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圣婴和市长一家·小霍尔拜因

Darmstadt Madonna,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528, Limewood, 146.5 x 102 cm, Schlossmuseum, Murnau, German

圣母、圣婴和市长一家,小汉斯·霍尔拜因,1528年,椴木油画,146.5 x 102厘米,宫堡博物馆,穆尔瑙,德国

小汉斯·霍尔拜因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画家之一,他比丢勒小26岁,出身于画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画师,为人又机敏不凡,不久就兼收并蓄,掌握了北方艺术家和意大利艺术家二者的成就。

这幅祭坛画是他刚过30岁的作品。

这种供养人像的形式是各国都有的传统形式,但是霍尔拜因的画仍然是同类画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在以古典形状的壁龛为界框的平静而高贵的圣母形象两边,那些供养人自然地聚为群像,这种布局方式使我们回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和谐的构图。

对细节的详细描绘,让我们想起之前介绍过的康平的《女子肖像》,尤其是画面右方那两个女子,包括那个女孩子头上的饰品,衣服上的银色花纹和裙子的线条和褶皱。前景下方的地毯,花纹和颜色都十分复杂,而且折在一起,霍尔拜因用光影的明暗变化,令观者觉得仿佛就在眼前,使人叹服,充分展现了霍尔拜因对细节的处理能力。从这一点上,霍尔拜因继承了北方的传统。

这幅画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大部分同样主题画作中的圣婴不同,圣母怀抱中的圣婴更像是普通的孩子,表情懵懂。这样就造成一种感觉:仿佛圣母刚刚从摇篮中把熟睡的圣婴抱了出来,接见供养人一家。

  1. 《艺术的故事》 p376

卸下圣体·彭托莫

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 Pontormo, 1525-1528, Oil on Board, 312 x 190 cm,  Capponi Chapel in the church of Santa Felicita, Florence

卸下圣体,彭托莫(又译:蓬托尔莫),1525-1528年,木板油画,312 x 190厘米,圣费莉希蒂教堂的巴巴多利小礼拜堂,佛罗伦萨

彭托莫是一个过分敏感的神经质的人。为了幽居独处,他有时候完全割裂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他的作品常常显得荒诞无稽,但又有一种悦目的躁动感,让人激动不已。

这幅画是为私人礼拜堂的祭坛而画。画面泛着奇异的冷光,显得清澈明亮,好像不属于尘世。这既是为了弥补教堂光线的不足,也显示出作品情感的力度。自然世界的景物被完全省略压缩到了画面边缘,而且几乎没有了颜色,与画中伤悼者鲜亮的粉色和蓝色衣服形成明显对照。脆弱感、失落感主宰着画面,那些四肢修长、充满古典美的人体,与他们焦渴、困惑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越发让人心生哀怜。

彭托莫这幅作品与凡·德尔·韦登的作品为同样的基督教题材,但处理方式却无视传统常规:画面中没有十字架,基督的位置略偏离画面中心,几乎根本没有着力去表现三维空间或常规比例。画面高度平面化,而且有数个人体弯曲纠缠在一起,显得很混乱,以至于在有些地方都无法将肢体和人对上号。

圣母玛利亚悲痛欲绝,手臂伸出需要人扶持。画面外围的人物似乎在浮动,躯体都向画面中心弯曲。她们的体态促成了画面的螺旋状动态图;引领观者的视线以逆时针方向看过画面上拥塞的人体,最终停留在基督那绵软的躯体上。

耶稣的形象有雕塑质感,显示了彭托莫对线条的高度敏感。躯体扭曲,是矫饰主义中常见的表现手法。耶稣的位置偏离画作中心,画面没有了中心焦点,这有象征含义:对信徒而言,没有了救主耶稣,生命就没有意义或秩序。

彭托莫把悲恸昏厥的圣母形象呈现得比画面中其他任务大很多。满脸悲戚、手臂长伸的玛利亚给观者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她不仅仅是神圣的耶稣之母,更是一位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平凡母亲。

玛利亚右前方的年轻女子正急忙迎上前去扶持圣母玛利亚。她那鲜亮的粉红色和黄色衣裙夺人眼目。这种鲜艳活泼的颜色给画面带来装饰美感,还映衬了旁边蹲伏男子的肤色。

前景中这个男子的形象很生动:他依靠前脚掌和脚尖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对于肩扛尸体的人来说,这种姿势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男子以哀告的恳切表情直接面对观者,似乎在邀请观者一起感受这一悲情时刻的凝重哀伤和痛苦。

  1. 《艺术通史》 p 205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140

卸下圣体·凡·德尔·韦登

The  Descent form the Cross, Rogier van der Weyden, c. 1435, Oil on Oak Panel, 220 x 262 cm, Museo del Prado, Madrid

卸下圣体,罗吉尔·凡·德尔·韦登,约1435年,木板油画,220 x 262厘米,普拉多美术馆,马德里

这也是一幅要从远处去看的大型祭坛画,必须把这个神圣主题展示在教堂的信徒们面前。这幅画必须做到轮廓清楚,图案令人满意。韦登的画满足这些要求。

基督的身体被转过来,正面朝向观众,成为构图的中心。正在哭泣的妇女们在两边形成边框。圣约翰像另一边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一样躬身向前,他徒然地想去扶住昏倒的圣母;圣母的姿势跟正在放下的基督身体的姿势相呼应。老人们的平静姿势有力地烘托着主要角色的富有表情的姿势,他们看起来像是神秘剧(mystery play)或“活画”(tableau vivant)中的一批表演者:一位演出人研究过往昔中世纪的伟大作品后触发了灵感,想用自己的艺术手段加以模仿,就让这些表演者聚集起来,摆好姿势。

韦登试图表现不同类型与不同程度的忧伤——左侧身穿醒目的粉红色长袍的圣约翰神情庄严、强忍苦痛,右侧抹大拉的马利亚则毫不掩饰心中的悲苦——她的衣着是一种大红、淡黄和绛紫的鲜明组合。

画家极其准确地把握每一个人物的情绪,没有任何不恰当的渲染。一切都那么真实可信,将我们卷入一场壮美而可怕的经历。

韦登可以忠实地描绘出每一个细部,每一根毛发和每一个针脚。图案清楚的古老传统有很大一部分被他保存下来。他在单纯的背景上把人物置于进深很浅的舞台之中,但同样可以构造出令人信服的立体幻觉,特别是在画面顶部。梯子上帮佣的头有部分被挡住了,他伸出右手抓着木架钉子;耶稣圣体刚刚被他从钉子上卸下。

韦登用这种手法,把哥特式艺术的主要观念转化为新颖、逼真的风格,对北方艺术做出巨大贡献。

当时,透视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画家们可以把画画得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但是怎么样摆布人物形象、构图的问题就不再那么好解决了。韦登正是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1. 《艺术通史》 p 146
  2. 《艺术的故事》 p 276
  3.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67