任何文化的艺术中,都存在高低不同的水平和天分。不过我很怀疑,过去五个世纪的欧洲传统中,大师之作和平庸作品之间的差异之大,其他有哪些地方能比得上。这种差异不仅是技术和想象力的问题,同时包括思想水准。平庸的作品,十六世纪之后不断增加,其创作过程也是无所顾忌:也就说,它的内容、传递的信息,以及它在名义上保留的价值,这些对于创作者的意义而言,不如完成委托更重要。应景之作的产生,不是因为技艺粗陋或是眼光偏狭,而是因为市面上产生了更多迫切的需求,作品数量无法满足。

艺术史关注的,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出色作品,很少考虑这个传统中占比重最大的那些。美学理论强调艺术作品中得来的不偏不倚的精神体验,基本上无视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将其称为艺术,从而神圣化了艺术。

文艺复兴和后文艺复兴的现代历史学家,包括布克哈特、沃尔夫林、雷格尔、德沃夏克,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艺术传统开始瓦解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两个事实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框架之中,框架里还包含众多其他因素的历史发展。也许,历史学家总是需要一个终结,这样才能开始。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定义出传统的不同阶段(文艺复兴、风格主义、巴洛克、新古典主义等等),各个阶段之间界限分明,在解释它们的演进时又很有技巧,让人觉得欧洲的传统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变化过程:它不断打破或是重建自己的遗产,以此不断塑造自己。他们追踪过去的某种延续性,似乎这样就可以确保一个未来。

重点关注几百位大师的杰作,强调艺术的崇高,注重没有终结的历史归属感,所有这些都阻止我们将图说传统视为一个整体,让我们可以猜想:今天,我们观看过去少数作品得到的经历和体验,仍然可以马上让我们了解数量庞大的欧洲艺术作品的功用。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创作艺术,是欧洲的天命。具体的表达可能更加复杂而完善,但这是最本质的假定。现在,试着从稍微远一点的距离来观察传统吧。

“我们不可能知道,”尼采写道:“什么样的东西将来会成为历史。也许过去的很多东西还有待发掘,仍然需要很多追溯,才能发现过去是怎么回事。”

我们考虑的阶段,大体介于凡·艾克和安格尔之间,加框的架上绘画、油画,是主要的艺术作品。壁画、雕塑、图像艺术、壁毯、场景设计,甚至建筑设计的很多方面,它们的视觉表现和价值判断,都来自于架上绘画的理论表述体系。在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眼中,架上绘画是微观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从视觉上完全理解、吸收:其图说传统成为所有视觉理想的载体。

架上绘画怎么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比起其他艺术形式,由它产生的油画,可以更精准地“模仿”自然和现实。常用的风格演化用语中,从“古典主义”到“风格主义”,再到“巴洛克”等等,这些从未影响基本的“模仿”功能,每一个后续的阶段都以不同方式实现它。

我在“模仿”一词加上引号,因为这个词虽然能说明问题,但同样可以混淆问题。欧洲风格模仿自然,要想认可这样的说法,除非我们接受自然的某个特定观察角度:这个角度最真实的表述方式,来自笛卡尔的哲学。

笛卡尔在心灵和物质之间画下一条分明的界线。心灵的特质是自我意识。物质的特质是空间存在。心灵的微妙无穷无尽。而自然的产物无论多么复杂,它的机制总是可以解释的,相对心灵来说,并不神秘。自然就是供人类使用的,而且是他眼中理想化的对象。这正是文艺复兴的透视法展示出来的世界,是观看者眼中万物交汇之点。自然是可见之物的一个圆锥,它的顶点就是人的眼睛。【艺术君注:可参考下面二图,以对此两句话有更深入理解。】因此,模仿自然意味着在二维平面上描摹眼中看到的事物,或是在某个时刻看到的东西。

相比其他任何文化或时期的具象艺术,欧洲艺术(这个词仅指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同样充满人为痕迹,同样武断,并不比它们更加接近自然。所有具象艺术传统都会引发不同体验,确认他们自己的具象艺术原则。在同一个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他不会认为这个传统的具象艺术品不够现实。所以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欧洲艺术风格引发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更精确地说:欧洲艺术的“再现(representation)”代表着什么样的体验?(同样的问题可以去问日本艺术,或是西非艺术。)

伯纳德·贝伦森【译注】在《佛罗伦萨画家》一书中写道:“只有当我们将被描绘对象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它才能让我们感到愉悦,认为它们从来都是充满艺术感的,这与我们对象征符号的兴趣没有关系。”接下来,他解释了被描绘对象的“可感知的价值”,这种价值让我们将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欧洲艺术很明显地在暗示我们:它可以产生艺术愉悦感;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伸手摸到它们,它们也为我们而存在,如果我们摸不到,它们也就不存在了。

【译注: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6.26—1959.10.6),美国艺术史学家,长于文艺复兴时期。他是推进艺术作品创作归属鉴定领域的重要人物,因此也建立了“古典大师”的绘画市场。】

欧洲的再现手法,指向占有某物带来的体验。就像它使用的透视法,要将触目所及的东西都呈现在个人眼睛里,它的再现手法也是要将所有描绘出的东西,都放在个人拥有者—观看者手中。绘画成为了占有(appropriation)的隐喻。

在这五个世纪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发生巨变。十五世纪绘画中,这种指向常常直接描绘在画作里面:大理石地面、黄金廊柱、绚丽的织物、珠宝、银器。到了十六世纪,拥有者—观看者不再选择描绘囤积的物质财富,这要感谢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它能将最戏剧化的行为表现出整体感,相关的事件和主角们使整个“场景”更加完整。这些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拥有的,观看者明白:财富在某个距离上产生和控制行动。到了十八世纪,传统分为两派。第一个,颂扬简单的中产阶级财富;另一个,贵族有权购买表演,并指导永不终结的戏剧。

我站在一幅典型的欧洲裸女像面前。画中极其强调她带给人的感官刺激。然而,她的情色意味只是体现在她的动作或是表情上,而且是非常表面化的表现手法。其他艺术传统的类似人物就不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欧洲艺术最基本的就是所有权。绘画的色情意味不是体现在它展示了什么,而是在于拥有者—观看者(比如现在的我)能够看到她裸体的权利。她的裸体并非在体现她的情色意味,而是说明了能够接近这幅画的人的情色意味。欧洲的大部分裸体画中,都体现出某种娼妓行为中才有的被动性。

有种说法,说欧洲绘画就像一扇向世界打开的窗户。从纯视觉角度看也许如此。但它们不是更像一个保险箱吗?何况还放在墙上,其中存入了可见之物。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谈及绘画的方法和再现的手段。现在可以说说绘画展示的内容,也就是它们的主题。有些特定类别:肖像、风景、静物、“下等人”的风俗画等。在我提到的同样的透视法下,每个类别各自都经过研究。(想想那些数以万计的猎物主题静物画,多如牛毛表现勾搭求欢的风俗画,还有比比皆是的制服官员肖像等等等等。)然而,我想重点讨论一个一直被认为是最高贵的、也是传统的核心绘画主题:宗教或神话主题。

早在架上绘画出现之前,某些基本基督教主题就已经在艺术中出现了。不管是在湿壁画、还是雕塑或彩色玻璃中,它们的职能和社会意义,与纯粹的图像完全不同。湿壁画要在环境中表现主题,比如献给某个圣人的礼拜堂。主题适用于它周围的环境结构,或是它周围可能发生的事情,观看者也是崇拜者,构成环境的一部分。架上绘画就没有明确的物理或是情感环境,因为它是可以运输的。它的主题并没有献给某个更大的群体或环境,而是献给拥有它的人。因此,它的主题适用于它的拥有者的生活。这种原则的一类基本过渡期作品,就是基督上十字架或基督诞生主题,其中,委托画作的人或者捐赠人都会出现在画中,要么站在十字架脚下,要么跪在摇篮旁边。此后,他们就不必再出现了,因为真实拥有了这些画作,这就保证了他们必然置身于其中。

然而,那几百个多少有些深奥难懂的主题如何适用于这些作品所有者的生活呢?这些主题的来源只是文本而已,不是真实事件或者仪式。欧洲艺术是衍生于文学的视觉艺术,而且到达了某种程度,这本书中的众多条目就是证明。熟悉这些文本,或者至少是其中的角色,是当时少数人的特权。对于大众来说,此类画作只能看做再现性质的图像,而不能看出其中的寓意,因为大众不知道它们的象征含义。就此而言,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跟当时的大众多少有些类似。圣乌苏拉到底怎么了?我们会问。为什么安德洛墨达会发现自己被锁在岩石上?

类似少数权贵才能拥有的知识,提供给他们一个引用体系,他们可以用微妙的方式,引发自己的联想和记忆,表达自己这个阶层的生活理想和价值。(对这个传统最后的残留而言,道德价值意味着研究古典。)比起仅仅刻画分离的主题而言,宗教和神话主题绘画要更加重要;它们共同构建了某种系统,将统治阶级的文化兴趣加以分类和理想化。它们提供了某种视觉上的礼仪,是一系列范例,告诉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重要时刻应该如何想象。一个人应该记住:在照相术或者电影出现之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有记录作用的证据,说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件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绘画适用于它们的拥有者-观看者的生活,因为它们告诉这些人:在面对生命的重要时刻时,比如行使宗教信仰、表现英雄行为、放弃感官享受、懊悔不已、温柔、愤怒、英勇赴死、或是善用权力的时候,他们应该表现出何种理想行为。它们就像为拥有者-观看者展开的衣服,让他们把手伸进去、穿上。因此,人们费尽心机,想要让画中事物的质地表现得如同真实世界一般。

这些过去的拥有者-观看者自己并不认同画中主题。移情作用只会在更简单、更自发的欣赏层面发生。主题甚至不会像外界的力量那样直接挑战拥有者-观看者,它们已经属于这些人了。实际上,拥有者-观看者认为自己身处主题之中,他们把自己甚至是想象中的自己,披上画作主题中理想化的外衣。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外在形式,并相信那属于自己内在的人性。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典型宗教或神话绘画尤其空洞。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艺术史为这些画作盖上了文化的遮蔽,欺骗了我们。类似典型作品中,人物与他们周围的环境只有极为表面化的联系,他们看上去疏离于这些环境:他们的脸毫无表情,庞大的身体姿势刻板、柔弱无力,即便是行动中的人物同样如此。这不能用画家的笨拙或是缺少天分来解释,原始的作品,即便是没有什么想象力,也充满无穷的表现力。这些画之所以空洞,因为那就是它们的职能,由用途和传统建立起来的职能——空洞无物。它们必须空洞,它们不是要表现什么、激发什么,它们就是要为它们的拥有者赋予既定的幻想。

架上绘画隐喻对于物质世界的占有,并以此作为再现手法:一小撮权贵通过占有,以此表现基督教和古典世界的“人类价值观”,并形成图像。

我看着一幅十七世纪的荷兰自画像,它很平庸。画家的表情特点在自画像中很常见,那是某种探索性的惊愕表情,是对看到的东西有所质疑的表情。

有些画作超越了它们所属的传统,本书中的某些作品就是如此。这些作品讲述了真实的人性。它们见证了艺术家的直觉感受:比起可借鉴的传统表现手段,生命本身要广大得多,它的戏剧性张力更加紧迫,传统的图像象征根本无法加以表现。不要将这些例外与传统规范混在一起,否则就是个错误。

传统及其规范值得学习,因为我们在其中能了解到别处无法看到的东西:欧洲统治阶级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本书中也有这一类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统治阶级不同类别的幻想。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被重新安排,以符合他们自己的象征形象。有时,甚至在某些不怎么杰出的作品中,这样的作品常常是风景画,因为其中的想象不受社会用途的约束——我们可以一窥犹疑不决的自由,与占有的权利不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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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罕列传】找注解找出的英国第一刺客

 

艺术君这两天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注解处理工作。原来想着每天能处理150个左右的注解,现在看是太过乐观了,冲一冲能到一百个,就算很不错了,而且还得是特别投入才行。 比如今天,上午在给小毕君买一些东西,结果就整了10条,下午一鼓作气,到现在才40来条。

总体上,将近1000条注解,已经完成一半了,这小500条的字数是三万两千字左右,那么1000条,就要六万字。实际上,全书正文只有十三万五千字。

不过,查注解也有查注解的收获,不经意间,历史会向你展开奇特的一页,比如昨天,艺术君在查《英文乔治四世肖像》介绍中的有关人物,顺藤摸瓜,竟然发现一位唯一成功刺杀英国首相的刺客——约翰·贝林罕(John Bellingham)。

这位贝林罕先生是一位英国商人,早年在英国工作,16岁时,还曾打算前往中国,不想船员哗变,引致该船触礁搁浅。

试想如果他真的来到中国,估计就没有后面的刺杀案了。

此后,贝林罕辗转来到俄罗斯,结果陷入一桩保险纠纷之中。原本1804年11月准备离境,却几次被当局刁难,甚至囚禁,终于获释之后,又不准离境,无依无靠,身无分文,陷入绝望,不得已向沙皇求情,1809年终于获准离开,此时,他已被迫在俄罗斯多逗留五年。

回国之后,贝林罕请求英国政府要求赔偿,遭到拒绝。1812年4月18日,他再次到伦敦外务部办公室查询赔偿,却得到以为公务员的答复:他可以以任何他认为合理的途径,去索取赔偿。

4月20日,贝林罕在枪械店买入两枝半口径手枪,同时,他又订制一件内部有袋口的大褛。从这时开始,他时常在下议院的大堂出没。

5月11日,贝林罕先去和朋友参观画展。结束后,他认清目标任务,前往英国国会大厦,等到英格兰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出现,他立即上前,从衣袋取出手枪,并向首相的心口开枪,然后冷静地坐在一排长椅上。

5月13日,在法庭上,贝林罕坚称:要刺杀的人不是首相,而是英国驻俄罗斯大使,但自己却认错了人。这时,贝林罕的精神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想想那失去的五年自由吧。

当然,贝林罕的行为绝对应该受到惩罚,但他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护词,确是铿锵有力,对于我们这个大部分人还不知法理为何物的国家来说,颇值得反复回味:

各位先生,请想想我当年的处境, 请大家想想,因为珀西瓦尔先生,使法律的公正不能申张,使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彻底崩溃了。他包庇自己,蹂躏法律,以为自己安全得很,也想不到报复会来临到他的身上。我所要的,没有其他,自是我应有的权利罢了,我所要的权利和利益,是每一位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是应得到的。 各位先生,当一位官员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好像珀西瓦尔先生那么样,他是有危险的。若果这样做不会招来危险,恐怕官员们将会取代了法律,你们诸位的自由又有谁保障呢? 我相信今次的事件会为所有政府官员带来一次警醒,使他们去做正确的事。假如上层社会的人士有过失而不作追究,社会的下层人士也只会同归腐败。 各位先生,我的生命现交付在你手中,我对你们公义的判决充满信心。

1812年5月18日,星期一,贝林罕被公开执行绞刑。

题图就是他被判处绞刑的通知。

关于贝林罕先说到这里吧,关于乔治四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涉及英国皇室和议会之间的纠纷。改天再聊。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幅《英王乔治四世肖像》。

托马斯·劳伦斯,1769—1830,英王乔治四世肖像,1816,292 x 204厘米,布面油画,绘画陈列馆,第十五展厅,库存编号40448

Thomas Lawrence, 1769–1830 King George IV of England, 1816 292 x 204; Oil on canvas Pinacoteca; Room XV; Inv. 40448

这是一幅气势逼人的画作,其中描绘了英国国王乔治四世 ,画中的他还是摄政王。托马斯·劳伦斯是其时备受推崇的肖像画家,一八一五年,他被乔治四世授予爵位。作品中,画家将国王置于一匹巨大的红色天鹅绒之前,摆出传统的帝王姿态。乔治五世一身庆典装束,银闪闪光彩照人,在暗色背景前更显夺目。这身装扮的外形特别,表面光亮,让人想起古典统治者们身披的盔甲。蓝色天鹅绒大氅、星星点缀、装饰链、蓝色袜带,这些都表明:国王是嘉德勋爵士团成员 ,这是联合王国中资深骑士们构成的团体。国王乔治望着自己左侧的某个物体或是某人,眼神坚定,王冠和一八一一年的《摄政法》 摆在桌上。在现实中,人们认为乔治四世意志薄弱,摇摆不定。在劳伦斯的画笔下,这位五十岁王子的身材也得到了理想化,他肥胖的身躯掩藏在奢华的皇家服饰之下。据说,一八二零年乔治四世初登大宝,就将这幅画献给了教皇庇护七世 ,希望在联合王国和罗马圣座之间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1. 乔治四世George IV,全名:乔治·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1820年继位。平生沉醉奢华生活,他引领英国摄政时期上流社会的潮流时尚,和热衷支持新兴的休闲、潮流和品味生活。他对伦敦国家美术馆和伦敦英王学院的筹建计划也起重要影响。但也因放纵奢华的生活,使他受到平民百姓的蔑视,皇室尊严也因而受损。

2. 嘉德勋爵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由获得嘉德勋章的人构成。嘉德勋章全称:最高贵的嘉德勋章[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简称KG或LG。是授予英国骑士的勋章,起源于中世纪,是今天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骑士勋章,处于英国荣誉制度第二高的一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这枚勋章,包括英国国君和最多25名活着的佩戴者。英国君主还可以授予少数超额佩戴者(包括王室成员和外国君主)。与其他勋章不同,只有国君可以授予嘉德勋章,首相无权建议或者提名佩戴者。

3. 乔治四世的父亲是乔治三世,1788年,乔治三世因为身染重病、出现精神问题,无法处理政务,但由于无成文法,当时的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无法摄政,导致出现摄政危机,后乔治三世痊愈,危机解除。后在1811年,乔治三世再次精神失常,国会通过草案,正式成立《1811年摄政法案》,威尔士亲王获得摄政合法性,成为摄政王开始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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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画家的女儿追扑蝴蝶

 

The Painter’s Daughters Chasing a Butterfly, Thomas Gainsborough, 1759, Oil on Canvas, 104 x 113.7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画家的女儿追扑蝴蝶,托马斯·庚斯博罗,1759年,布面油画,104 x 113.7厘米,国家美术馆,伦敦

之前曾经介绍过英国伟大的风景画画家康斯特布尔和他的作品《干草车》,不过他曾经写道:“我觉得在每一道树篱、每一株中空的树里都能看到庚斯博罗的影子。”

使英国绘画进入伟大时期的画家有一个群体,庚斯博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风景画上的成就,为康斯特布尔风景画彻底的自然主义手法与英国浪漫主义的绘画传统铺平了道路。在肖像画方面,他不但准确捕捉人物形象,而且对悲凉之美、英雄主义、对时间如何改变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十分敏感。因此,他的某些肖像画令人心碎、凄凉。

这幅画就是他的两个女儿:莫莉和玛格丽特,她们常常在他的画中出现,而且带着一丝悲凉色彩。两个平常的女孩被画家视为掌上明珠,但她们的未来不会幸福——她们在精神上都非常脆弱。我们仿佛能从画中预感到这种不幸——只有孩子才会捉蝴蝶,成人能够伤感地意识到:蝴蝶很难捕捉,即使捉到后,也难免一死。可是对孩子来说:这种追逐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任何忧虑。

画面中,妹妹眼中只有蝴蝶,表情透露出认真和执著,整个身体语言都在诉说对那只白色生物的向往。而姐姐却不是如此,她一只手拉着小妹妹的手,保护她,仿佛要叫她不要光顾着蝴蝶而忘记看脚下的路,另一只手把手绢扬起来,已经准备出手用手绢把蝴蝶扑落了。

最吸引人的,是姐姐的表情,她当然也喜欢那只蝴蝶,但同时,她似乎知道有人在看着她,有一种假装小大人似的、成人般的、克制的微笑在脸上出现,让人难忘。

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证明庚斯博罗从小就具备的出色肖像画能力。

一天,窃贼越入庚斯博罗的家园,小艺术家却在墙头看得真切,他把其中一个窃贼的面貌画了一幅速写,报官时以画为凭,案子很快就破了。

这还不算。这张饶有意味的速写并没遗失,后来,庚斯博罗把它划入一幅描写窃贼的画中。人们把它悬挂在园中,正好在当时窃贼所站的地方。据说路人竟然分辨不出真伪,当它是个真人。这件作品现藏伊普斯维奇(Ipswich)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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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部分文字内容选自《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和《世界美学名作二十讲》,转载请标明出处。】

黑利阿迦巴鲁斯的玫瑰 by 劳伦斯·阿尔玛- 塔德玛

Roses of Heliogabalus, Lawrence Alma-Tadema(UK), 1888, Fie de siecle/Victorian Period, Oil on Canvas, 132 x 213 cm, Private Collection

黑利阿迦巴鲁斯的玫瑰,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英国),1888年,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布面油画,132×213厘米,私人收藏

1866年,拉斐尔前派的西米恩·所罗门(Simeon Solomon)创作了一幅水彩画,其中描绘了罗马帝国皇帝黑利阿迦巴鲁斯,画风令人陶醉,又让人绵软无力。黑利阿迦巴鲁斯被自己的禁卫队卫士所杀,但在此之前,他纵情色欲、酒池肉林、荒淫奢靡,而又嗜杀成性。据说,他在举办一次大型盛宴和狂欢的时候,安排了无数的花,倒在喝醉的宾客身上,令他们窒息而死。在19世纪后期,作家和艺术家发掘了这罗马历史的反英雄式人物,将其视为荼蘼到极端的代表人。

这幅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1836-1912)的作品于1888年在伦敦展出,侧重于表达美感,而不是黑利阿迦巴鲁斯的残忍,这种方式也标志着英国艺术的根本转变。

受害者们似乎轻易死去,帝王靠在自己的宝座上,对此场景毫不动心。享乐的氛围很容易看出来:优雅的女性诗琴演奏者背对屠杀,望向远方的意大利式山景。

随着花朵落下,艺术家将玫瑰花瓣与死亡并置在一起,营造出兴奋、刺激的图景。最初的故事来自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帝王用暴力和其他花朵谋杀了他的客人,但是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选择描绘玫瑰,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花朵是淫欲的象征。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30,000 Years of Art》,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一天一件艺术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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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躺的人 by 亨利·摩尔

Recumbent Figure, Henry Moore(UK), 1938, Modernism/Primitivism, Hornton Stone, 89 x 132 x 74 cm, Tate, London

斜躺的人,亨利·摩尔(英国),1938年,现代主义/原始主义,霍顿产石灰岩,89x132x74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的灵感来自于非洲、希腊的基克拉迪(Cycladic)群岛和存在于哥伦布发现之前(Pre-Columbian)的美洲等地的艺术传统。他总在探索人的外形,并寻求将自己的雕塑与过去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同时要根除“现代雕塑家眼中希腊雕塑的宏丽”。

“斜躺的人”常被用来与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现代主义雕塑做比较,二者都有简洁的形式,被比较的还有摩尔常常直接从石头上雕刻的技法。(“斜躺的人”与他很多作品一样,使用英国本土产石材,采自牛津郡。)他曾宣称:自己最大的灵感来源,是玛雅一种斜倚的雕塑,名为“查克莫(Chac-mool)”。在这件作品中能看到斜倚的姿态,以及头上巨大的光环。

由康斯坦丁和特纳执掌的英国风景画传统,同时也是摩尔传承的艺术遗产的固有部分。他作品中的生物形态让人同时想起女性人物和风景:“斜躺的人”有突出耸起的膝盖、球状的胸部,让人想起山丘,凹陷和洞暗示悬崖、岩洞峡谷和起伏的斜坡。摩尔说:这种他偏爱的姿势,“斜倚的人物最自由,从构图上和空间上都是如此……它同时表现出自由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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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 by 弗朗西斯·培根

Study After Velazquez’s 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 Francis Bacon(UK), 1953, Expressionism, Oil on Canvas, 153 x 118 cm, Des Moines Art Center, Des Moines, Iowa

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弗朗西斯·培根(英国),1953年,表现主义,布面油画,153 x 118厘米,得梅因艺术中心,得梅因,衣阿华

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艺术培训,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他曾在柏林和巴黎过着很边缘化的生活,此后才定居伦敦,并获得一系列工作,包括装修和运营一家非法赌场。尽管他是自学成才,他所接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影响十分广泛,包括古希腊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诗人和批评家T.S.艾略特,还有艺术家费尔南·莱热、毕加索、梵高和委拉斯开兹。后者为他1950年代的“尖叫教皇”系列带来灵感。

 

培根的作品领域广泛,除拍照之外,他甚至还会绘制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而且经常在一件作品中组合不同来源的元素。尽管这幅惊人的画像着重强调了对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肖像的研究,但也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波特金号战舰》中吸收了灵感,其中有个被射中眼部的女人在前景尖叫的镜头。培根的教皇也在自己的王座上尖叫,他被封锁在一个框架中,这框架类似笼子或是折磨人用的设施。培根绘制了很多类似被困在框子里的怪异风格的人物画像,这是人类状态的象征,他们的痛苦同样出现在画家戏剧般的油画处理中。

 

尽管培根利用了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但他从未加入任何现成的流派或是现代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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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 by 理查德·汉密尔顿

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 Richard Hamilton, 1956, Collage on Paper, 26 x 25 cm, Kunsthalle Tubingen, Tubingen

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理查德·汉密尔顿,1956年,纸上拼贴,26×25厘米,图宾根艺术馆,图宾根,德国

这幅理查德·汉密尔顿(生于1922年)的纸上拼贴作品,被认为是第一幅波普艺术作品。在1956年伦敦白教堂画廊举办的“这就是明天”的展览上,它被安放在入口的位置。这次展览现在被视作不列颠波普艺术的第一次展览,汉密尔顿的作品就是它的公众代言人,而且影响了一代艺术家。

在1957年,汉密尔顿在一封信中勾勒出了波普艺术运动,称其为“大众化(目标为广大人群)、短暂(短期解决方案)、易耗(很容易遗忘)、低成本、大量制造、年轻化(瞄准年轻人)、诙谐、性感、巧妙、迷人、大生意”。

这幅拼贴中,充斥着来自广告和杂志中有各种意义和符号的图像:一对半裸的现代夫妇在自己家中,旁边围绕着战后的丰裕生活大量制造出来的各种家居和装备。代替艺术品 位置的,是一个罐装火腿、一幅漫画,他们上面浮动着一个巨大的月亮。健身的男人挥舞这一个巨大的棒棒糖,上面写着“Pop”,这也许是波普艺术对所欣赏之物的证明,也是提醒人们要谨慎消费者的人工之物。

汉密尔顿的艺术学习和研究多种多样:他上过威斯敏斯特理工学院(Westminster Technical College)、皇家美术学院和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他也曾作为商业艺术家,为EMI唱片公司工作。这些传统和商业的混合经历,有助于他探索高雅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区别和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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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阿尔戈利斯) by 本·尼克尔森

1959, August (Argolis), Ben Nicholson, Oil and pencil on masonite, 122 x 230 cm, Private Collection

1959年8月(阿尔戈利斯),本·尼克尔森,1959年,油彩与铅笔在纤维板上作画,122×230厘米,私人收藏

这幅画作于瑞士南部的一个工作室里,那里可以鸟瞰马乔雷湖。画幅巨大,如同描绘出来的浮雕,似乎合并了桌上的静物和工作室窗口看出去的风景。瓶瓶罐罐的形状得以简化,用铅笔描绘,在三条腿的桌上跳舞、浮动;右下方蓝色的部分感觉像是湖水,左侧的棕色背景可能是收到了后面山的启发。除了使用颜料和铅笔外,尼克尔森剐蹭硬纤维板的表面,形成浮雕效果。静物主题,以及将现实生活物体简化为简单的形状,这都让人回忆起立体主义;作品中流动而又精简的线条类似于马蒂斯的作品。

这是1950年代后期的几幅大型静物作品之一,感情丰富的线条、鲜明的形状、微妙的颜色,一切形成了音乐般的构图。尼克尔森所有作品的标题都具有某种特别的精确性,尽管实际上的地点或者使用的名字可能跟画作没多少关系,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用来识别行李的标签”。阿尔戈利斯是希腊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县。

本·尼克尔森(1894-1982)是一个静物和肖像画家的儿子,他是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两地艺术家之间的重要一环。在1930年代,他定义了英国的现代主义。从1924年开始,他成为圣艾夫斯流派的代表人物,与他人一起,将康沃尔郡(Cornish)建立为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个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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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 by 布里吉特·莱利

Fall, Bridget Riley, 1963, Emulsion on canvas, 141 x 141 cm, Tate, London

跌落,布里吉特·莱利,1963年,感光剂、画布,141×141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布里吉特·莱利(生于1931年)是光学艺术(Op Art,optical art的缩写)的领军人物,该运动显现于1960年代,设计和时尚行业深受其影响。莱利和其他光学艺术家沉迷于这种光学现象:当颜色和形状并置时,会让一幅画的表面产生跳动和闪烁之感,并在观者心中产生视觉上的紧张性。

在1960年代早期,莱利对光学效果的探索让她完全只用黑色和白色作画。这幅“跌落”包括一系列平行而起伏的线条,看上去形成了一块漩涡区域,画布也在拉紧和压缩。整幅画似乎在颤抖、摇曳,让人想起莱利的话,她“想让绘画平面和赏画者之间的空间活跃起来”。莱利后来承认:在1960年代早期,她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她后来的作品色彩更丰富,感觉上更柔和圆润,对感官的刺激更少。

光学艺术吸收了错觉和错视画(trompe l’oeil)的传统,探索人类视觉的能力范围,欺骗眼睛去看到画布上没有的东西。它接管了波普艺术以及它对传统高雅艺术的批评,在实现上有机器般的准确和单调,依赖颜色、线条和几何形状,用它们来操控视觉的感知。利用这幅“跌落”,莱利将行为焦点从艺术客体上移开,转到观者的眼中。这个十年的末期,人们希望看到一些激进的发展让艺术和社会发生转变;莱利的作品为个人还有这些希望注入了全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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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乔治·戴尔镜中肖像 by 弗朗西斯·培根

Portrait of George Dyer in a Mirror, Francis Bacon, 1968, Oil on Canvas, 198 x 147.5 cm, Collection Thyssen-Bornemisza, Madrid

乔治·戴尔镜中肖像,弗朗西斯·培根,1968年,布面油画,198×147.5厘米,提森-伯内米萨美术馆,马德里

一个饱受虐待的男人,被打得一塌糊涂。一个男人,外形就是一片泼溅的颜料。只有轮廓还能辨识。他的肩膀、洁白的衬衫、领带的影子、他的鞋、他那华丽而又光洁的西服——这一切都证明:这是一个在意自己外形的男人。他穿戴一新。或者至少是在画家捕捉到他之前。画布看起来像是车祸现场报告。但没有惨烈的死亡,因为奇怪的是:他看起来还活着,也许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一个人怎么可能经历了这些还能活下来?而且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表现正常,一边端详镜子里的自己,一手还拿着烟?

他坐在那里,并不起眼,椅子是办公室里用的转椅。他独自坐在这奇怪的镜子前,让人想起办公桌,但又是一块屏幕。一个优雅的男人在检查自己的外表,在一把不稳定的椅子上。而且整幅画都被他的移动影响,因为他明确发现:很难面对正确的方向。一切都是偶然: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点。但是现实对此不感兴趣。对象很快忘记了自己的功用。椅子消解得过快、或是过慢,让人难以习惯。镜子已经在他后面。他尴尬的位置威胁着他,得扭动脖子。付出的努力剥夺了他的脸剩下的部分。他就在那里,被压得七零八碎,还反射出特大的头。

这男人可能会摔下去,从椅子上掉下来,弄一身土。毕竟,什么位置都不能持久。但他还在那里,太累了,无法让自己解脱。既便如此,他也承受了某种堕落,可能有人称之为内在的堕落。骚动继续,震波仍在不断回响,让他分离、破碎、崩溃。在我们的眼皮之下,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脓肿。他的身体化成一块块颜料。

因为他的扭曲,画面也在粉碎。他的头颅已经瓦解。这些年来一直作为脸的部分,现在像面具一样剥离,后面是头发和一只耳朵。两者之间,是绝对的空白。连一点扭曲都没有,就是断裂。外科手术般的精确,看不到一滴血,只有一些颜料的痕迹。只是分散一下注意力,这个男人就会丢失习惯性的沉着。或者是独立性的爆发,没有这些独立性,这幅画也不会存在。

白色喷射、布满整张画面,这姿态如此放肆无礼,形成了一个不可能预期的形状。画面中混合了两种类型:“抽象”和“具象”,这也证明了二者之间有差别的说法之荒谬。这些分类法没有考虑到最重要的事情——人类的意识。而且这幅画确实很像变色龙,因为它让颜色之间互相流动。有时,在一块粉色中看到四肢的一部分,或是在翻领夹克中看到一条黑色的血肉,这甚至令人欣悦。真实没有被自己的畸变愚弄。

我们能想象的不是身体,而是一根棍子在搅拌着一罐颜料,色彩奶油般的重量互相交杂,但还没有开始混合。模糊的灰线在表面慢慢移动。画家在准备自己的材料,也在主张自己的权利,享受自我中心带来的愉悦。被殴打的这个男人感到一阵阵反胃,他也许难以认出自己。

培根同时从各个角度接近他的模特。平常人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也不会这么想。画家对此了如指掌。没有哪种古典形式能让他组合这些冲突的元素。乔治·戴尔把自己小小的头埋在过大的肩膀里。他在事故中丢掉了一只手,画家来不及把它捕捉下来。椅子的黑色不断溢出,渗透到夹克下面,夹克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总是这样的。你以为你尽在掌握,但现实却总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最后,我们不再耐心等待一切各归其位,不再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假装一切正常,我们照单全收。丑陋,肮脏,滴沥,绝望。但就是如此,现实野蛮而生猛。

镜中的乔治·戴尔鼻青脸肿。他的脸鲜红,上面仍有调色刀从皮肤上划过的痕迹。培根观察一张脸,发现皮肤向外翻出。他像画夹克一样把它画出来,既从里到外,又按照正常方式。两张脸同样重要:一个人,和他的另一个自己。

在这幅画中,一切都是圆形而且错位的,矩形的镜子因此十分明显。它拒绝一般意义上的磨损和退化,它的形状表明它采取了某种特别的姿态,它重现的反射与外界现实毫无联系,这也是它表明自己特别姿态的方式。戴尔的脸已经偷走了,在镜子反射出来,仿佛处在放大镜中。但这向各个方向延伸的男人,却没有机会从一旁看到,即使用眼角余光也不行。而且他已经没有眼睛了。我们看到的模特,以及他看到的自己,在背景的强烈蓝色强调下,更显得不和谐。镜子不撒谎。它更像一幅画,而不是一面镜子,制造出另一个画像,而不是反射。如同肖像的梦,或是梦被虐待的肖像。

它很像圆形浮雕上的侧面像,映衬在净蓝色天空下,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宁静,是人性的标志性图像。这种相似不是很接近,似乎同时发生了某些灾难。不是很严重,但毕竟是灾难。

一圈光晕在地面形成一个圆。规则的形状让它看起来像是有意布置的,是某个投影仪精心调校后的成果。除了它圈住的区域之外,那块空间划分不明确,界线模糊。它接近某种竞技场的感觉,或是马戏场,适合故事不断在其中发生、延伸,直到所有参与者感到疲惫为止。黑暗将其与世界隔离开。这男人头昏眼花,是他脚下的大地在翻转,他真正无视这个事实吗?从这个角度看,这真是个荒诞可笑的世界。在我们的星球上,一个男人被撕成碎片。天空依旧冷酷而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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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How to Look at a Painting》,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

P.S.: 乔治·戴尔是培根的情人,两人1963年像暴风雨一般相遇,同时昭示着结局的悲惨。1971年,就在培根在巴黎大皇宫个展开幕前两天,戴尔被发现死在酒店里,死因:饮酒和药物过量。

下面这两张图片是戴尔本人,第二幅与此画并看,如同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