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应该多花时间生活和学习,少花时间工作?

 

一直以来,艺术君有个“妄想”:

地球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为了填补人生几十年的时光,人们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工作,而其中某些工作本来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是为了完成某些工作而在其基础上发明的工作,甚至有些工作完全没有存在的基础。地球上几十亿人,为了这些工作忙忙碌碌,为了所谓的“生存”,却忘记了生活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走得太急,忘记了为何要出发”。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人天生喜欢工作,喜欢成为“工作狂”,可也有不喜欢自己在做的事情的人,不喜欢思考一封邮件该抄送谁不该抄送谁这样的问题的人。那为什么不能让少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以工作为人生意义和追求的人努力工作,然后用他们产生的价值去支持、养活其他人呢?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

“痴人说梦!”你一定会这么想。

然而,二十世纪有两个大师也有类似的想法:伯特兰·罗素和巴克敏斯特·富勒。

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他曾因为自己的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西欧思想,言论自由最勇敢的君子,卓越的活力,勇气,智慧与感受性,代表了诺贝尔奖的原意和精神”。

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1895年7月12日-1983年7月1日),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及发明家 。他最著名的建筑设计是球型屋顶,富勒烯也是其形状类似富勒的球型屋顶而得名。1965年至1975年,设计科学开始得到世人重视,发展迅速,这要感谢富勒的开创。他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实践科学真理,解决人类问题。”所以,他的名字也许翻译成“福乐”更为准确,因为他的一生都在为了人类的幸福快乐而努力。

下面艺术君花了四个小时节译的文章,来自OpenCulture 网站,名为:《伯特兰·罗素和巴克敏斯特·富勒谈“为什么我们应该少花时间工作,多花时间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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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有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观念,他们是:伯特兰·罗素和巴克敏斯特·富勒。两个人都在挑战这样的想法: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有能领薪水的工作,而且我们不能放纵自己的热情和兴趣,除非是为了金钱利益,或是已经有了足以独立生存的财富。罗素在1932年写了一篇文章《闲暇颂》,美国哲学家加里·古廷(Gary Gutting)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有薪水的工作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大量失业的人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我们绝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将工作视为通向其他事物的途径:工作可以谋生,但工作不是生命的意义。”

实际上,无数事实证明,我们为了生存必须做的工作,夺去了我们享受生命的能力,工作破坏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宝贵时间,还破坏我们的环境。罗素的文章指出:“这个世界上完成的工作太多了,工作是一种美德,这样的信条却造成了大量的伤害;在现代工业国家中需要提倡的东西,与一直以来在提倡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所提到的“为懒惰辩护”,从我们对于“工作”一词的定义开始,其特点是首先区分体力劳动和管理行为。

工作是什么?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在地面或是接近地面的地方,改变某种物质相对其他物质的位置;第二种,告诉其他人这么做。第一种令人苦闷,收入低;第二种令人愉悦,收入高。

罗素进一步将第二种分为“下命令的人”和“提供建议应该如何下命令的人”。他认为,后一类工作“称为政治”,不需要了解“建议具体内容针对的领域”,而只是有操控他人的能力,掌握“用语言和文字说服他人的艺术,比如广告”。罗素接下来讨论了社会顶层的“第三类人”——英国地主,他们“比其他工作人士更受尊敬”,“可以让其他人为这些人自己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工作而付出代价”。他写道:地主的闲暇“只是因为他人的勤劳才成为可能。实际上,纵观历史,他们对舒适的闲暇的渴望,正是所谓‘工作之福音’的来源。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以他们为榜样。”【艺术君注:想想《唐顿庄园》,里面的爵爷一家,虽然已经相当开明,但要是没有佃农养着他们,没有厨娘、侍女、男仆、管家服侍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也许会培养出另一个罗素?因为罗素自己就是第三代伯爵。】

罗素强调了“工作之福音”,他指出:“奴役之国的道德”,以及这样的国度统治之下发展出来的种种谋人性命的辛苦劳作,包括奴隶私人财产化、在糟糕的工作环境中每天工作15小时、童工等等,全都“糟糕至极”。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然跟罗素的时代有了很大分别,但即便在如今,当劳工运动终于在社会福利和闲暇时间上有了一些不稳定的成果之后,强加在我们绝大部分人身上的工作仍然与人类的福祉无关,实际上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的,这都是目前仍占据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宣传的成果:如果我们不努力挣钱,不以此去增加他人的利润,我们就会变成懒虫,沦为恶人,无法养活自己——这样的逻辑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撒旦借懒人之手做坏事”,这句新教徒的谚语,罗素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而他在文尾给出了相反的结论:

我们需要这样的世界:一个人每天最多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每个拥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迷其中;每一个画家,不管 ta 的画作水平如何,都可以尽情画画,不需要担心饿肚子。年轻的作家不需要借助耸人听闻或是煽情的情节来吸引大众注意,不必必须用那样的手法完成重要的作品以获得经济的独立,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品味和能力。

我们被迫所做的劳力越少,我们在闲暇时能产生的有益工作就越多,而且我们整体上需要付出的劳力也会减少;这是罗素的看法,因为“现代的生产方法,已经赋予我们所有人享受轻松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为某些人劳累过度,而让其他人挨饿”。

几十年之后,富有远见的建筑师、发明家和理论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同样观点,说了类似的话,反对“每个人都要谋生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富勒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在努力探讨工作与非工作(non-work)的理念。1970年代的《纽约》杂志,有一期以“环境讨论会”为主题,他在其中简要总结:

实际上,如今,一万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能做出技术突破,就足以支持所有人的生活。我们不断发明工作,因为这样的错误理念:每个人必须从事某种苦活累活,因为根据马尔萨斯-达尔文理论,他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

很多人干着脏活累活,挣的钱却少得可怜,另外一些人赚到盆满钵满,干的活却确确实实。创造出过剩的工作,导致冗余、低效、官僚主义的浪费,我们听到太多政治家的抱怨:“我们有检查员,然后人们制造机制,让检查员检查检查员。”这都是为了满足某种值得怀疑的道德必要性,同时让一小部分富人变得更富。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继续教育自己,做让我们高兴的事,富勒指出:“人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是回到学校,去思考他们以前思考过的东西,去思考别人告诉他们‘你必须工作以谋生’之前思考过的东西。”换言之,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自己工作,去做为了得到高质量的生活、实现社会角色而值得做的工作,而不是政府、地主和企业高管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富勒觉得:我们都可以这么做,而且都将因此而同样繁荣兴旺。技术演化出来的进步,让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富勒称这样的进步为“瞬息之变”。《关键之路》(Critical Path)是富勒关于人类发展的一本高瞻远瞩之作,他在书中说:“现在,地球上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孩子,他们的生活标准都有可能像当今的亿万富翁一般。”【艺术君注:“瞬息之变”,原文为“ephemeralization”,是指技术的进步有可能用越来越少的资源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最终,你可以几乎不耗费任何资源,完成任何事情。听起来不靠谱是吗?二十年前,你能想象得到:一本小人书那么大的设备,可以连通世界,帮你查遍百科全书,订好机票,买到油盐酱醋,还能有人给你送上门吗?】

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也许吧。但是,富勒那似乎遥不可及的发展途径,不依靠化石产生的石油、而是走可持续之路的未来发展途径,似乎从未得以尝试;原因有些显而易见而且令人灰心,有些就不那么明显。不管是罗素还是富勒,他们都不打算废除资本主义,或是强调其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他们也没有指明工人阶级的天堂即将降临。(罗素放弃了早期对于共产主义的热情。)圣母大学的哲学教授加里·古廷也没这么想,他在《纽约时报》评论罗素的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这本身不是罪过。”相反,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追求利润绝不会有好结果。但在国家共产主义以及奉供给经济学为圭臬的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之间,有很多中间路线,比如健全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是为人们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反对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的人们,他们共识是:教育应该培养出更多理性思考者和能自我引导的个人,就像古廷说的,教育不应该“以训练工作者或是消费者为主要目的”;同时,出于我们的个人实现,去做我们喜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是某些有钱有闲阶级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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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文章节译,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OpenCulture 网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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